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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时是风气半开，女性可以上学，男女却不能同校，从学生到教师和员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这样，我们这个校门之内，就成为标准的太平天国式的男馆，就成为理有固然。通县还有女师范，校址在鼓楼往东，我们间或走过门前，向里望望，想到闺房和粉黛，总感到有不少神秘。星期日，女师范同学三三五五，也到街头转转，于是我们就有了狭路相逢的机会。映入眼帘，怎么办？据我观察，我们是装做非故意看，他们是装做并未看。印象呢，她们的，不知道，我们的，觉得柔婉，美，尤其冬日，肩上披着红色大毛围巾，更好看。但我们有自知之明，其时上学的女性稀如星凤，我们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万万不敢的。想不到政局的变化也带来这方面的变化，新出现所谓（国民）党员和党部，有些人，性别不同，可是同名为党员，同出入党部，就有了接近的机会。得此机会的自然是少数；有机会，男本位，看准目标进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数。但少不等于零，到我毕业时候，只计已经明朗化的，我们男师范有两个。如果同学在这方面也可以攀比，这二位是离开通县，有文君载厚车，我们绝大多数则是肩扛被卷，对影成二人，其凄惨不下于名落孙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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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记忆的这种痕迹，能如此真切地写出，就看出他可爱的一面。如果说几年师范的生活让他遇到了新的内容的话，则诗文之美和异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在诗文方面，他读了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养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习惯。在男女之情方面，他知道了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是有大问题的，没有爱和美的存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有了向新生活挺进的渴望。知识的意义，在他那里怎么估量也不算大。求知和娱情，从此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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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师范生活，可说的很多。其中北伐的胜利，对他也是个大的影响。革命胜利，群情激昂，大家都卷入精神的狂欢里。他在环境的热度里，思想也一度是热的，相信了三民主义，并和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他只是盲从，跟着别人走，待到意识到党派的东西与自己心性甚远时，就自动地退将出来。那一次的精神的热，在他后来的描述里，是有悔意的。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种无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过类似的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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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许多年后忆及此事，他这样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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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录取的新生名单，在那里我发现了他的名字。那是他与这所学校发生联系的开始。在阅读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时候，有趣地感受到了那时学校的氛围。北大的特点和人际状况从那些短篇的文字里都流散出一些。这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对比先生后来写下的回忆录，似乎还是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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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入学的时间是8月底和9月初。学校的布告（三）明确规定，新生于9月10日前报到，过期取消入学资格。那一年北京地区录取74人，上海25人，南昌10人。这个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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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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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宿舍紧张，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个布告里，明确规定，新生住处紧张，自己解决宿舍。待新宿舍竣工后，再考虑入学居住。张中行在《沙滩的住》里，写到了租房的情形。他不久与杨沫同居，也是彼时的环境所致。所以在他入学的时候，北大的情形与“五四”前后还是大为有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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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学校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学生抗日的激情浓浓，救国的空气弥散在四周。教室里的人为窗外的事变所吸引。国政腐败，导致青年骚动，这是自然的了。校园里各类抗敌协会和组织十分活跃，不知这些对他的影响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了。另一个是学员气味的浓厚。所学的知识几乎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没有关系。他所在的国文系，必修课有：“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教员是沈兼士和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教员是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教员是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教员是冯淑兰。课时如下：党义2小时，国语4小时，外国语6小时，普通心理学或逻辑2小时，科学概论或哲学概论2小时。应当说，课程不多，学生的自学空间是大的。次年之后，所学渐多，刘半农讲“语音学”和“语音学试验”，沈兼士授“中国文字及训诂”，商承祚开设“甲骨钟鼎文字研究”，钱玄同则是“说文研究”和“中国声韵沿革”，马裕藻为“清儒韵学书研究”，魏建功乃“古音系研究”等。中日韩音韵及蒙古语、满洲语的研究也在课堂上出现，都是些很专业的学问。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的解析，胡适的文学写作的辅导，废名的小说写作研究，都是开阔视野的课。对张中行这样才23岁的青年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胡适的课虽然新，但也带有旧学的痕迹，可谓古风劲吹。请看他入学时那一期的《北大学生月刊》的目录，就能知道彼时的学术风气了。那一期的创作诗作者11人，只有一人写新诗，其余均为五古、七律、词之类。24篇文章里，涉及现实问题的只有6篇，其余则是宋词研究、音韵研究、民俗研究、哲学研究等。应当说，校园里浓烈的学究气，一下子就把年轻的他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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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摩登的有没有呢？那是自然的了。比如音乐赏析、美术写生、体育比赛、文学创作，在校园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学日刊》的广告里就写有各类文体活动的动态。这些想必对许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对张中行的诱惑是有限的。因为那时他的年龄毕竟比中学考生要大几岁，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够坐稳板凳，潜心于学术的。杨沫后来的回忆录似乎能证明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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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课下来，他收获自然很大，对老师的印象也是深的。众人的差异和高低也看出来了。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张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学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间的一个投影，高明的与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让人想起许多空幻和无奈。人在精神的殿堂里也会有失落和痛楚，他后来也是一点点明白的。在讲到马裕藻的时候，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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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国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课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他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过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兄弟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兄弟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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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和钱玄同，描绘了许多有趣的老师。对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并不贬斥。学界的门槛虽高，一旦进去，也能感到高山与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样与学识的高远，在那里是能够体察到的。张中行是个识人的人，对学识与为人的看法都很独到，评价也算忠厚。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在他是一个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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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热，学术气依旧浓，只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已很远了。北大为核心的几所大学沉浸在纯粹的学问的环境里。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没有大的势力，一些逍遥派的旁观者的学人成了校园里的核心人物。张中行进北大时，读书救国的主张在校园里也时可看到，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潮也是暗中涌动的。那时京派学人的思想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不仅一些学术著述他渐有涉猎，那些雍容华贵的美文也给他诸多的启示。从京派文人那里，他知道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础。谈张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讲他与京派文化的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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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里的许多人物，和他的关系都不浅。废名、俞平伯、江绍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师也是朋友。那时京派文人讲纯粹的学识，注重性灵的表达和趣味的书写。张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学比载道的艺术更为重要。左翼文学的血气和激烈之音，在他看来是速朽的存在，不必于此多用力气。人不能离开根本的问题而求救于玄学和乌托邦的冲动。他甚至对鲁迅那样的作家的表现亦有怀疑，以为过于跟着风气走，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倒是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神异，俞平伯的平实，让他颇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觉得那是一条光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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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他《负暄琐话》里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员，有的后来很少被文学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学识和文采，被写得楚楚动人。几乎没有八股的痕迹，喧嚣的成分亦少。这些人曾是青年张中行的精神眷恋对象，他在那些人与事里，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过这个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说创作的人不多，飞扬的创造气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气息有限。张中行后来在审美上的古典化倾向，以及对现代主义和非理性艺术的排斥，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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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学人是都有一些独立性的，又低调地生存。不过他们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闲，二是有钱。相对富裕，是可以不顾及生存问题，专心于学问的。而那些学问也可以超出利害的关系，身上还有诸多的情调在。在学问上大家各有所长，文字也风格不同。张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启示，是这种京派的氛围和不温不火的人生状态。北大的好处是还有一点远离事功的天地，能够去想时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于做社会问题的解析，去指导现实社会。他的老师多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纯然的学者。俗世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对世风的看法上，他们可能迂腐，弄出笑话的也不是没有，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骛的纯净感，是感动了青年张中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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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员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学问，对他都是一个洗礼。原来学术文章还可以成为美文，能散出艺术的力量，这在他是一个惊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杂学与平淡，得废名的深奥与古朴；气象上袭胡适的博雅与开阔，顾随的儒风与清醇；还有熊十力的幽玄，钱玄同的明快：这些对他都有所熏陶，使他渐得要义。不过那些也是文风上的东西，在生活上他就没有这些人那么悠闲和高贵气。其实京派学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气与东方气之分。像朱光潜、林徽因、金岳霖那个圈子，他就没有机会接触，或说在审美的方式上是有距离的。在哲学的层面上，他倾向西哲的东西；而美感的表达，却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识上是个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现则是东方的一样。他所欣赏的胡适、刘半农等都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你看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欢，或有所隔膜，乃是审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向上推论，他对激进主义文学和浪漫诗学的怠慢，以及不喜欢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从此延伸出的意识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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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学人的领袖人物是周作人，对于其思想，张中行颇有兴趣。后来他就是在老师周作人的影子里亦步亦趋的。周氏反对革命的冲动，张中行也心以为然。周氏怀疑流行的文化，从边缘的视角看事睹人，张中行也学会了类似的办法。还有一个思路，彼此也很像，就是不相信社会运动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以为要靠科学和理性的沉思来辨别是非，而且从人类的发展史看今天的变化，头脑不为热的东西所刺激。张中行后来常到周氏那里请教，谈的多是这类的话题。我们在彼此的文章里，就能看见相近的题旨。所以，周作人身边的朋友，大多也成了张中行后来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种流派的样子，在血脉上是有继承的关系的。其一是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其二是学问里带着诗意，文字温润有趣；其三是疑多于信，求知的灵动感四处闪烁，是有绵绵的情思的。几十年后，当革命席卷一切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看不到这类文章了，新的八股代替了心性自由的表达，文化一片苍凉。在极度荒芜的环境里，张中行偶和友人谈及文学与学术的现状，连连摇头，在心里觉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现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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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他以不老的笔写那些动人的小品时，其实是激活了旧京派的文学传统的。我曾说他的出现是新京派的诞生标志，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在左翼文化极端化之后，看着文坛疲惫的样子，我们就会觉得，他晚年在文坛的出现，的确复活了旧时京派文学的灵魂，是一个很美的存在。像一颗亮亮的星，把沉寂的夜变得有些色泽，我们总不能不说不平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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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因为在写《鲁迅与周作人》一书，我经常向他询问周作人的旧事，知道了不少鲜知的资料。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资料给我看，我至今还记得其间的情节。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于“文革”初，江绍原和俞平伯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不敢谈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和张中行这样的老人的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