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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宪政会遍行于内地15省，名为“政闻社”。光绪三十四年被禁止，又更易其名，称“同志会”。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更是发扬光大，不称会而称党，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为之，名“帝国统一党”，注册于民政部，但为权要所忌。至1912年，正式在民政部注册。至此，维新—立宪政治社团才正式成为全国规模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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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政党的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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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政党团体，分派甚多。魏元旷根据传统的分类，将清末民初的政党团体分为以下八类：一是“保皇党”。戊戌政变后，由康有为创立。二是“革命党”，一称“流血党”。留学之徒，“闻德相俾斯马铁血之说，争以自负，日谋流血”，创建此党。三是“国民党”。初称民主党，由孙中山创设。四是“共和党”。梁启超所创立，以黎元洪为党魁，与国民党并立为两大党部。五是“进步党”。为“统一党”、“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合并而成。六是“公民党”。党魁为梁士诒。梁氏在袁世凯门下，与段祺瑞各为一党，势相倾轧，乃团结粤人，立公民党，以保其势。七是“宗社党”。良弼以八旗学生及宗室子弟立党，自树名曰“宗社党”。八是“超然党”。实无其党，凡是不与当世之事，于诸党无涉，诸党之人称这些人为“超然党”。（注：魏元旷：《党目记》，《魏氏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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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法大都囿于传统的见解，未能体现当时政党团体的实况，但也部分反映了清末民初政党林立的状况。其实，正如前述，清末政党社团虽然名目繁多，但仍不脱维新—宪政与革命两大类型。维新—宪政类自强学会之后，直至帝国统一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程。随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革命党，这已是大势所趋。当然，从维新—宪政演变成革命党，这需要一个过程，并且需要一些中间角色，而“自立会”就起到了这种中间角色的作用。如果说保皇会只是以保皇为宗旨，其行动无非是开会、筹款，那么自立会的人士就兼收并蓄，通过自立、起兵，以保救“皇上”。这显然比保皇会前进了一步。如徐勤在致康有为的信中，就直言“求自立”、“起兵”，认为起兵与自立之说，“实与保皇相因而至也”（注：《徐勤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01页。）。可见，自立会虽源出于保皇会，但其行动的准则却与保皇会颇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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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会原名“正气会”，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由唐才常与沈荩、林圭、毕永年等所创。会址初设于上海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暗中进行反清运动。正气会的宗旨是“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并立有会章。后正气会与康有为等暗通声气，宗旨稍有改易。复结交“哥老会”，声息所通，东至苏浙，北至河陕，西南至巴蜀、两粤，同志纷纷响应，加入正气会。（注：张篁溪：《记自立会》，见《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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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又创设自立军，以推翻清室为职志。康、梁的主张虽与唐、林有所不同，然虑势分益孤，于是共同合作。唐才常又联合各会党，开“富有党”，推举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因唐才常想利用保皇会会款，作为起事的经费，所以虽与孙中山相会，却不与兴中会合作，“只订殊途同归之约”，周旋于革命与保皇两派之间。（注：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见《自立会史料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考虑到会名近于激烈，不易普遍，于是以挽救时局为名，约请上海维新志士在张园开国会，到会者有文廷式、容闳、严复、章炳麟、吴葆初、沈荩、龙泽厚等数百人，公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沈荩为干事，声势日炽，以致为清吏所侧目。同时，刊布公章，曰“新造自立之国”，其中规条已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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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会原属谭嗣同的维新勤王系统，自唐才常、沈荩先后为清廷所杀，自立会、哥老会党徒深恨清廷之残暴，结束前期维新勤王之局面，转入种族革命之新运动，开启了后期华兴会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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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自立会，其宗旨充满着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提出“不认满洲为国家”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容闳在起草的英文宣言中亦云：“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注：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见《自立会史料集》。）所以，他们的勤王起事，又不得不流于“清君侧”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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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会刚成立时期，有人将当时中国政党社团的派别划分为以下三派：一是“立宪派”，又称保皇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力主君主立宪，改良政治，而不附和种族革命之说；二是“革命派”，亦称兴中会，以孙中山为首，要求完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国家，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任之，地方政府由人民选举；三是自立会，以唐才常、林圭、容闳为首，要求保全中国自立，主张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还与人民，又决定不承认满洲有统治中国之权。当自立会起兵勤王失败以后，保皇会自此渐失信用，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之事。显然，自立会的出现及其活动，与其说是戊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尾声，毋宁说是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与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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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肇始于“兴中会”的创立。中日甲午战争后，孙中山借助这一有利时机，赴檀香山、美洲创立兴中会，打算联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之力。不料当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香山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两人以及其他亲友数十人的赞同附和。随后，孙中山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鼓吹革命。又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注：孙文：《革命原起》，见《辛亥革命》（一）。）至1895年，香港兴中会正式成立，标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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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中会活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得到蓬勃发展。除兴中会外，其中主要的革命团体尚有：1902年3月，章炳麟、秦力山等创立“支那亡国纪念会”；1902年12月，洪全福、梁慕光设“运党”，并攻取广州；同年秋，叶澜、董鸿祎等设“东京青年会”；1903年冬，胡华亭、黄吉亭等设“日知会”；1904年秋，黄兴、刘揆一、马福益设“华兴会”及“同仇会”；1904年冬，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等设“光复会”。下择其主要的革命团体予以简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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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1902年春，旅沪志士章炳麟、黄中央、蔡元培、吴敬恒等人，“以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而联络上海一些有志之士，发起创立中国教育会。倡议者诸人均为一些热心民族主义的名宿，所以此会隐然成为东南各省的革命团体。至同年秋冬间，中国教育会宣告成立，会所设于泥城桥福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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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驻日清使蔡钧忽电请清廷停派留东学生。为此，教育会打算集资自设学校，培植人才。正计划间，南洋公学发生集体罢学的风潮。其中退学的学生中如何靡施、穆湘瑶等人，初拟凭自己的力量组织学校，后以资力不足，乃求助于教育会，章、蔡、黄、吴欣然允之，罗迦陵女士慨助巨款，爱国学社成立。（注：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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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学社成立以后，中国教育会中各位董事如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黄炎培等均任教员。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而一向有革命言论枢纽之誉的《苏报》，也成为教育会的附属机关。教育会更派遣会员赴江浙各省组织支部，兴办教育。另外，教育会每周率领学社社员，至张园安恺第，开会演说，倡言革命，震动全国。可见，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注：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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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那亡国纪念会”。1902年3月初旬，章炳麟提议，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应于明崇祯帝的殉国忌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以使留学界有所观感。此议受到众人赞成，即推章炳麟起草宣言书，并定名为“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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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书写成后，留学界开始署名发起者十数人，后有反悔者，故发起人实际上只有章炳麟、秦鼎彝、冯自由、朱菱溪、冯和、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十人。他们定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仪式，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清公使蔡钧闻知此事，持宣言书亲访日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日政府特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注：冯自由：《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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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复会”。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所发起的支那亡国纪念会遭到日本政府解散后，留日学生董鸿祎、叶澜、周宏业等创设“青年会”，作为纪念会的继续。在留学生团体中，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者，青年会实为滥觞。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俄人迫使清廷缔结《中俄满洲条约》，引起留学界的愤慨，有志者成立义勇队，赴满洲抗敌。青年会扩张党势，全部加入义勇队为干事。后因日本政府的干预，将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浙江籍留学生龚宝铨回国后，在上海招集同志组织机关部。时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从青岛回到上海，得知此事，乃求其入会，表示愿意合作。于是，于光绪二十九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注：冯自由：《光复会》，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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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兴会”与“同仇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湘人黄兴、刘揆一、陈天华、杨守仁等，在日本发起“华兴会”，企图回湘革命，留日湖南籍学生入会者颇不乏人。于是在当年夏秋间，自日本返回长沙，由刘揆一介绍，与哥老会龙头马福益合作，其势遂大。后因考虑到联络秘密会党，黄兴、刘揆一在华兴会外另设“同仇会”，成为联络秘密会党的专门机关。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列各项组织。黄兴自任大将，兼会长职权；刘揆一任中将，常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理会党事务。（注：冯自由：《长沙华兴会》，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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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日知会的渊源是科学补习所。先是，湖北的一些革命党人纷纷投入行伍，在军队中组织革命团体。光绪三十年四月，胡瑛与朱元成、陈从新等，发起组织机关，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开筹备会，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名为“科学补习所”，设在多宝寺街。会后，推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科学补习所为防官府耳目，表面上打着“研究科学”的旗号，实则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注：冯自由：《长沙华兴会》，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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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会原为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于光绪二十七年由前会长黄吉亭创办，原设武昌府街，定购各种新闻杂志与新书，任人入览，以灌输知识。后科学补习所党人刘静庵仍用日知会名义，吸收党员，不尚严格形式，唯在灌输宗旨。每星期日，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亡之道。至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始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注：张难先：《科学补习所始末》，见《辛亥革命》（一）。）日知会的分会密布于军队中，尤以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著名。光绪三十二年春，日知会会员熊十力、熊飞宇、钟大先等倡议联合黄冈人之肄业武昌各学堂及驻省充各军兵役者，组成“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每星期日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演讲，多根据孟子与王船山、黄宗羲诸家学说，阐发民族民权思想。（注：曹亚伯：《武昌日知会之破案》，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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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兴中会活动时期的革命社团尚有很多，再简单举几例如下：1890年，杨衢云、谢缵泰等在香港创设“辅仁文社”；1901年春，李自重与冯斯栾、冯自由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1904年，李燮和约同志组织“黄汉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据有的学者统计，到1905年为止，革命团体已达60余个。（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66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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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孙中山重至欧洲，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组织革命团体。在比利时首都开第一会，加盟者30余人；在柏林开第二会，加盟者20余人；在巴黎开第三会，加盟者10余人。（注：孙文：《革命原起》，见《辛亥革命》（一）。）同年秋，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于东京，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会纲。据同盟会的总章来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设本部，在各地设支部，并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概认为同盟会会员。”（注：邹鲁：《中国同盟会》，见《辛亥革命》（二）。）所以，一些革命团体的成员纷纷加入同盟会，使同盟会成为当时活动于全国的所有革命团体的统一联合体。如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中人蒋尊簋、秋瑾、陶成章全都加入同盟会，而蔡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即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的创办员，“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注：冯自由：《光复会》，见《辛亥革命》（一）。）。后陶成章因与同盟会干部意见不洽，重新在南洋组织光复会，但究其实，光复会与同盟会，“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特民生之说殊耳”（注：龚翼星：《光复军志》，见《辛亥革命》（一）。）。日知会在成立之初，东京同盟会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凭借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而日知会的会务因得到同盟会的指导，声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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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创立后这段时期，国内其他革命团体亦复不少。举其要者，在武昌分别有：“文学社”，成立于1910年冬，蒋翊武任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注：前同文学社同人公启：《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之历史》，见《辛亥革命》（五）。）；“群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由杨王鹏、唐牺支等创设（注：张难先：《群治学社始末》，见《辛亥革命》（五）。）；“振武学社”，杨王鹏、潘康叶等创设，“专以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起见”（注：张难先：《振武学社始末》，见《辛亥革命》（五）。）。此外，在四川，有成立于1911年5月的“保路同志会”，与清廷抗争，后扩展为“民众大会”（注：邹鲁：《四川光复》，见《辛亥革民》（六）。）；在直隶，有“共和会”、“铁血会”，后并为“北方革命协会”（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节录）》，见《辛亥革命》（六）。），又有“同胞会”，大意与同盟会符合（注：郭希仁：《从戎纪略》附《钱君定三传》，见《辛亥革命》（六）。）；在云南，有“誓死会”、“兴汉会”、“滇学会”、“敢死会”、“文明演说会”（注：邹鲁：《云南光复》，见《辛亥革命》（六）。），又有“自治同志会”（注：曹之祺：《腾越光复纪略》，见《辛亥革命》（六）。）；在贵州，有“科学会”，又有“自治学社”（注：邹鲁：《贵州光复》，见《辛亥革命》（六）；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见《辛亥革命》（六）。）；在安徽，有“信义会”；在福建，有“爱国社”（注：邹鲁：《安徽光复》、《福建光复》，见《辛亥革命》（六）。）。据有的学者统计，1905年至1911年间，新创立的革命团体达127个。（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680页。）综上所述，由于同盟会的成立，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达到了极盛，而且其政党的性质亦更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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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各派群起组织政党，以致政党应运而起，小党林立，全国新的政党数不下100余种。（注：民国初年各色政党结社之名称及其相关概况，可参见［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111~246页。）虽盛极一时，然终究无深厚的根基，不能不被吸收到较大的政团之中。所以，同盟会、统一党、民社、共和建设讨论会，仍为民国初年四大政党。民国初年的各色政党，党派复杂，名类较多，已非本书的研究范围，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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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会社与近代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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