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460
1703023461
至清代，则开始出现一种“登瀛小会”，显然也属于资助或奖励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合会。据史料记载，光绪十年（1884），娄县枫泾镇人郁宗蕃募集洋银250元，存典生息，专门用来资助士子参加乡试之费用。（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5~26页。）在山西平遥县，则有“宾兴文社”。史载宾兴之举肇始于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程仲溪“善体父心，谨遵母训”，慷慨捐助5000两银子，作为首倡，建立“宾兴文社”，开始陆续募捐。其后，“官绅农贾莫不集腋而成裘，举监生员偕来悉心而补衮”，前后共同筹集银子13300余两，并将其银存入典当生息，以利息作为士子参加乡、会两试的“川资”以及童生参加院试的“卷价”。此外，文社尚刊刻了《宾兴文社规条》八则，作为具体管理此项助学基金的法规依据。（注：《平遥县创立宾兴文社碑记》，见《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353~355页。）清代的科举士子尚通过纠会之方式筹集科举旅费。如庄存与将“计偕入都”，苦无进京资金，不得已而纠集一会。（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赌博类·庄方耕帐中掷骰》，第10册，4897页。）
1703023462
1703023463
综上所述，醵合之风在中国虽古已有之，而且蔚成风气，但是由醵合之方式进而演变为合会之互助团体，并且出现会、社的名称，显然已是唐宋之间的事。
1703023464
1703023465
三、形形色色的合会
1703023466
1703023467
自唐宋以后，民间合会之风盛行，经济互助性的结社团体纷纷出现，形式多样，名称不一。概括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种：
1703023468
1703023469
（一）锄社：一种劳动合作团体
1703023470
1703023471
锄社出现于元代，为当时北方农家自愿结合之耕作互助组织。元人王祯记其事云：
1703023472
1703023473
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注：王祯：《农书》3《锄治篇》，明嘉靖九年山东布政使司刻本。）
1703023474
1703023475
锄社者，合力而不合钱，为后世合作社的起源。乡村农家在耕作上的互助之风，在明清两代仍然存在，前已引，在此不赘。锄社的出现，暂时改变了乡村农民力量单薄的不足。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显示出乡村一派温情脉脉的生活情调。
1703023476
1703023477
（二）“吃会”与“告助”
1703023478
1703023479
此类会社普遍存在于明代的河南。王士性记道：
1703023480
1703023481
其俗又有告助，有吃会。告助者，亲朋或征逋追负而贫不能办，则为草具，召诸友善者各助以数十百而脱之。吃会者，每会约同志十数人，朔望饮于社庙，各以余钱百十交于会长蓄之，以为会中人父母棺衾缓急之备，免借贷也。父死子继，愈久愈蓄。（注：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03023482
1703023483
可见，所谓“告助”，就是民间的互助之习。至于“吃会”，则借助社庙祭祀会饮这一仪式，进而转化成为民间丧葬互助团体。河南尉氏县的“生殖”之会，大抵亦属合会。史载其事道：
1703023484
1703023485
凡以钱入会生殖者，每月作若干会，会必以酒食。一人掌钱，一人掌历，群相生殖，多由此成家。会中人吉凶事有宜庆吊、宜贷乞、宜援助者，皆恃此为之。其有饕餮负约者，出之。（注：嘉靖《尉氏县志》卷1《风俗》，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1703023486
1703023487
可见，所谓的“生殖”之会，显然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其合作的基金是可以“生殖”的，亦即通过这一合作基金而赚取钱财，以使会内成员藉此发家致富；二是这一会社同样兼具婚丧互助的特点，其会内成员遇到婚丧大事时，可以动用共同基金加以援助。
1703023488
1703023489
（三）“保正会”与“牌甲会”
1703023490
1703023491
保甲之法，名为保障乡里，实则为害地方。尤其是保甲法废弛以后，代之而起的保正更不过是供州县役使而已，有罪则鞭笞斥辱，与皂隶等同，成为一种额外劳役，人人避之犹恐不及。为解除这种役患，清代湖南浏阳县上东乡，出现了一种共同充任保正的合会。此会之法大抵如下：“纠上四都廿四族金，入其息，凡保正期满，聚而谋其可任者，差愈于旧，而其息已赢。”按照清代的惯例，保正就役时，必须向县衙具状，申请委牌，称“领委”。胥吏借此索钱，并加上往来旅费，“费钱几二十缗”。保正无钱，只好持簿遍行乡村募钱，称“销费”。此会实行后，保正领委的费用，就由合会基金的利息支付，不用再募“销费”。同时，合会成立后，就购置产业，在文昌祠立庙祀，故又更名为“文昌祀”。出资的二十四姓，每姓各领铜牌一面，每年在文昌祠祭祀聚会，“核帐目，验牌入席”（注：《上东义举志要》卷2、3《上东文昌祀缘起》、《文昌祀条约》，清刻本。）。可见，“保正会”成立后，保正由当地二十四姓轮充，费用共出，避免了旧时充当保正者负担过重的弊端。这种通过互助而共同承担地方衙门徭役的合会，在清代的一些工商行会中也普遍存在。出现于重庆的“孝义约”即为典型一例。从史料记载可知，当时重庆各窑的窑户，大多需要承担来自官府的“差务”。为了应对这些繁杂的差役，嘉庆九年（1804）十一月，徐德先、蒋连山、陈秀武、吴正言、张生文等窑户，成立了一个孝义约，制定规章，规定每年由各窑共同出银60两，“以应差务”（注：《徐德先等合约》，见《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330页。）。
1703023492
1703023493
除保正会外，在清代湖南的蓝山县，又有“牌甲会”。萧元贞《西隅牌甲会引》云：
1703023494
1703023495
牌甲一会，不惟供役，亦以均输；不惟赴功，亦以从序。如我西隅甲中，一甲律公，九甲裬公，约其众，而六甲辅公操其赢。由是十甲并举，而役以均。既以更设簿册，交察互警，犹存守望之风，亦见修睦之意。（注：民国《蓝山县志》卷10《户籍》下，民国二十二年刻本。）
1703023496
1703023497
可见，所谓牌甲会，与保正会颇多相同之处，均是以合会的形式，共同轮充乡里职役。
1703023498
1703023499
无论是明代“吃会”之社庙会饮，抑或清代“保正会”演变成“文昌祀”，无不说明中国之合会起源于社神或其他神庙的祭祀，这显然是互助圈与祭祀、丧葬圈的互动乃至合一。
1703023500
1703023501
（四）“义社”、“粮社”与“祭社”
1703023502
1703023503
史称山东民间风俗云：“乡党岁时举社会，贫富相资，有蓝田乡约之遗风。”（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山东·济南府》，第2册，7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所指即当时山东所普遍存在的互助组织。据史料记载，明代山东兖州，其互助性的团体有“义社”、“粮社”、“祭社”。义社大致与河南的吃会相同，也是起源于民间在社庙的会饮。所谓义社，即“常以月朔为饮食聚会，醵金钱生息，即有死丧，计其所入赙之，虽贫窭，应时而葬，无暴露者，谓之义社”。显然，这是一种丧葬合会。粮社则是民间通过合会这种方式，以供租税，与河南的告助大抵相同。史称：“醵金生息，以供租税，出一岁之息，岁岁用之，率不后期而完，谓之粮社。”此外，还有祭社，行之于本族之内。史载祭社云：“亦有群其宗族，日朔为会，息金钱谷以供烝尝，谓之祭社。”（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山东》上引《青城志》，清钞本。按：山东粮社之制，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尚有遗存。如新泰县之“积粮社”，堪称其中一例。史载：“乡民集合若干户，立一会社，合资买地若干，共同耕种，历年所得粮食，全数积存生息，随时添置地亩。至丰足后，按份均分，各自管理。”参见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1类《民律总则》，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这类祭社，在清代浙江湖州犹有其例，称为“火殃会”。据史料记载，火殃会合祭火神，参加者为里中数十家，“各家按年轮值”（注：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
1703023504
1703023505
祭社与火殃会，显然均属民间祭祀团体，它们所反映的则是明清两代祭祀圈的基本实况。当然，两者尚有差别。就祭社而言，是同一宗族内的祭祀群体，而火殃会的参与者则不仅仅限于同族，而是同一乡里的不同家族。从祭社到火殃会，大抵反映了明清民间祭祀圈的基本演变趋势，即参与群体的日益扩大，亦即由宗族向地域的演进。
1703023506
1703023507
在明代，广东廉州府民间曾流行一种“阿公钱”，又称“社意”。其制为每月的月朔，民间百姓各出钱，“贮以待患恤之人”，故又称“庙地生钱”（注：陈全之：《蓬窗日录》卷1《寰宇》1《广东》，4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703023508
1703023509
（五）“结社积钱”、“会仓”与“义仓会”、“勤俭社”
[
上一页 ]
[ :1.703023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