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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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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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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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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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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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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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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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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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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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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与会的释义及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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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民间组织的社与会，若从语源学的角度加以考察，显然社早于会，而且社与会尚有一定的区别。根据清人徐珂所载，“集会”与“结社”，两者性质有所差异，亦即“集会为一时之联合，欢迎欢送之类属之。结社有永久性质，办事讨论之类属之”（注：徐珂：《清稗类钞》之《风俗类·开会》，第5册，21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可见，就严格意义而言，“会”为临时的联合，而“社”则有永久之性质。然在中国古代，每当民间社日举行春祈秋报之时，通常会举行一些迎神赛会的仪式，为此社与会又可并称，随之衍生出“社会”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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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国形式多样的社与会之前，无疑需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亦即什么是社？什么是会？时至明代末年，由于坛坫林立，各种文社蔚然成风，故自明末清初以来，对“社”的讨论，不乏其人，其中最令人关注者当推明末清初学术大家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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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社的含义比较复杂，就其源流来说，其含义大抵不外乎以下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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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是土地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又《礼记》亦有相同的记载：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注：《左传》、《礼记》之说，转见杜登春《社事始末》一书，收入《昭代丛书》戊集续编，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据上述两条记载可知，社的本义是民间共同信奉乃至祷祀的土地之神。（注：在中国人的神灵信仰中，土地庙或土地祠、土谷祠之类的土地神信仰，应该说最为深入民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普及程度甚至超越了民间的观音、真武、关帝信仰。而在民间记忆中，土地神的形象通常是一位“老人”，至于穿着打扮则多为“方巾白袍”。相关的记载，参见陆粲：《庚巳编》卷2《洞箫记》，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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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社神？历代经学家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或认为是土地之神，或认为就是句龙。本书在后面将有详细阐述，在此不赘述。不过由于后世私社的崛起（注：所谓“私社”，明人田艺蘅作如下解释：“今民间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也。”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12《大明大统历解》，4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社神则因时代不同而随之发生诸多变化，甚至出现了将宗族祠堂之神称为社神、社主，或者将地域内的先贤人格偶像化，进而演变为社神。（注：人格偶像化现象，这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最大特点。至于清官死后成为城隍神乃至地狱中的阎王，这更是人格偶像化的典型之例。如在清初，苏州府常熟县之里社祭祀，就将隋朝司徒陈杲仁奉为社神。这是人格偶像化的典型例子。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6，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这就使社这一概念外延更趋扩大。如传统的观念视国家、朝廷为社稷（注：如元人舒恭释“社稷”云：“社，后土；稷，谷神。凡建国，必先立社稷坛。盖土、谷，国家所赖之最重而当先者也。”舒恭又引《孝经说》云：“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长。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由此不难考见“社稷”代表国家之缘由。参见舒天民：《六艺纲目》卷上，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9册，5505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有时也简称“社”，这显然就是“古之国社说”的翻版。若称“宋社既墟”，即指宋朝已经覆亡。尽管社从土地之神演变为民间的社团组织，但其组织中仍然保留着古时社主的因子。这已经为后世社团组织无不尊奉本社社主的惯例所证实。如明代闲人清客结社奉伍子胥、伯嚭，清初的“惊隐诗社”奉陶渊明为社主，即为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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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是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地理单位。顾炎武说：“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据注，当时二十五家为一社。又据疏：“《礼》有里社……以二十五家为里，故知二十五家为社也。”可见，里、社在古代即可并称，进而在元代得到了很好的传衍。当然，元代社的编制已稍有变化。忽必烈曾颁布过劝农立社事15款，规定50家为社，以“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社长组织本社成员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创办义仓，兴举学校等等。（注：《元史》卷93《食货志》1，2354~23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通制条格》卷16《立社巷长》、《农桑》，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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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作为一种乡村基层组织，延续至明清而未改。明人璩崑玉纂集的《古今类书纂要》对里社作如下解释：“里之为言止也，居也。古者五十家为里，今以百十家为里。”（注：璩崑玉：《古今类书纂要》卷2《地理部·里社》，明崇祯七年刻本。）明代的乡村基层组织虽以里甲为其基本单位，但社的建置犹存而未亡。从这一意义上说，顾炎武所说的“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称”（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0页。），显然基于一定的事实依据之上。一般说来，南方多以都、村分里甲，而在北方某些地区，则以社或屯分里甲。明嘉靖时大学士桂萼对屯、社解释如下：“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异。今直隶、河南等处州县，以社分里甲，犹江西、湖广等处州县，以村分里甲也。”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80，第3册，18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在上述记载中，其中社、屯的区别，究其实不过是土著与移民之分。如顺天府香河县就是以社、屯区别土著与移民的：“按土著之民编社，流徙之民编屯。社屯各有长，长率十户，谓之里甲。”万历《香河县志》卷2《地理志·里社》，明万历四十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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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是指民间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明末人艾南英曾有言：“若夫社之为名，起于乡闾党族春祈秋报之说。”（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2《随社序》，清光绪五年重刻本。）显然，社就是“社会”的同义语。什么是“社会”？《古今类书纂要》作如下解释：“社无定日，以春分后戊日为春社，秋分后戊日为秋社。主神曰勾芒。民俗以是时祭后土之神，以报岁功，名曰社会。春社燕来，秋社燕去。社神又名勾龙。”（注：璩崑玉：《古今类书纂要》卷2《时令部·社日》。按：相同的说法亦见于明人于慎行与清人陆以湉的记载。如于慎行云：“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后五戊日为社日。春秋二社皆戊日也。”陆以湉记云：“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分见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4《杂考》，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陆以湉：《冷庐杂识》卷4《天时》，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又春社、秋社之名，其义无非是为了表达“重农事”之意。而月令又将春分、秋分前后的戊日定为社日，其义有二：一是根据《礼》，所谓元日，主“元吉”之意；二是“戊日”之戊，则代表土。相关的解释，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12《大明大统历解》，429页。）所谓的“勾龙”，即《左传》与《礼记》中所言“句龙”。中国民间祭祀社神的社会起源较早。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有晋史道硕画《田家社会图》。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亦有关于南北朝时民间社会的记载。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同样有下面的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妳房、肚肺、鸭饼、瓜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请客供养。……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8《秋社》，50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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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祈秋报的社会，延续至明代而未变，而且其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繁多。明代乡村每里一百户内都有五土五谷之神的祭祀仪式，专门用来祈祷“雨阳时若，五谷丰登”。每年轮一户为会首，通常是现役里长，由他来主持里社祭祀之事。祭毕，令一人朗诵掊强扶弱的誓词。读毕，长幼一起以次就座会饮，尽欢而退。这种社会，其目的就是为了“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注：嘉靖《仁和县志》卷7《恤政》，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按：叶春及《惠安政书》10《里社篇》有更详细的记载，只是誓词稍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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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是指信仰相同、志趣相投者结合的团体。如顾炎武说：“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0页。）这一类社不仅聚徒结会，而且参加者大抵气味相投、志趣相合。故杜登春亦言：“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注：杜登春：《社事始末》。）此类团体自古即有，如晋慧远结“白莲社”，唐白居易与香山九老结“香山社”。据宋代杂记载，宋有“弓箭社”。又据《直斋书录解题》，宋代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则有“射弓蹋弩社”。而元代的“月泉吟社”，更是闻名于一时，其影响及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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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这类诗社或文社，其发展的势头比历代更盛，尤以明季张溥创设的“复社”最为著名。据顾炎武记载：“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0页。）所指即此类会社。清人杜登春对这些社事所作的概括大致符合实情：“社之始，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于天下。各立一名以自标榜，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或携笔砚而课艺于一堂，或征诗文而命驾于千里。齐年者砥节砺行，后起者观型取法。一卷之书，家弦户诵；一师之学，灯尽薪传。”（注：杜登春：《社事始末》。）明末文社的蜂拥而起，不但突破了古代社的春祈秋报含义，而且作为一个团体，更是打破了狭隘的地域关系，将势力普及到全国。无怪乎艾南英对明末的社事要发出这样的感慨：“而士因之以缔文，至于相距数千里，而名之为社，则古未前闻也。”（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2《随社序》。）一句“古未前闻”，显已道出明季文社所达到的历史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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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社又可指行业性团体。早在唐代，民间结成的“社邑”，就由各色商行组成。如小绢行邑、白米行石经社、屠行邑等。（注：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83~107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宋代，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诸如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青果行献时果社，另外尚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等。（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9《社会》，299~300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这种习俗，入清犹存。如丰镇县的社邑，除“农民社”之外，尚有“钱行社”。（注：光绪《丰镇县志》卷2《风土》，见《新修方志丛刊》，台北，学生书局，1967。）在清代，更有商业各行以社相称之风。如康熙年间，扬州称茶肆为“紫云社”，称酒家为“青莲社”等。（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3《桥西录》，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按：从清末人傅崇矩的记载可知，清代末年的四川成都，茶馆、茶园除了个别称“阁”（如广春阁）之外，有普遍改称“茶社”之风。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茶·成都之茶馆》，379页，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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