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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朋党的产生，可知其渊源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朋党之争，自古已然。欧阳修《朋党论》言，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注：欧阳修：《朋党论》，见氏著：《居士集》卷17，收入《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排印本。）欧阳修所言，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确有记载。据载，四凶族分别指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而从杜预的注释来看，前三凶即兜、共工和鲧。这位浑敦即兜的罪行，当为“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显见，在先秦诸子看来，比周就是朋比结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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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朝政中不同的宗派集团以党相别者的现象日趋普遍。据史籍记载，诸如晋国的里克、丕郑之党，栾氏之党，齐国的公子牙之党，东周的王子朝之党，郑国的子阳之党，均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朋党。各国的卿士大夫，均通过结党，以扩大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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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党锢事件发生，清流知识分子与政府发生了第一次颉颃。源出于“处士横议”的清议的存在，使这次对抗具有较多的积极意义，并对后世的党争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当时政府中的多数成员仍为知识分子，但所谓的政府并不包括它的全体成员，只是指那些掌握政权的实权派，这些人把激烈反对实权派路线的知识分子官僚视为“党人”，并加以镇压。同样的道理，因为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依附于实权派，故所谓的知识阶级也并不是指全体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当时党争双方的势力构成极其复杂，将其视为政府与知识阶级的对立，仅仅是就其大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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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二年（169）之时，由宦官势力控制实权的政府，将批判和弹劾其统治的大批知识分子及官僚，加上“党人”的罪名而加以镇压，尤其是建宁二年的第二次镇压，更是造成上百名著名士大夫官僚被处以死刑，幸免于难的知识分子也被通缉，尚有数百名党人遭到禁锢，即罢官免职、禁止入仕，甚至株连到家族门人。此事一直延续到黄巾起义前夕，事件延续近20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党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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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作者范晔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这种状况的存在，同时又引起民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注：《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2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知识阶级将批判宦官政府的舆论称为“清议”，靠清议而东山再起的党人集团称作“清流”。形成清议的社会阶级构成，除了太学生之外，尚有各地的书生，正如范晔所言：“（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注：同上书，2186页。）这种宣传支持了政府中反对宦官势力的正直官僚，从而引发了一种批判政府的普遍舆论，并因此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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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在东汉的士大夫之间，出现了带有政治结社性质的“”。士大夫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聚合在一起，互相署号，共为部党。不仅如此，士大夫的“弹”和父老之“”相同，亦喜欢刻石，并且有自己的领袖。尽管目的不同，但属于私人结合的性质却归趋一致。（注：如《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谓：“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为八俊……为八顾……为八及，刻石立，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李贤注：“，除地于中为坛。音禅；魁，大帅也。”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英雄记》云：“先是俭等相与作衣冠纠弹，弹中人相调言：‘我弹中诚有八俊、八乂，犹古之八元、八凯也。’”转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读记》，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33~3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由此可见，东汉士大夫的结“”相聚，已经开启了晚明士大夫结“社”或结“会”相合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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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党锢由太学生中诸生互相标榜评论时政而起，与其相对的为阉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浊分流，不能说是朋党。唐代牛、李党争，偶因仕宦相连，彼此出入，激成派别。至宋代，党争已与前代迥然有异。仁宗时，石介有《庆历至德诗》，激浊扬清，稍生芥蒂。英宗之后，洛、朔、蜀三党互相争异，一等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秉政，而新旧两党形同水火，不可一日相容。驯至绍圣、崇宁，党祸大起，国事日非。在南宋，也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别。其后，伪学之禁，小人借朋党中伤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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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以忠厚浑朴治国，无所谓党争。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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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淳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宋世风俗》，30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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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庆历年间，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必出其门，范仲淹加以非难，遂诋仲淹为朋党。仲淹罢去，余靖、尹洙、欧阳修同罢，而夷简亦罢，朋党之论自此始。《宋史·范仲淹传》记其事云：“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注：《宋史》卷314《范仲淹传》，10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至神宗时，王安石厉行新政，进用轻躁趋媚之徒，黜退忠厚朴拙之流。等到了绍圣、崇宁年间，党祸大起。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抨击王安石创新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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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说来，当时与王安石相争者多老成宿望，以司马光为其首。司马光为政主保守，而用人期于贤。王安石则反之。两下相争，遂成新旧两党。此外，在元祐旧党中，又有洛、朔、蜀三党之别。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涛、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附和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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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党案承北宋朋党之争的遗绪。据《宋元学案》载，庆元党案中被诬为“伪学”者共59人。而攻庆元伪学之人，自韩侂胄以下，可考者也有37人。（注：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97《庆元党案》，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6册，747~787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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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言之，宋代党争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就北宋而论，“嘉祐以前，以党吕文靖者为小人，以党范文正者为君子；治平以后，以党熙宁者为小人，以党元祐者为君子”。就南宋来说，“隆兴以前，以攻和议者为君子，以党和议者为小人；庆元以后，以党道学者为君子，以攻道学者为小人”（注：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5《读宋史》，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然就两宋党争总体而论，熙宁以前，朋党尚轻；元祐以后，朋党日重。至南渡之后，竟成水火不可解之势，而宋代随之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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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朋党之风的影响下，士风也开始与政治结缘，以致造成南宋太学生干预政治这样一种现象。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的活动，举其荦荦大者，大致有以下五次：一是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列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彦、朱勔等罪，称之为“六贼”，请求诛之。二是靖康元年（1126）二月，太学生陈东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求复用李纲及钟师道。三是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为此，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请斩汤思退、王之望、尹穑，而用陈康伯、胡铨等。四是庆元元年（1195）四月，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留任赵汝愚、章颍、李禅、杨简，请黜李沐。五是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太学生何处恬等伏阙上书，以工部尚书胡榘欲与金人议和，请诛之以谢天下。（注：宋代太学生之干政运动，可参见邓子琴：《中国风俗史》，218~22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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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太学生干政的现象，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虽无结社现象，但已开启了明代士人结社干政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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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党争与士绅结社是桴鼓相应的。换言之，士绅讲学、结社活动的存在，其影响必然波及朝政，从而在朝内引发朋党之争。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极盛，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纽带盘根错节，再加之同乡、同道关系的影响，明代党争更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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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党争，至明末尤盛，一直延续至清初顺治、康熙两朝。明末党争，燎原于神宗万历初年。当时张居正秉政，大权独揽，采用高压的手段，言官形同木偶。不过，言官的舆论表面上似乎已被剥夺，内里却更是膨胀。而一般无耻士大夫，借此机会弹劾正人君子，以取媚时相。例如赵用贤，以弹劾张居正“夺情”而被杖，户部郎中杨应宿复力诋用贤。高攀龙、吴弘济等又来论救，皆被贬谪。关于此，《明史》有如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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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注：《明史》卷229《赵用贤传》，60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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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廷臣的党比，随之也就产生了党派。（注：明末朝臣中君子、小人之争，以及“党”之形成，究其原因，冯柯已是一语道破：“季世邪正相持，小人树党掊击，君子不得已，立援以胜之。党之名所由起也。小人以利合，君子以气投。利易入而气亦衰，是以小人之党固结不解，而君子之党每每疏，而反为所破。”从中不难发现君子党败于小人党的根本原因。参见冯柯：《三极通·下通》，见氏著：《贞白五书》，收入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22册，1322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在万历二十年（1592），湘潭人李腾芳劝王锡爵不要三王并封，迁左谕德。腾芳与昆山顾天埈善，天埈险诐无行，为世所指名，被弹劾罢去，腾芳亦投劾归。于是，当时有顾党、李党之目。这是分党的张本。到万历三十八年，祭酒汤宾尹和顾天埈招收党徒，专与东林作对。天埈昆山人，宾尹宣城人，那时就分称其为昆党、宣党。到万历四十年以后，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之分。（注：东林、浙党角力，始自国本之论。关于此，可引下面史料加以进一步申述：“国本论起，言者相继。政府惟王家屏与言者合。力请不允，放归。申时行、王锡爵皆宛转调护，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时顾宪成以疏救冢宰，削籍。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有志之士争归之。沈一贯为相，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参见张怡：《玉光剑气集》卷4《国是》，1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齐党有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党有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党有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则为三党的主谋。天启初年，东林党又得到政权。齐、楚、浙三党在万历四十五年三党专政之时，就产生了裂痕，东林党的汪文言因机而起，破坏了三党。至魏忠贤擅权，那三党不得志的人全都加入了运动，把万历、泰昌两朝的纠纷安在东林党的头上，东林遂成众矢之的。崇祯帝即位，去除了阉党，东林的势力一度抬头，但不久又陷入纷争之中。据谢国桢的研究，崇祯时期朝内的政治派别可析为以下三个系统：第一是东林党，像文震孟、钱龙锡、孙承宗、范景文等人即是。第二是周延儒的一派，像王应熊可以归入此类，后来周派依附了东林，就与东林党合流了。第三是温体仁一派，这派势力最大，流传很远，如薛国观就是他的嫡传。（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按：君子、小人党争，以传统的是非作为区分的标准，难免会有一些“小人”窜入“君子”党中。如天启年间，小人党造《东林朋党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东林籍贯》、《盗柄东林伙》、《伙坏封疆录》诸书，藉此献媚逆党，杀诸君子。然若细究之，这些黑名单其实亦不可靠，通常出现小人窜入君子党名单的现象。如顾秉谦、周延儒、魏应嘉、冯三元之名列《朋党录》，许其孝、魏应嘉、郭鞏、陈保泰、杨春茂之名列《点将录》，张我续之名列《同志录》，郭鞏、张文熙、薛贞之名列《东林籍贯》，乃至安某之名列《盗柄东林伙》等等，均其例也。参见王士禛：《香祖笔记》卷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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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党争，一直延续至南明而不绝。如弘光朝中，有东林党系统与马士英、阮大铖系统之争；隆武朝中，又有武臣如郑芝龙、郑鸿逵与文臣黄道周、苏观生、张肯堂等的不能相容；永历朝内，党派分歧也存在，上下尸素，各自为党，严起恒、朱天麟等为一党，洪天擢、袁彭年等为一党，吴燝、刘湘客等为一党，陈世杰、杨邦瀚等又为一党，不久又归为吴、楚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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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党争是明末党争的延续。顺治时代的党争，是南人与北人之争。至康熙朝，是南人与南人之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与明代相较，清代党争就稍显冷清。清自入关以后，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凡臣工可以互相诋诘，但绝不容许有指斥乘舆之语。如洪亮吉上书论事，末复指斥乘舆，有“群小荧惑，视朝稍晏”之语，被处以“戍伊犁”（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35《洪亮吉事略》，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铅印本。）。同时，清廷不容百姓干预政治。如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江西生员刘震宇因所著《治平新策》中有“更易衣服制度”之语，被处斩；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锦县生员金从善因为上书言建储立后、纳谏施党，被处斩。（注：《清史稿》卷11、卷14《高宗本纪》，420、5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鉴于明代党争之祸，故大臣稍涉党嫌，即获重罪。如李绂因上书，奏黄振国无罪，被视为有结党之嫌，于是被处以“斩决，妻子财产入官”。后虽特旨免死，但清廷的朋党禁令之严，于此可以想见。这种风气，迄嘉、道而未变。至清末，由于各种会社、政党的崛起，风气才重新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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