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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朋党主要是指官僚士大夫的结党，诸如东汉的钩党，唐代的牛党、李党，北宋的熙丰党、元祐党，以及蜀党、洛党、朔党，南宋的伪学党，明代的东林党以及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等等。这是因为，这些朋党具有古代朋党的典型特征。当然，不排斥在官僚士大夫结党之外，尚有所谓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党等朋党。不过，本书所要论述的主要是与讲学会社有关的官僚士大夫结党，至于其他朋党只是作为其对立面附带涉及，不作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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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朋、党的起源上看，联结朋党的纽带主要有同门、同志与乡党、乡里两条，至于宗法血缘关系，主要与在野的结社有关，而与朝内的朋党之争关系不大。同出一个师门，尤其是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出现了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特殊关系，难免在朝为官时产生门户之争。人以群分，其中的分别无非是志趣的不同。道不同者不与相谋。只有志同道合，才可群合、朋比，结成朋党。明人吕坤言：“君子、小人，本不难辨。然声应气求，君子以合道为朋，小人以合己为朋。”这里所谓的“合道”与“合己”，就是传统的朋党观念中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志趣之分。少为同乡，入仕后又同朝为官，其间亦不可避免地掺杂乡曲之见，由此结党，也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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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朋党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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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事物，都有其孕育产生的过程。朋党作为传统的官僚政治的一种普遍现象，自然也不例外。从朋党政治的历史变迁中，不但可以发现小人得志、君子失意的规律（注：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子、小人之辨，以及历史变迁，可参见余英时：《儒家的“君子”理想》，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118~13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而且也能揭示出其间的血腥气和传统专制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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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朋党的产生，可知其渊源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朋党之争，自古已然。欧阳修《朋党论》言，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注：欧阳修：《朋党论》，见氏著：《居士集》卷17，收入《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排印本。）欧阳修所言，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确有记载。据载，四凶族分别指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而从杜预的注释来看，前三凶即兜、共工和鲧。这位浑敦即兜的罪行，当为“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显见，在先秦诸子看来，比周就是朋比结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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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朝政中不同的宗派集团以党相别者的现象日趋普遍。据史籍记载，诸如晋国的里克、丕郑之党，栾氏之党，齐国的公子牙之党，东周的王子朝之党，郑国的子阳之党，均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朋党。各国的卿士大夫，均通过结党，以扩大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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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党锢事件发生，清流知识分子与政府发生了第一次颉颃。源出于“处士横议”的清议的存在，使这次对抗具有较多的积极意义，并对后世的党争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当时政府中的多数成员仍为知识分子，但所谓的政府并不包括它的全体成员，只是指那些掌握政权的实权派，这些人把激烈反对实权派路线的知识分子官僚视为“党人”，并加以镇压。同样的道理，因为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依附于实权派，故所谓的知识阶级也并不是指全体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当时党争双方的势力构成极其复杂，将其视为政府与知识阶级的对立，仅仅是就其大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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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二年（169）之时，由宦官势力控制实权的政府，将批判和弹劾其统治的大批知识分子及官僚，加上“党人”的罪名而加以镇压，尤其是建宁二年的第二次镇压，更是造成上百名著名士大夫官僚被处以死刑，幸免于难的知识分子也被通缉，尚有数百名党人遭到禁锢，即罢官免职、禁止入仕，甚至株连到家族门人。此事一直延续到黄巾起义前夕，事件延续近20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党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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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作者范晔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这种状况的存在，同时又引起民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注：《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2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知识阶级将批判宦官政府的舆论称为“清议”，靠清议而东山再起的党人集团称作“清流”。形成清议的社会阶级构成，除了太学生之外，尚有各地的书生，正如范晔所言：“（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注：同上书，2186页。）这种宣传支持了政府中反对宦官势力的正直官僚，从而引发了一种批判政府的普遍舆论，并因此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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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在东汉的士大夫之间，出现了带有政治结社性质的“”。士大夫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聚合在一起，互相署号，共为部党。不仅如此，士大夫的“弹”和父老之“”相同，亦喜欢刻石，并且有自己的领袖。尽管目的不同，但属于私人结合的性质却归趋一致。（注：如《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谓：“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为八俊……为八顾……为八及，刻石立，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李贤注：“，除地于中为坛。音禅；魁，大帅也。”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英雄记》云：“先是俭等相与作衣冠纠弹，弹中人相调言：‘我弹中诚有八俊、八乂，犹古之八元、八凯也。’”转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读记》，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33~3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由此可见，东汉士大夫的结“”相聚，已经开启了晚明士大夫结“社”或结“会”相合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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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党锢由太学生中诸生互相标榜评论时政而起，与其相对的为阉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浊分流，不能说是朋党。唐代牛、李党争，偶因仕宦相连，彼此出入，激成派别。至宋代，党争已与前代迥然有异。仁宗时，石介有《庆历至德诗》，激浊扬清，稍生芥蒂。英宗之后，洛、朔、蜀三党互相争异，一等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秉政，而新旧两党形同水火，不可一日相容。驯至绍圣、崇宁，党祸大起，国事日非。在南宋，也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别。其后，伪学之禁，小人借朋党中伤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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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以忠厚浑朴治国，无所谓党争。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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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淳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宋世风俗》，30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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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庆历年间，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必出其门，范仲淹加以非难，遂诋仲淹为朋党。仲淹罢去，余靖、尹洙、欧阳修同罢，而夷简亦罢，朋党之论自此始。《宋史·范仲淹传》记其事云：“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注：《宋史》卷314《范仲淹传》，10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至神宗时，王安石厉行新政，进用轻躁趋媚之徒，黜退忠厚朴拙之流。等到了绍圣、崇宁年间，党祸大起。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抨击王安石创新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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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说来，当时与王安石相争者多老成宿望，以司马光为其首。司马光为政主保守，而用人期于贤。王安石则反之。两下相争，遂成新旧两党。此外，在元祐旧党中，又有洛、朔、蜀三党之别。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涛、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附和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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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党案承北宋朋党之争的遗绪。据《宋元学案》载，庆元党案中被诬为“伪学”者共59人。而攻庆元伪学之人，自韩侂胄以下，可考者也有37人。（注：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97《庆元党案》，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6册，747~787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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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言之，宋代党争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就北宋而论，“嘉祐以前，以党吕文靖者为小人，以党范文正者为君子；治平以后，以党熙宁者为小人，以党元祐者为君子”。就南宋来说，“隆兴以前，以攻和议者为君子，以党和议者为小人；庆元以后，以党道学者为君子，以攻道学者为小人”（注：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5《读宋史》，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然就两宋党争总体而论，熙宁以前，朋党尚轻；元祐以后，朋党日重。至南渡之后，竟成水火不可解之势，而宋代随之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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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朋党之风的影响下，士风也开始与政治结缘，以致造成南宋太学生干预政治这样一种现象。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的活动，举其荦荦大者，大致有以下五次：一是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列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彦、朱勔等罪，称之为“六贼”，请求诛之。二是靖康元年（1126）二月，太学生陈东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求复用李纲及钟师道。三是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为此，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请斩汤思退、王之望、尹穑，而用陈康伯、胡铨等。四是庆元元年（1195）四月，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留任赵汝愚、章颍、李禅、杨简，请黜李沐。五是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太学生何处恬等伏阙上书，以工部尚书胡榘欲与金人议和，请诛之以谢天下。（注：宋代太学生之干政运动，可参见邓子琴：《中国风俗史》，218~22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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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太学生干政的现象，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虽无结社现象，但已开启了明代士人结社干政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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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党争与士绅结社是桴鼓相应的。换言之，士绅讲学、结社活动的存在，其影响必然波及朝政，从而在朝内引发朋党之争。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极盛，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纽带盘根错节，再加之同乡、同道关系的影响，明代党争更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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