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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65 尤堪注意者，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佛社发生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社”与“邑”逐渐合流。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社”与“邑”两者在含义上有着明确的界限，当时的佛社一般均称邑、邑义、法义等，绝不以“社”为名；而从事传统的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民间团体则称为社，或邑社连称，绝不以邑、邑义为名。但到隋唐五代，邑、社合流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如下面史料所记：“天宝十载二月八日石经社武冲子、赵堪举、冀元礼合邑人等造经八条供养”，“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文安郡石经邑社官孙倩录事刑昌合邑二百人等造经八条”（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94页。）。上面两则史料所述均为从事造经活动的佛教团体，一个称石经社，一个称石经邑。显然，“邑”与“社”的含义已几无区别。从社、邑有别到社、邑并称，决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而是可以说明，至隋唐五代时期，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邑）社与邑（义），在活动内容和性质上均已开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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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67 入宋以后，不仅社与邑的合流趋势继续存在，而且出现了“并社为会”的现象。如江苏昆山，每当四月望日，“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教以祈岁事，并社为会，以送神”（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可见，到了宋代，民间的春秋二社社祭已与佛道结社合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以后，以志趣相投而结会的现象更趋普遍，并有取代民间春秋二社、佛教结社之势。在宋代，太学生有“茶会”，文人有诗社、文社，士大夫闲暇生活则有“耆英会”等怡老组织，讼棍有“业觜社”，民间有互助性的合会，也有保护乡里的“弓箭社”、“马社”等军事性结社，此外尚有秘密结社，结社已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即使如古老的春秋二社的社会，亦因宋代都市的繁华而变得格外热闹，其繁盛程度堪称空前。《东京梦华录》记开封六月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社火”之盛况云：“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8《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48页。按：在明代，凡是民众“看街坊杂戏场”，则概称“社伙”。据明人田艺蘅的考证，“社伙”又作“社火”，属于宋代以来的遗风。用“伙”字，根据《说文解字》及《方言》，无非是说其“物盛而多”；用“火”字，则“言如火然，一烘即过”。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157页。）而在杭州，除了文士的西湖诗社及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之外，社会之盛，前所未有。奉佛之人，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全由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前往，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有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每年的四月，西湖有放生会。此外，还有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七宝考古社、马社、清乐社等会社（注：《都城纪胜·社会》，98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名目极其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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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69 元代的结社结会，基本上是宋代的延续。民间社会照常举行，士人的诗社、文社相继崛起，其中最著名者当数“月泉吟社”。关于这些，本书后文皆有详述，在此不赘。值得一记的是，元代的艺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书会”团体。从南宋到元代，说话和戏剧等伎艺相当发达，因此，当时就有专门替说话人、戏剧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的文人，这些文人有自己的行会组织——书会。书会在宋代即已出现。《都城纪胜》云：“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书选者。”（注：《都城纪胜·三教外地》，101页。）书会中人，一般称为“书会先生”，又称“才人”。其成员大部分是科举失意但有一定才学和社会知识的文士，也有一部分是低级官吏、医生、术士、商人，以及较有才学和演唱经验的艺人，可见书会成员的成分相当复杂，甚至还有身份较高的“名公”参加编写。当时较大的城市都有书会的组织。其名称有以所在地为名的，如“永嘉书会”、“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亦有用其他名称的，如“元贞书会”、“敬先书会”等。（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册，65~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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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71 上述的书会，始自宋，延续至元明两代，而元代的书会则以玉京书会最负盛名。据元末贾仲明为钟嗣成《录鬼簿》中前辈才人关汉卿、赵公辅、岳伯川等作的《凌波仙》吊词和《书〈录鬼簿〉后》可知，关汉卿、杨显之、赵公辅、岳伯川、赵子祥、高文秀等人，均为大都玉京书会中成员，而关汉卿则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道，捻杂剧班头”，成为玉京书会的首领。比玉京书会稍晚一点，有元贞书会，在外地尚有其他诸多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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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73 明代会社的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各阶层的人员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相聚成群，趣味相投，结成各式各样的社与会。（注：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载《历史研究》，1991（5）。）在这些社会中，既有文人士大夫的讲学会与诗文社，又有名目繁多的民间结会，即使如秦淮的妓女也结成“盒子会”，城市的游民则结成“保生社”，武将亦结社会文（注：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在任汀漳守备时，曾在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击剑”。参见《明史》卷212《俞大猷传》，56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释子则结社聚会（注：明末杭州的读书社，大多为“释子之所网罗”。参见黄宗羲：《南雷诗文集·陈夔献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45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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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75 入清以后，会社活动基本承袭明代。但就文人的结社而言，清朝廷的严厉禁止使得社团活动内容极为贫乏，起不到活跃思想、丰富生活、开展社交、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与明代的社团相比，清代文人的结社不但在规模上显小，而且政治色彩亦渐消失，使得清代文人的社团生活一度陷入沉寂。尽管如此，清代民间的社团，诸如四邻社团活动、同乡组织等则不仅得以延续，而且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清代的会社团体，在过去邑、社等名称之外，还陆续出现了“约”、“缘”等名称（注：如湖南桃源县，城乡醵金为“孝义约”，“遇亲戚懿亲丧，人各出布为赙”。又如浏阳县上东乡之“东门九邻缘”，就是一个互助修桥的团体。“孝义约”之具体内容，可参见光绪《桃源县志》卷1《疆域志·风俗》，清光绪二十年刻本。至于“东门九邻缘”，可详见后述。），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清代的社团生活自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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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77 至清末，维新变法与革命运动相继崛起，学人的结社得以发展，并和反清斗争相结合。儒生文士入会，则形成各种学会，诸如“湘学会”、“圣学会”、“南学会”等，无变书院之名，却有变书院之实；释老入会，则形成各种宗教学术团体，如上海有黎灿阶、陈治镐等人发起“世界宗教会”，参加者佛教界有欧阳渐，天主教界有李提摩太，回教界有哈麟等，道教界有李梅庵等（注：魏元旷：《蕉庵随笔》卷1，见《魏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刻本。），无变寺观之名，而有变寺观之实；农民入会，则形成农会，无农部之名，而有农部之实；商人入会，则形成各式商会。此外，赛珍有会，纪念有会，戒鸦片有会，禁缠足有会，戒时文有会。中国的结社结会，至清季而再盛，亦由清季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即出现了各种新式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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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79 二、会社与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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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81 中国的民间结社活动是一种具有浓厚汉文化传统的社会活动，有传统习俗、经济互助、派别团体和佛教社邑各种形式以及多种活动内容。会社的活动，发轫于先秦，自汉迄清，一直延续，其间虽有盛衰，其活动却并无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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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83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窅然丧其天下焉。”（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1页。）由此可见，年节、结社、同乡、宗族四者，已经成为传统中国人情交往最为重要的四个联结纽带。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民间习俗以及大众社会的生活，民间结社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剖析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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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85 （一）会社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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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87 根据现有的民间会社材料，采用一种较为传统的分类方法，分析会社内部活动的种种形式，并据其功能的差异，可以将传统会社团体析为政治型、经济型、军事型、文化生活型四个大类。究其原因，虽然民间结社的活动丰富多彩，会社名称亦五花八门，却又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大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尽管会社规模的大小及影响深浅的不同，致使这种相应的联系尚有疏密、紧散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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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89 就“社”的源头而言，即与朝政关系密切。众所周知，在山东曲阜，一直存在着“亳社”、“周社”两处遗迹。如《春秋》哀公四年云：“亳社灾。”《穀梁传》作如下诠释：“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可见，将亡国之社“以为庙屏”，可以作为新朝政府的鉴戒。又如《左传》闵公二年云：成季之繇，曰“间于两社，为公室辅”。注云：“两社，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正义》亦云：“雉门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注：关于“亳社”、“周社”之梳理，可参见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附录，《肇域记》卷1《山东》，第4册，25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由此可见，所谓的间于两社，无非是说在两社之间，通常作为朝廷询谋大事之处。换言之，亦即朝廷执政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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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91 政治型的结社首先包括传统官僚政治的朋党之争，而这种朋党则以士绅阶层的同年、同乡、师生等关系纽带为基础，其较直接的社团表现为同年会、同乡会此类社团，并兼及因讲学、诗文结社团体的不同而造成政治派别的隔阂、论争。其次，朋党的遗绪及发展，则为各种政治性结社结会。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类政治性的结社是一种自发的、不合理的、影响整体的集团。这种集团的影响力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通过鼓动群众等方式间接地推动政府的政治改革。而这里所说的“不合理”这个概念，主要是指这些社团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采取的行为完全是一种毫不珍惜自我的牺牲行为。政治性结社活动所达到的顶峰，无疑就是近代政党组织的出现。政党当属于一种自发的、合理的、影响整体的集团。这种集团的组成，以影响、改变整个社会为目标，并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合理地开展活动，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政治性结社与政党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别，尽管这种差别是极为微妙的，但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大致说来，政治性结社是一种同志式的结合，是有感情的；而政党则在于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并努力使自己作为合理的机构而存在。换言之，政治性结社是政党存在的基础，而政党则是政治性结社的发展结果。再次，乡村社会久已存在的一整套乡村基层行政体制，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稍有差异，但与民间的结社关系紧密，它们之间往往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正是就这一角度而言，乡村基层行政组织无疑就是古老的社祭组织的遗存。进而言之，一种民间结社的出现，其目的可以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之别，然它的存在，常常起到巩固乡村业已存在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实际上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最后，公开性的社团活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部分有助于传统社会的统治，但其结果必然会遭到统治者的严令禁止，并出现萎缩，随之而来的则是秘密社会的兴盛。究其本质来说，秘密社会这种社团不过是一种异姓结拜组织，兼及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助，但从秘密社会的实际活动来看，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统治者而言，却是一种反动行为，并不利于统治者长治久安的理想目标，更多地带有反朝廷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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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93 经济型会社大致不外乎合会、善会及行会、会馆等商业团体。合会起源于民间的互助习俗及以丧葬互助为目的的丧葬邑社，随后才发展成为以民间储蓄、财产增殖为目的的合会与义助会。合会与义助会这类社团，成员之间的维系纽带是互助合作，而其外在的表现显然是赤裸裸的金钱财产关系，明显带有经济互助的特征。善会是所有以行善为宗旨的社团的通称。其形式分别有同善会、一命浮图会、惜字社、恤嫠会等等，而且其精神的支柱又不同程度地受到儒、佛、道三教善意识的影响。然究其实质，也无非是在行善的幌子之下，行民间救济、赈助之实，仍然是一种经济互助组织，只是形式与合会和义助会稍异而已。行会、会馆（公所）为一种行业性组织。行业性组织在传统中国的结社习俗中是相当普遍的，功能亦互有不同。只是因为行会、会馆更多地与商人的经济利益相关，才将其归入经济型会社。而会馆除商人会馆以外，又有同乡会馆，故又附带涉及同乡会馆。从社会学对社团分类的角度来说，行会、会馆是一种自发的、合理的、表现自己的集团。这种集团与其说是充分满足个人的感情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的个人目标，这是成员们为获得利益和效果的一种合理的相应形式。换言之，它大体上包括大部分利益社会的集团。集团的成员对集团的那种合理的适应性，导致这种集团结合的表面性。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它们是自发组织的，而不是自觉地和睦相亲的，其基础在于对利益目标的价值所采取的自主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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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95 军事型社团的出现，渊源于民间的斗力尚武之俗。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义社与义会，其表现形式有弓箭社、马社、义甲、牛社与义勇大社等。当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民间就秉义而起，自相团结，习练武艺，成为一种地域性的军事力量。它可以是一姓的结合，也可以是同一地域内几个村庄的联合。二是保甲、民团与商团，既为乡村的军事组织，又是行业性的军事团体。所有上述军事性的社团，均带有临时性的特征，乡里危难一旦解除，这些团体也就趋于解体，或归于农，或归于商，往往表现为寓兵于农或寓兵于商的特点。即使是相对常设的保甲组织，通常也是在军事危机时更显其作用，进而随着危机的解除而自然涣散，慢慢形同虚设。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军事型会社均起到保卫乡里的作用，不但成为固定的国家军事力量的补充，而且与传统的乡里社会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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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97 文化生活型社团的内容最为广泛，名目亦最为繁多。既有积极的社团，如文人的结社、士绅的讲学会及怡老会，也有病态的社团，如赌博一类的斗鸡会、花会乃至专门从事哭业的哭会。按照社会学的理论，此类社团当属于自发的、不合理的、表现自己的集团。相对而言，这种社团对整个社会的渗透程度和推动整个社会的力量较为弱小。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又是关心个人最为强烈的集团，以充分满足个人欲求为主要目的。对这些团体的目标所产生的感情上的适应性，多指集团成员的相互信赖或传统主义的态度。本书内容所涉及的文化生活型会社，主要包括文人的结社、讲学会、怡老会、宗教结社、社会与庙会、风俗会社等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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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499 文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聚会结社，大致以兴趣相投为基础，既有吟风弄月这种以满足个人心性愉悦为目的的赏心乐事（如诗社），又有以揣摩时文风气作为日后进身之阶的功利性目的（如文社、文会）。无论是以何种目的结会，文人社团的出现，事实上都在诗文或时文上造成一定的声势，并进而形成一时的风气，而这些又均成为当时文化的主要内容。讲学家与文人在人格上虽稍有差别（注：关于文人的特性，以及文人与道学家的人格差异，陈宝良所撰《明朝人的幽默》（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2））、《明代文人辨析》（载《汉学研究》，19卷1期，台北，2001）二文，有较为详细的探讨，可资参看。），但同样亦属社会的精英。他们结讲会、究学问，无非是满足个人心性的修养以臻至善与改良学风及社会风俗这种功利性目的的合一。而讲学会的出现，最终也会在学术、思潮上起主导作用，并成为一个时代哲学思潮的主流。各种怡老会组织是士绅阶层官场生活的延续，名为怡老、尚齿，实则起到改善乡里风俗的社会功能，显然也是民间风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结社的形式，既有士大夫与释子结成的团体，又有民间的宗教社邑、香社、香会，甚至还包括秘密宗教结社。人类社会主要存在着两种宗教组织类型。滕尼斯（Tonnies）将其区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两种。专门的宗教组织是作为法理社会一部分而出现的。（注：［美］托马斯·F·奥戴、珍妮特·奥戴·阿维德：《宗教社会学》，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从这些宗教结社来看，显然宗教是与其他社会因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价值观部分地受到各种社会群体的影响，因为这些社会群体是使宗教得以产生的一个根源。宗教观念和价值观表达了这些社会群体的需求、思维方式和对于由它们这样的群体所组成的社会的看法。但是，这些宗教观念和价值观一旦作为文化要素确定下来，并作为某种宗教的信仰体系而弘扬传播，它们就会反过来对人们价值观和动机的形成产生影响。社会与庙会是古老社祀的延续，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即偶像崇拜、社神祭祀以及各种娱神悦人的活动方式，事实上已构成民间大众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风俗会社包括民间的岁时之会、宗教风俗之会与改良风俗之结社。民间岁时之会是民众在劳动中因经验所得而固定下来的聚会，它往往与岁时节令联系在一起。宗教风俗之会是民间宗教生活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而它则常常与附会的神诞之日、宗教法会、斋会的关系颇为紧密。民间的风俗有健康与病态之别，风俗结社亦大抵如此。至于改良风俗一类的结社，诸如禁缠足会、戒烟会，无非是一种出于改良风俗并使病态的风俗归于健康的风俗的一种精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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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501 中国传统的会社虽可区分为上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四种类型，然各种类型之间的差别并非判若天壤，在某些情况下都是模糊的，甚至不乏交叉的现象。如诗文社、讲学会，从本质上讲，当归属于文化生活类结社，但因文社有裁量公卿之举，而讲学会则有通过“清议”这一舆论方式抨击并制约朝政的特征，实际上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宗教结社中的秘密宗教结社，虽为传统的文化型结社，但从其实际的行动方式来看，无不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并时常演变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鉴于此，本书只是为了叙述、探讨的方便，才初步将结社结会分为上述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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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503 （二）会社与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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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505 结社结会是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社一类的组织已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就使得社团组织与整体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密。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注：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载《历史研究》，1993（1）。），这显然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无论分歧有多大，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对过去整体社会的历史的研究，显然毋庸置疑。诚如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对过去整体社会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方向。就结构体系而言，整体社会史是由社会的概念演绎而来的，其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的全貌，将被部门社会科学分割了的社会还原为一个整体，不仅要研究举凡人口、家庭、宗教、社区、民族之类的一般人际和群际关系，而且要研究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人类社会生活各部门中的特殊人际和群际关系。其构成内容主要有：纵向方面的人口、家庭、宗教、民族、社区、社团、阶层、阶级、国民、国家等人类的一般生活状态；横向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法制等人类特殊生活领域内的人际和群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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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507 根据上述的基本理论与看法，再结合中国传统的会社状况，可见社团生活不仅仅是社会史研究纵向方面的内容之一，而且与其他内容构成的关系亦颇为密切。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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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509 1.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与社会学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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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511 中国自古就有“社会”的称呼。早在南北朝时期，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云：“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注：关于《荆楚岁时记》一书所涉及的风俗史内涵，以及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萧放所著《〈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一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已经作了较有建设性的探讨，可资参看。）宋代的程伊川在《二程全书》与《近思录》中也有“乡民为社会”之说。社，意指土地之神；社会，原来意指人们以祭祀社神为中心而进行的集会，以后便转为祭神的场所，称之为社，进而由此延伸为以和睦为宗旨的各种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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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513 根据日本学者横山宁夫的考察，社会一词，英语作society，法语作société，均源于拉丁语socius（伙伴）一词。西塞罗模仿亚里士多德的kolrwovia这个词，把societas当作人类的共同体这个意义来使用。德语中的社会（gesellschaft）这个词，原来是指同一房间里的伙伴，后来才用来表示人与人结合的存在关系，进而作为societas这个词的译文，用得越来越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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