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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田之设，自宋元以来一直存在，至明代尤盛。这大概与理学兴盛有关。明初，浙江黄岩县人张国仁设立义田，以义田所入，资助乡里贫乏子弟，“俾其安心于学”（注：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7《滋德处士张公墓志铭》。）。至晚明，太平县人杜氏置田80余亩，立为义田。明人王畿记载：“每岁暮，主祭者领积谷，备品仪，以供祭祀。春秋合同姓为族会，亦必取诸谷以充费。又生童族会毕，必校课艺，以示进德之助，时有膳，勤有赏。凡鳏寡孤独与贤而贫者，岁给米一石。或岁歉，又出余积谷平直以济之。”（注：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7《太平杜氏义田记》，491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在徽州，李天祥亦设置义田，“凡丧葬嫁娶、饥寒无资及有志读书者皆取给焉”。又胡天禄输田300亩为义田，“使烝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族之婚嫁丧葬与嫠妇无依、穷而无告者，一一赈给”（注：康熙《徽州府志》卷15《尚义》，清康熙刻本。）。可见，明代义田的作用，并非仅仅限于助学，诸如族内祭祀、奖赏族内生童、抚恤鳏寡孤独以及岁歉赈济等事，其费用亦均由义田所入之谷支出。尤其是义田所入会族祭祀，大概与明代流行的“祭社”颇有关系。关于祭社，后当别论，兹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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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也流行义田之制。如蔡载樾仿范仲淹义庄之法，“为田以赡其族人”。“乃与从弟载坤合出七百万钱，以七之一为祠祀先人。又思田不可遽得，以六百万钱入质库，岁得息钱四十二万。”蔡氏义田有以下特点：一是鼓励年轻寡妇守节；二是勉励生童参加科举考试，以便光宗耀祖；三是摈弃贪墨酷吏及民为匪类堕其家声者。（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5《义田》，259~2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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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田之外，尚有义庄。义庄之设，宋元时期颇盛。在宋代，有些义庄专门用来资助贡士、举子，称为“贡士庄”、“举子义庄”，颇类于后世之学术基金会。此类义庄，始于南宋年间。如朱熹在与人论举子田时，就有如下之语：“此间举子义庄绝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余石。”（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9《与赵尚书论举子田事》，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此即“举子义庄”之例。咸淳年间，姚濂在昌国州任内，将邑民张氏立嗣争讼之田，隶学置庄，“专为贡选士人计偕之费”（注：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14《昌国州贡士庄》，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6346~6347页。）。创设于淳祐十一年（1251）的建康义庄，是由吴渊设立的。他用钱买下制司后湖田7278余亩，置立义庄。以其所入，周给贫窭，主要有：簪缨之后的生员，如遇吉凶，“经学保明中上，给米八石，麦七石”；到殿入学赴任之人，确系贫乏，照吉事例，“并与周给”；如遇祖父母及自身亲兄弟妻子事故，亦周给。建康义庄专门资助本地土著生员，不及游学之人。（注：张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卷9《学校志·立义庄》，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5652页。）可见，宋代义庄，专门抚恤贫乏生员、贡士、举子。元代义庄，其抚恤赈济的范围就显得比较广泛。如昌国州义庄，专门赈济鳏寡孤独之民。（注：冯福京修，郭薦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2《叙州·义庄》，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6073页。）湖州归安的沈氏义庄，创设于至正五年（1345），“岁取其田之所入以实之，择族中之长且贤者，同主其出纳，贫无以给昏丧诸费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杀之等，而周给焉”（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沈氏义庄记》，《四部丛刊》本。）。显然，沈氏义庄的抚恤范围，仅限于本族之内的贫乏之人。明代义庄，史籍亦时有所载。如徐溥入仕之后，就分俸以赡族人。入阁以后，更是买腴田千亩，设立义庄，“立条约，为永久计”（注：焦竑：《玉堂丛语》卷1《行谊》，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这类义庄的存在，尤其是贡士庄、举子庄的纷纷出现，事实上已开了宋代“万桂社”这一类合会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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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小农社会，除赋税之外，徭役一项仍是农民的沉重负担。鉴于此，一些乡绅士大夫争行善举，拿出一部分钱，作为专项基金，以此雇募代役之人，这就是所谓的“义役”。当然，有些义役钱，由当役之人合出。如在元代，浙江鄞县西南50里林村，当役者有35家，地方官就“首相与谋，视物力之薄厚，各捐己橐，得钱七千五百缗为子本，推执事者五人操其奇赢，以供百役之费。而存其母，常弗绝。复推其五人，日诣有司以听征令，岁终则更休焉”（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鄞县义役记》。）。明人顾宪成捐粮1000石，“以其半赡族，以其半助役”。其助役之法，“每年粮长一名，贴银一百两，至十二月照数分给，仍各取领票送县验实。如遇本户当役，亦照前例”（注：顾宪成：《泾皋藏稿》卷5《与检吾徐中丞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松江人顾正心对乡人苦于“践更”深表忧虑，于是“助义役田四万余亩”（注：吴履震：《五茸志逸》卷5，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史料丛编》，1963。）。又松江府华亭县人李昭祥，在致仕回到家乡后，“倡设义田五百亩助里役”（注：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卷3《嘉靖间人物·李南湄》，见《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在明代，无锡粮长一役最为繁重。吴长卿与其弟“捐田以佐役”（注：顾宪成：《泾皋藏稿》卷11《天授区吴氏役田记》。）。松江府华亭县，差役繁多，于是顾光禄“买义田，津贴流县役事”（注：陈继儒：《陈眉公集》卷11《代顾光禄立义田疏》，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助役”云云，究其实，亦当属于义役。此类义役的广泛存在，显然与明代“粮社”的出现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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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官方设立的义仓、社仓，其目的在于遇到灾荒之时，对贫民实行周济。然而，义仓、社仓在实施过程中，却是弊端百出。对此，明人吴甡已经作了系统的揭示，称官方赈济存在着四大“奸弊”：一是“追逼欠粮”。吴甡揭露道：“饥民逋赋虽多，屡经明旨蠲停，今才得赈济，而里长收头，借名欠粮，吓要追征。或禀官拘摄，不异逼夺，而所赈之金，止充奸胥囊橐。”二是“索取宿债”。吴甡云：“穷民专望领赈，易升斗糊口，救死不赡。而土豪强梁之辈，逼讨私债，有倾囊剥去，或勒索一半者。”三是“衙役扣克”。“赈济原无陋规、常例，而吏书巧计朦官，或假称造册纸张，或借名兑支工食，或封兑短少，假票冒领。有司耳软腹饥，一受其饵，猫鼠为奸，而有限金钱，只供若辈吞噬。”四是“富民买票”。“彼中即无甚富之家，第恐穷民朝不保夕，赈票到手，急不能待，势必预借富民，重利折算，及至领赈，不过得银一半，有名无实，是为此辈作生涯也。”（注：吴甡：《柴庵疏集》卷7《发赈伊始据实奏闻疏》，139~14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可见，名义上是官方出钱、出谷，赈济受灾贫民，实则奸弊丛生，成为里长、收头、土豪强梁之辈、衙役、富民的一笔好买卖，贫民受益甚少。即使是社仓，自宋人朱熹以后，很多明眼人已经清晰地看出了其中的弊端。以宋人黄震为例，就曾对社仓利弊作过详细的讨论。首先，他承认，“社仓之法良可慕也”，却又不得不坦承，“社仓之弊之苦之可虑也。”何以言此？黄震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证实。当他出任广德丞时，发现社仓原息二分，但仓官“至取倍称之息，州县展转侵渔，而社仓或无担石之储。其法以十户为率，一户逃亡，九户赔补。逃者愈众，赔者愈苦。久则防其逃也，或坐仓展息，而竟不贷本，或临秋贷钱，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经”。其次，他将王安石之青苗法与朱熹之社仓法作了比较，指出朱熹社仓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减息以济民”，而且“主之以乡曲”，亦即由乡里民间自行管理；而王安石所实行的青苗法，尽管其本意亦为“减息以济民”，但因为“行之以官司”，最终导致失败。鉴于此，黄震主张，社仓之法，与其“临以官司之烦，不若听从民间之便也”。显然，他倾向于由民间自行管理社仓。再次，即使完全按照朱熹之法设置社仓，其实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通常也会因为诸多人为的因素导致社仓名实不副，亦即“间有名虽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虽文公而其后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为此，他又从源头对百姓借贷的原因作了考察，认为：“大抵小民假贷，皆起于贫。贷时则易，还时则难。贷时虽以为恩，索时或以为怨。”所以，他进而主张对社仓之法稍作改良，其法如下：“倘稍从而变通之，鸠钱买田，丰年聚租，荒年赈散，不惟不取其息，并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无害。”（注：黄震关于社仓之论，转见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38《黄东发社仓记》，368~3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按：刘鲁田《预备仓贷谷私议》，对朱熹社仓与王安石之青苗法亦作了详细的比较，并考究其不同以及利弊之因，云：“青苗以钱贷民，而收二分之息钱；社仓以谷贷民，而收二分之息谷。钱与谷不同也。青苗钱必贷于县，社仓谷则贷于乡。县与乡不同也。青苗之出纳，官吏掌之；社仓之出纳，乡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与乡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于富国，故岁虽不歉，民虽不急，亦必强之而贷取其息。社仓意主于救荒，故必俭岁贫民愿贷而后与之。强贷与愿贷不同也。青苗虽帑藏充溢，犹收息钱。社仓惟借府谷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后，还六百石外，尚余三千余石，足以备荒，遂不复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与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欤？”参见法式善：《陶庐杂识》卷5，1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显然，此法已经从社仓转而向义会、合会演变。清人龚炜更是坦言，社仓虽“名为利民”，而实则“厉民”。为此，他举例加以说明：“今上乾隆七年，江苏徐中丞倡立社仓，勒写两邑谷数千石，归县勾稽，而以粮户之有家者点充社长，轮转交代，以致出纳弊生。懼累者多不愿任，承办吏益复多开户名，索钱免点。于是任社长者靡有不空，空则扳连亲族，贻累无穷。比年岁不登，试问社谷有一粒在民间否？为法不善，可为太息！”（注：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社仓厉民》，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正因为官方所倡导的社仓之制弊端百出，龚炜才更加怀念原本民间所设立的“同善会”，以及此会设立社仓时所具备的完善体制。简单言之，亦是希望以民间的互助替代官方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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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官方的救济体系究竟存在哪些弊端？细言之，大抵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首先，积谷来源没有保障，一些义仓、社仓实际上形同虚设。其次，负责社仓、义仓的社首、社正，往往借此中饱私囊，故朝廷虽有行社仓、义仓之名，而百姓却难沾实惠。再次，有些义仓、社仓，只有城市或近郊小民受其惠及，而身居穷乡僻壤者却无此利。至于义田、义庄、义役，多由乡绅举设，虽其作用大于社仓、义仓，但其受惠面亦极窄，或限于本族人员，或囿于贫乏士子。更何况义田虽为善举，但好事难干，“其后不免于争”（注：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0《好事难干》，《续修四库全书》本。）。在明代，纷纷仿行义田，“初未尝不见德，久则固然而争义田”（注：顾天埈：《顾太史文集》卷4《姜少保祠堂记》，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存在，同样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些义举的影响力。此外，义庄、义役之类，多由富豪乡绅捐出钱谷，作为基金，以便周济，与民间互助的合会相较，其作用已大致相近，但其形式颇有异处。所以，一些贫困之人，不得不另谋解决之道。其解决的最好办法，无疑就是本于共同的需要，以自助互助的精神，在可能的范围内，组织变相的社仓、义仓，于是就出现了民间的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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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中国的民间，一向就有互助合作的传统，平民百姓的集体合作精神颇为盛行。这也为合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在民间生活中，这种集体合作方式的存在，已是相当普遍。如明代江苏吴江县，地处低洼，每当春夏之交，梅雨连绵不断，河水上涨，淹没庄稼。于是，“农家结集车戽，号为‘大车’。人无老幼，远近毕集，往往击鼓鸣柝，以限作息”（注：弘治《吴江志》卷5《风俗》，见《中国史学丛书》。）。清代的重庆府，每年四月，秧长五六寸，“乡人通工栽插，集众数十人，择二人为众信服者分司钲鼓，鸣鼓击钲，以督众，曰‘打闹’”（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10《重庆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在清代，江西宜黄还流行一种“堡米法”，同样反映了民间的互助之习。其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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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同堡有谷之家，每值歉岁，青黄不接，每量力酌定日期，轮流碾米，减价平粜，贫户按丁口持现钱量米。均以现年居住，有谷之家应粜者几家，艰食之户应籴者几家，酌定章程，自行轮粜，出荒而止。（注：道光《宜黄县志》卷11《风俗》，见《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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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堡米法”，既无经手之人侵冒之患，又无仓储出入之劳，比义仓、社仓更为实用。这种集体互助合作精神的存在，显然就是民间合会的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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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会起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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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会起源的时间问题，据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一书所引，大概在民国时期流行以下两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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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庞公创始说。庞公之说，来自广东人的传说，这是因为广东合会的会规中有“盖闻义会之设，始于庞公”一语。庞公系后汉时人，名讳庞德公，为一隐君子，而非《三国演义》中的庞德。陈寿《三国志》有传，但未提及合会之事，似为后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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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竹林七贤遗传说。此说流行于苏皖各地，以晋竹林七贤及流行之七贤会为传说的中心。据传，七贤会为竹林七贤遗留下来的制度。（注：“七贤会”之称，在清代相当普遍。在四川重庆，当地之合会，即称“七贤会”，或称“银会”。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十一日，叶世发在一则告状中云：“情张廷义请三十两银七贤会一个，邀蚁父叶万华占一角，蚁父亦请十五两银会一个，文国治占一角。”云云。参见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15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当然，传说并不可靠，当为后人附会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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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培在书中，根据“新安会”三字，作出合会在中国之起始，“似在唐宋之间”的推测。（注：王宗培：《中国之合会》，5~6页。按：“七贤会”之称，早在清末，已被来自西方的观察家敏锐察觉。如史密斯在《中国村居生活》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那些以互助为特色的会社，在某些地方叫做“七贤会”。转见杨联陞：《国史探微》，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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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史实，王氏的推测大致可信。合会者，其中心主旨仍在一“合”字。合者，当为醵合。醵有二义：一为合钱饮酒。如《礼记·礼器》云：“《周礼》其犹醵与。”据注：“合钱饮酒为醵。”又《史记·货殖列传》云：“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集解》引徐广言，醵，“会聚食”。二是集众人之钱曰醵。如宋人王栐云：“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因阙官增进士额》，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45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即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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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醵资会饮之法有更多的了解，不妨将清人之法作一详细介绍。根据清人记载，当时醵资会饮有四种方法：其一，由与会者平均分摊。若是有10人参与会饮，人各出银币2元，共得20元，由其中之一人主办其事。而酒食之资及杂费，则需22元，那么结账时，每人各增2角。其二，如有10人参与会饮，人出银币1元，共得10元，亦以其中一人主办其事。而酒食之资及杂费，则需10元有奇，则不足的畸零之数，即由主办者垫付。此为主办者分摊稍重于其他参与之人。其三，会饮资金虽仍属分摊，但分摊多少，则采用一种名为“撇兰”的抓阄之法。如10人参与会饮，约计酒食之资及杂费需银币10元，先由一人以笔墨画兰草于纸，但画叶，不画花，十人则共画10片叶，在其中九叶之根写明银数，数有大小，多者数元，少者数角，每一叶之根无字，目的就是不使九人见到银数。全都写完后，将有根处之纸折叠起来，露出十叶之端，由画兰之人授与其他九人，让他们各在叶端自写姓名。九人写讫，画兰者亦以己之姓名写在一叶之端。写竣，伸纸观之，何叶之姓名与何叶之银数相合，即依数出银，不再食言。可见，这是十人会饮，出资者仅仅九人，若其姓名在于根无一字之叶者，则可赤手而得醉饱。其四，如十人参与会饮，每人各自负担一次会饮之赀，迭为主人，十次而轮流一遍，银数多寡则不计。此即世俗所谓的“车轮会”，又称“抬石头”。（注：徐珂：《清稗类钞》之《饮食类·醵资会饮》，第13册，6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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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集众人之钱（“醵钱”，亦即俗语所谓的“凑份子”）的“醵”，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起源较早，而且一直比较风行。而醵会作为一种互助组织，并出现会、社的名称，大概是在唐宋之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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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的研究成果显示，传统中国存在着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亦即当铺、合会、拍卖以及出售彩券，“分别起源于佛教的庙宇和寺院，要不然也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进而认为，互助会并不是合会的唯一方式。就合会一词而言，至少应该包括提供婚姻、丧葬与行旅互助的合作会社。（注：杨联陞：《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见氏著：《国史探微》，188、193~194页。）这是相当具有建设性的看法。若是将丧葬互助之社归入到合会的范畴之中，那么合会的起源时间，至迟可以追溯到隋代。如《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云：“维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辰朔，廿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岁岁秋合为仲契，每月设斋，吉凶相逮。”（注：碑文载《文物》，1983（7）。）显然，这是一个传统的佛社，然除了造像、设斋之外，尚有“吉凶相逮”之事，大致为社内成员遇到丧葬或其他急难时，社内成员采用互助的方式加以帮助。从“合为仲契”一句可知，会内成员之间已经结成如“契盟”一类之关系。至唐代，更是出现了诸多带有互助性质的丧葬“邑社”。（注：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显然是研究唐及五代“社”或“社邑”的先驱者之一。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下面两篇：《唐代の社邑に就きて》，载《史林》，23卷2、3、4期，1938，223~265、495~534、729~795页；《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组织せられたる中晚唐五代时の社邑に就きて》，24卷3、4期，1939，载《史林》，491~562、743~784页。）如韦挺《论风俗失礼表》云：“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注：《全唐文》卷154，第2册，15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这种“邑社”与当时流行的宗教邑社有所不同，当属于互助性的结社。在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诗中，有“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之句（注：《敦煌遗书》，斯0778。），显然也是指丧葬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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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丧葬互助结社，虽有互助性质，并与合会相近，但细分起来，与标准的以储蓄为目的的合会仍然稍异。前引王宗培《中国之合会》，在其推测合会起源的时间时，曾引浙江嘉兴的合会会规，尊之曰“新安古式”。此虽属推测，却于史有征。如赵不悔等修纂《新安志》曾述安徽新安互助之社云：“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其后里中社辄以酒肉馈长吏，下及佐史，至今五六十年，费益广，更以为病。”（注：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1《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604页。）可见，宋代新安之社，亦以储积为目的，似与合会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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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代，合会已经有了会、社的名称。黑金社、万桂社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据载，庐山白鹿洞书院，游士辐辏。在每年的寒冬，这些游士就“醵金市乌薪为御冬备，号‘黑金社’”（注：陶穀：《清异录》卷下《器具·黑金社》，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102页。）。在宋代的福建，尚风行“过省会”，又称“万桂社”。宋人真德修详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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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彬之以万桂社规约示余。余叹曰：……忆余初贡于乡，家甚贫，辛苦经营，财得钱万，囊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此则举乡，人乃有为所谓“过省会”者（人入钱十百八十，故云），偶与名其间，获钱凡数万，益以亲友之赆，始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故自转输江左以迄于今，每举辄助钱二十万，示不忘本也。吾乡去都十日事尔，其难若是，则温陵之士，其尤难可知也。林君此约，其为益可知也。盖纾其行以养其力一也，无怵迫以养其心二也，无丐贷以养其节三也，一举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乡与约者几千人，林君为此二十余年矣，同盟仅三百有奇。濂溪杨公所以叹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广之，使与者日众，则获者愈厚。（注：真德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万桂社规约序》，清蒲城真氏拱极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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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不难发现，宋代“过省会”与“万桂社”，其规模已是相当庞大。万桂社的参与者，已达“三百有奇”，而过省会参与之人，更是约有“几千人”。至于其延续的时间，亦相当之长，如万桂社一直实行了20余年，尚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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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宋代流行贡士庄、举子庄，或为贫乏贡士、举子提供助学基金，或为贡士、举子参加科试提供盘费，有些义庄除了周济鳏寡孤独者外，也有扶持贫生的功能。但是，这些贡士庄、举子庄或义庄，大多由地方绅士捐资出田设立，却并非互助性质的合会。而过省会、万桂社则不然，他们由贡士共同出钱，“人入钱十百八十”，结成会社，帮助贫乏贡士，以免贡士向富豪之家丐贷。显然，这是名副其实的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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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则开始出现一种“登瀛小会”，显然也属于资助或奖励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合会。据史料记载，光绪十年（1884），娄县枫泾镇人郁宗蕃募集洋银250元，存典生息，专门用来资助士子参加乡试之费用。（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5~26页。）在山西平遥县，则有“宾兴文社”。史载宾兴之举肇始于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程仲溪“善体父心，谨遵母训”，慷慨捐助5000两银子，作为首倡，建立“宾兴文社”，开始陆续募捐。其后，“官绅农贾莫不集腋而成裘，举监生员偕来悉心而补衮”，前后共同筹集银子13300余两，并将其银存入典当生息，以利息作为士子参加乡、会两试的“川资”以及童生参加院试的“卷价”。此外，文社尚刊刻了《宾兴文社规条》八则，作为具体管理此项助学基金的法规依据。（注：《平遥县创立宾兴文社碑记》，见《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353~355页。）清代的科举士子尚通过纠会之方式筹集科举旅费。如庄存与将“计偕入都”，苦无进京资金，不得已而纠集一会。（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赌博类·庄方耕帐中掷骰》，第10册，4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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