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2773
1703022774
党争固然是传统政治的痼疾，但无可否认的是，官僚士大夫的朋党同样通过“清议”对专制君权构成部分的威胁。尤其是到了明末，由于东林、复社的崛起，知识分子群体对皇权进行抗争的积极意义就更为明显。
1703022775
1703022776
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即使在唐虞这样的盛世，也难免风谣在野，朝有吁咈。明代万历以后动荡黑暗的政局更会导致朝野舆论的兴盛。显然，君臣关系的融通，朝政的弊端以及下层百姓的困苦，都需要言路作用的存在。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晚明知识分子群体深知公众舆论不但能制约君主自行其是，而且能协调议论，确定是非，改变“学术不明，人心不正”的世道。
1703022777
1703022778
当时的当朝大学士王锡爵的一段感叹颇能反映那个时期两种舆论的存在，亦即朝野对立：“讲学之论如此，执法之论如彼，朝堂自相聚讼，至今日而极矣。”（注：王锡爵：《王文肃公牍草》卷8《萧念渠巡抚》，明万历四十二年王时敏刻本。）相同的意见同样见于王锡爵对顾宪成的一段话：“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注：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那么，“讲学之论”与“外人”之论是什么呢？顾允成认为，“言路者，天下之公，非台省之私也”（注：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卷5《上座师许相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他们看来，即使“吁咈盈朝，遒人徇路，上忘其贵，下忘其贱”，也不妨称其为“大顺之世”；反之，若“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上以贵伸，下以贱屈”，则仍会被称作“大逆之世”。显然，东林党已经抛弃台省的徇私之论，转而追求一种“荡荡平平”的公众舆论，而这种舆论的存在，是以贵贱相忘为其前提，亦即不分贵贱，人人皆有言责。这种舆论贯彻到实处，就是晚明知识分子所百般崇尚而又独树一帜的“清议”，它被当权执政者视为“矫激之论”。尚异还是尚同，是区别“清议”抑或“浊议”的具体标准。本着尚同的思想，迎合当权者的旨意，拼命与执政者趋同合一，就无“清议”可言。换言之，“清议”是与执政者议论相左的一种舆论。
1703022779
1703022780
“清议”是晚明知识分子群体重视舆论作用的代名词，其理论深度却因人而异。孔贞时将“议论”与国家的“纪纲法度”相提并论。他认为，议论是“与法度并存以维国脉者也”。公论在上则为“朝议”，在下则为“清议”。天下无私议，并不是说天下无“公论”。（注：孔贞时：《在鲁斋文集》卷3《公论国之元气》，《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刘宗周也重视“清议”的作用。他深感世道陆沉，只有凭恃清议一线，才能为之撑砥，进而认为“今天下之乱，正坐天下无议论耳”（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0《与范质公大司马》，清道光刻本。）。在刘宗周那里，“清议”被视为“维系人心之本”，其功用的扩散，在野的人以此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君主藉此决断官员的用舍。两者合而为一，即可称之为“国是”。（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17《恋阙瞻天恭申辞悃疏》。）董其昌对“清议”的认识有一段生动的比喻：“国之有是非，犹中国夷狄不容并立。必有膺惩夷狄者，而中国安；必有排斥邪说者，而清议立。”（注：董其昌：《容台别集》卷1《杂说》，明刻本。）持清议者不能为了免于谤怒，而袖手旁观，应该深入其中，排斥邪说，这样清议才能确立。丁元薦认为，“大道隐，清议在野”，把清议称作“突如勃如，一念而千古，片言揭日月”（注：丁元薦：《西山日记》卷下《清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清议”的树立，有待于知识分子集团的确立。所以，复社成员龚鼎孳尤其赞同倪元璐的说法，这就是“朝数士治其忠孝不可曰党，野数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乱”。基于这样的认识，龚氏进而认为，风俗的败坏，究其本源，就是“清议之不立”（注：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1《送王阮亭司李广陵序》，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显然，“清议”论的本质是具体区别是非，而它的理论基点是以传统的道德标准区分君子与小人。
1703022781
1703022782
应该指出的是，朝野的“清议”决不是故意与执政者作梗为难，而是一种出于真诚的责任心的公众舆论的表示。东林党与当权者意见相左，决不是东林党人故作矫论，而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当权者有所不同。其实，东林人士也是讲究取“公平意见”的。顾宪成在给一位相知的书信中，就说到要消除意见，以“虚心”处之，以“公道”论之，“是曰是，非曰非”（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5《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乾坤正气集》本。），不说模棱两可之言。这样，势必导致东林党不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清议”，转而追求“国是”。
1703022783
1703022784
“国是”说比“清议”论在理论上有所进展。早在万历初，刘国征就认为天下的大事，不是“一家的私议”，应该“可否相济”，而不应该私家之互相疑忌。换言之，就是要追求“和”，也即“国是”。（注：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2。）刘宗周的“国是”说，在理论上同样具有保守与激进的两重性。一方面，“国是”的前提是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并且以“礼义作为权衡是非、君子与小人的尺度”（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17《明国是以正人心疏》。）；另一方面，他又以“国是”制约君主，迫使君主将好恶“公天下”，并“集众议为耳目”（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17《恋阙瞻天恭申辞悃疏》。））。
1703022785
1703022786
将“国体”、“国法”、“国是”并列而拟为国家政治构成的三大支柱，这不仅是缪昌期政治学说的特点，更是以“公天下”为基本内涵的“国是”说的典型。国体与国法，是“人主之所独”，而国是却是“天下之所共”（注：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1《国体国法国是无轻重解》，《乾坤正气集》本。）。国是出于群心之自然，而成于众口之同一。换言之，国是就是众口一词，以匹夫匹妇之所是所非作为仲裁是非的标准。这种出于人心之自然的公论，即使天子也不能侵夺愚夫愚妇的权利。（注：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1《公论国之元气论》。）缪昌期“国是”出之匹夫匹妇的主张，作为一种舆论大众化的学说，只是理论上的假说而已，事实上他根本不想也不愿将它付诸实践。公论存于愚夫愚妇，并不是说真的从愚夫愚妇的口中一一流出。如果公卿大夫不立意见，不逞意气，凭着“率然之偶发”，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代表愚夫愚妇的公论。公卿大夫成了大众舆论的代言人，这再一次显示出东林党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阶层利益。
1703022787
1703022788
显而易见，“清议”论只是对传统君臣关系的部分调整，以此达到君臣一体的境界。但是，假如清议沿着“公天下”的含义发展下去，必然会形成对专制皇权的制约。顾炎武出自“庶人之议”的“直言”和以乡评形式出现的“清议”，以及黄宗羲学校议政的主张，无不与这一学说有着渊源关系，却又在理论上突破了这一学说的局限。
1703022789
1703022790
晚明知识分子群体的舆论，与官方的言论相反，形成别具一格的在野舆论，对官方政治起着有益的监督作用。但是，出于传统道德的君子、小人之辨，构成了这一舆论的基础，成为裁判是非的标准，从而限制了这一舆论实行监督的实际意义。换言之，他们的舆论同样不是理性的、自主的认识，而是因袭于传统道德的产物。
1703022791
1703022792
朋党之争发展到明万历末年，由于东林党的出现，从而改变了士大夫结党的部分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林党带有平民反对派的色彩。东林党成员有些虽出身官宦世家，但家道并不富裕。如东林党魁顾宪成，年十五六岁时，“家贫不能延师，就读邻塾”（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5《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东林成员杨涟，也是“家贫丧父，躬自相地”（注：钱谦益：《初学集》卷50《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加赠太子太保谥忠烈杨公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2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东林党能够代表江南富民与商人的利益，替商人说话。如李应昇对商人在税关受到巡拦等差役的盘剥深表同情，要求简化手续，控制额外需索。（注：李应昇：《落落斋集》卷4《上巡道朱寰同》。）所以，东林党在下层平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即使樵夫牧竖、皂隶、庸丐，当说到东林党这些忠臣义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获见其人也”（注：钱谦益：《初学集》卷50《山东道监察御史赠太仆寺卿黄公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282页。）。
1703022793
1703022794
假若说东林党是知识阶层的上层集团，即其成员在绅衿这一概念中“绅”的成分占多数，那么复社则为知识阶层的下层集团，亦即复社成员的出身以“青衿”为主体。从复社成员的家世、家庭经济状况来看，有些虽为官宦世家，但家道中落，有些虽家道丰裕，但与商人的关系颇为密切。如复社魁首即有娄东“二张”之称的张溥与张采，家道应算在贫困之列。张溥的先世较贫，到了其祖父这一辈才置下了“市廛一区，粳田三顷”的产业。后析而为三，张溥之父“业不及中人”（注：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6《古文近稿·先考虚宇府君行状》，《续修四库全书》本。）。张采的家庭在他父亲这一辈时，家道不过是“中人业”。其父死后，“生计大绌”。即使张采当了江西临川知县之后，家道仍改观不多，其母所居，“室仅斗大”，以致张溥称之为“受先（张采字——引者）之贫，无以供客”（注：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6《古文近稿·赠文林郎张太翁封孺人苏太母合葬墓志铭》；卷5《古文近稿·哭苏太母文》。）。
1703022795
1703022796
再来看几社社魁的家庭状况。如陈子龙之家，世以农儒起家。至他高祖陈绶时，“尤称素封”。到他曾祖时，“家益落，没时仅瘠产千亩耳”。其父成进士，为官刑部主事，迁工部主事，但生平不受人一钱，游宦所费，“皆取给于家”，以致产业“几减其半”。其父病后，更是卖产治病，“疾不愈，家日益贫”（注：陈子龙：《安雅堂稿》卷14《先考绣林府君行述》，270~274页。）。夏允彝家，其父夏时正生平不治生产，不过是“有田一顷，亦不知其所在”（注：陈子龙：《安雅堂稿》卷13《夏方余先生传》，250页。）。
1703022797
1703022798
家在江西的复社主要成员，其家庭经济状况亦大抵如此。如陈际泰，“家贫无资”（注：陈孝逸：《痴山集》卷1《府君行述》，清初刻本。），以致在幼年之时，其父请不起家塾师。艾南英之家，其父留给他的产业田，也不过“通计一百十七亩”（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4《历年租籍考》，清光绪五年重刻本。）。万茂先之父虽当过知府，却以廉吏称，没有产业留下，以致他“贫且负债于人”（注：黎遂球：《莲须阁集》卷19《万征君茂先传》。）。
1703022799
1703022800
至于复社其他成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尚可举例如下：阎尔梅家，在他曾祖时，“归而治生，家道饶”；至祖父时，“素不与家人生产，家道落”；至其父时，又多行善事，由于散财而贫乏，以致“家贫甚”（注：张相文辑：《白耷山人年谱》上，见阎尔梅：《阎古古集》卷1，民国张相文编本。）。刘城之家，先世衣食丰裕，但因好客，“稍稍破产”；到他父辈时，已是“敝庐不保，负郭之硗田就荒，辍食并日”（注：刘城：《峄桐集》卷7《答皖抚黄公问左兵书》，《贵池二妙集》本。）。江天一，也不过是一个寒儒贫士。当时的惯例，凡秀才诸生入学宫，分逮诸师，而学师通常喜得富家子弟。所以，天一入府学后，因贫寒而使学师不愿纳入自己门下。（注：江天一：《江止庵遗集》卷1《张台垣先生擢瓮安知县序》，《乾坤正气集》本。）
1703022801
1703022802
1703022803
当然，确实也有一部分复社成员出身望族，有些世代经商业儒，家道富裕。但他们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一旦入社，就成为社中成员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如陈贞慧家，自永嘉时徙至宜兴，“遂为望族”（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395页。）；其父陈于庭，仕至左都御史。李源常家也为安徽贵池的望族，“举南宫、登乡书者累累，代不乏”（注：刘城：《峄桐集》卷3《李源常制艺序》。），可谓世代簪缨。吴之家，为宋邢国公后裔，“累代高显，谱文烂如”（注：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2《古文存稿·吴镇朴先生六十序》。）。郑元勋家，“家世业卤”（注：宋起凤：《稗说》卷1《黄牡丹状元》，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属于盐商世家；至嘉靖时，郑氏家族中人“始为儒”（注：陈子龙：《安雅堂稿》卷6《郑母张太孺人七十寿序》，110页。）。亦儒亦商，儒商合一，这也是复社部分成员的家族特点。
1703022804
1703022805
复社成员的出身决定了他们能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关心民瘼，从批判的角度看待专制皇权，由此提出种种改良的措施。诚然，复社是东林的遗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复社又不同于东林。东林虽以朋党相目，但其本来面目却不过是一个讲学团体，“东林二字，乃书院之名耳”，“东林名色，乃附逆时捏出害人者耳”（注：《崇祯长编》卷18。）。显然，“东林党”云云，为他人相加，东林成员并不自称东林党，而且出于某种考虑，他们甚至讳言东林党。而复社则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及志趣的士人集团。自它成立之时起，就有自己堂皇的社名，并有盟词以示约束。当它联合了几社以及其他社盟时，声势之浩大，已是历代党社所无法比拟。复社当然不同于近代已具政党形式的社团，但研究中国近代政党的源头，不能不将复社作为一个例子而加以适当关注。
1703022806
1703022807
1703022808
1703022809
1703022810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25]
1703022811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节 会社与近代政党的区别与联系
1703022812
1703022813
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固然是受欧风美雨洗礼的结果，然传统的会社团体与近代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朝内的朋党与朋党之争当然不同于近代的政党，然朋党本身所具的政治色彩，朋党之争对君主专制所构成的政治威胁，乃至传统的政治性社团以“清议”这种舆论左右朝政的实际做法，确实令人不可忽视。尤其是明末的东林、复社，假如将它们置诸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化的加速、城市平民力量增强、非君思潮迭起，乃至黄宗羲提出学校议政（带有议会色彩）的社会大环境中来看，显然不能将其视若一般性的朋党与结社。这种朋党群体历史经验的积淀，无疑为近代政党的产生作了历史的铺垫，从而使近代政党与传统政治性社团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1703022814
1703022815
一、朋党与政党
1703022816
1703022817
朋党与政党迥然有别，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般的观点认为，近代政党的产生，当始于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议会制度的创立与发展。英国议会制度创立于13世纪，是封建贵族同国王不断斗争的产物。议会的创立，为英国统治阶级各阶层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场所。正是在议会中，数百名议员召开会议，发表意见，提出议案，辩论投票。有时一部分议员则站在反政府的立场上结成帮派，攻击政府政策。相应之下，国王与政府的某些达官显宦，也利用他们的实权，通过赏赐年金、职位和爵号等手段，在议会中扶植了一些亲信，使他们成为政府的代言人。久而久之，宗派开始萌芽，集团随之出现。于是，在两派议员中，反对国王的一方称为“圆颅党”，拥护国王的一方则称“骑士党”。在议会中，各派互相指责攻击，甚至辩论争吵，其间难免秽词百出，一些挖空心思而得出的千奇百怪的诨名绰号，被一并用来贬称政敌。其中“辉格党”和“托利党”这对称号，寓意幽默，嘲弄辛辣；再加上音节最少，书写简便，所以后来使用最为广泛。
1703022818
1703022819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这对诨号同属外来语。“辉格”一词最早见于17世纪40年代，原指苏格兰西南地区一伙清教徒盟约分子。“托利”一词最早见于复辟王朝初建时期，原指爱尔兰的一些天主教流民。由此可见，这对名词原属贬义，但使用一久，人们就逐渐忽略了这两词的本义。1680年以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称号开始在议会中被两派“自豪地采用”，以后长期使用竟达一二百年之久。（注：相关的阐述，可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21~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703022820
1703022821
什么是政党？康有为认为：“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注：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可见，政党是阶级的一翼，是近代政治集团内各阶层政治斗争的产物。它具有如下一些共性：共同的组织系统、领导机构、领袖和纲领，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党的纪律作出规定，并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采取共同的行动。显然，政党是一种结构比较健全的政治团体。传统的朋党则与此不同。在君主专制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臣子不过是天子的家臣，无独立的人格，生杀予夺均由君主掌管。君主为防止大权旁落，严禁臣下朋党比周在君主看来乃是天经地义。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均以及志趣的不同、意气的相异，尽管在传统的统治集团内部可以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朋党，但任何朋党中人都对“朋党”一词讳莫如深，唯恐由此触犯君主禁忌，招致不测之祸。而不同的政治集团则尽量给对方戴上朋党的帽子，借此迫害异己，直至置政敌于死地。
170302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