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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厦门，民间百姓通常因为打算营业而又无资本，于是就会集亲朋戚友创立一会，以其会金充当资本，俗称为“义会”。其创会之人，名为“会首”，余均称“会脚”。会脚至多不过30名，各出相同数目会金，由会首收受。每月投标举会一次，以标贴利息最多者为中彩。其中彩者，即将各会脚所出会金收去。其后每遇举会，只将前收额定会金按期交付会东，不能再行标贴利息，以期得彩，为此俗称已得彩之会为“死会”。未中彩者，届期仍集会所，重行投标，俗称得彩之会为“活会”。（注：同上书，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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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徽之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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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天长县，民间财用欠缺之家，往往向其亲友邀请“七贤会”，以资应用。例如甲为会首，邀请乙、丙、丁、戊、己、庚、辛七人为会友，议定每会100元，先由乙出大洋21元为第一会，丙出18元5角为第二会，丁出16元为第三会，戊出14元为第四会，己出12元为第五会，庚出10元为第六会，辛出8元5角为第七会，共计100元，给会首甲收用。由会首出立会书七份，载明某人应得第几会，交乙、丙、丁、戊、己、庚、辛执存。以后以一年为一会，或以半年为一会，七次会期完毕，始行终了。第一会，乙净得大洋100元，甲即照乙所出21元之数贴出，丙、丁、戊、己、庚、辛仍照前数出钱。第二会，丙净得100元，甲即照丙所出之18元5角之数贴出。乙以后每会出大洋21元，戊、己、庚、辛仍照前数出钱。以下照此类推。此外，若是举10元或50元或200元为一会，皆视会金之多寡，定出钱之增减。在此七年中，往往因会首或会友经济情形之变动，导致合会不能终了，而且与会首兴讼者甚多。（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1编《债权》第3类《契约之习惯》，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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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陕西之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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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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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华阴县，民间合会通常称为“画会”。画会中成员的纽带，通常以“祀神为名”，例如乡民同祀一神，在祀神之日，先由一人备筵，邀请32人，商定每人出银五元，共储生息，作为祀神及筵宴费用。至下次祀神之期，仍由原人备筵，邀请在会之人，各以纸条书本届之会，以数目最少者为得会。凡已经得会者，每次须出银五元。其未经得会者，则照得会人条内所书数目出资。以四个月为一会期，历32期始尽。最后得会之人，每人给银五元，不须再画。其中显然含有先扣利息之意，而得利之多寡无定。若有人需用银钱甚急，当第二次会期，以书银三元得会。除本身外，得银93元。至会期终了，历经八年，共需银150元之多。（注：同上书，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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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雒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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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雒南县，民间则有举行“摇钱会”的习俗。每会一局，或十人或八人均可。先由会首备筵召集，议定每人各出钱若干，交给会首使用。其后每隔三个月或五个月过会一次。由会内出买头钱，拈阄摇会，名为“买会”。得会后，应由会首暨其他会员，各照议定钱数，筹措给得会之人。如此按期过会，必在会各员，均得过会而后已。（注：同上书，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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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川之“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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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成都，专有一种集资筹款之法，一般称为“请会”。所谓请会，就是“约合亲友，集资为会，出资多少，以名次先后定之”。譬如第一次集会之银，凑成全数，交给请会之人，名为“首会”。等到半年或一年定期，还付少数之银，而各会友又各按定数上会，凑成全数，交给第一会人之手，称为“得会”。于是，“请会者”可以使用无利之银，而“上会者”亦可得集腋成裘之美，所以城乡买卖人家，无不愿意上会或请会。成都之请会名色甚多，分别有“瀛洲会”、“堆金会”、“十三贤会”、“五子会”、“公益会”、“苏半积会”、“八贤会”等名。（注：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民情风俗·请会》，127页，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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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初，民间合会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义社与丧葬互助组织之互动；二是义社与讲学会之合流。就前者而言，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浙江海宁的“书社”。根据记载，此类书社又称义社。顺治十七年（1660）冬天，海宁东山先有“书社之举”，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邱维正。次年夏天，龙山又有“义社之举”，其目的则是为了帮助许元忠之少子许幼庚。正如陈确所言，“二社虽分而意合”，所以每当集会，必“兼启两社之友人合饮之”。当时同时参与两社并交纳会金之人，有祝眉老、许欲尔、陈爰立三人。义社成立后，共凑集正银50两，利息银17两，合计67两余。义社成立以后，尚资助社内人之丧葬。如社内成员蔡养吾，虽属贫士，却能“率先让会，以急穷交”，获得了社内同人的称赞。养吾死后，家庭更加贫困，丧事尚未能举。为此，社内同人本着义社的精神，一方面免除养吾死后所应交的义社会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的两个儿子完成丧事。此外，邱维正的夫人死后，社内同人亦“敬以五金为赙”（注：陈确：《陈确集》之《文集》卷9《记》2《义社告成漫记》，上册，224~2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按：义社又称书社，陈确已有如下解释：“所谓书社，非书社也，将以佐贫友之急，而姑托始焉。”然在互助合会之外，书社尚有聚集同人讲学之举，如社内成员沈德甫，“拳拳以学之不讲为忧，其嘉惠同人甚厚”；又如张白方，在聚会时亦言：“学固不可不讲，要以力行为贵，毋徒为口耳之学可也。”顺治十八年所结义社，“凡前后集三郡九邑之友，共三十二人”。此32人名单如下：朱子凡、沈德甫、邱维正、董稚升、陈确、蔡养吾、郑休仲、张白方、张考夫、屠子高、钱云士、许大辛、徐炯一、许欲尔、查二雅、徐孝先、徐敬可、许子受、许孝先、潘复兮、蔡伯蜚、祝凤师、虞渊庵、吴汝典、祝莱邨、邬子善、陈祖怀、陈锡、陈枚、陈翼，以及两位童子，即沈德甫的幼子、许大辛的幼弟。参见陈确：《陈确集》之《文集》卷10《会永安湖楼序》，上册，232~233页。）。就后者来说，义社又称“银会”。从其社约来看，其结社之法，特点有三：一是“息止一分，轻利而重谊也”。不难发现，此会尽管是合会，却亦有利息。二是得会的先后，采用抓阄之法。三是会内立有监察之人，其职责就是保证“会金不愆期，会日不辞席，违则有罚”。当然，聚会之时，除了酒食之外，尤其注重“究性命之理”，而且以刘宗周所立之《证人社约》为指归。（注：陈确：《陈确集》之《文集》卷17《南湖义社约》，上册，399页。）可见，此社不同于一般的银会，已与讲学会趋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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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会的互助功能及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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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合会是中国民间旧式的经济合作制度，或为以救济会员为目的的民间金融组织，或为通过合作共同负担地方事务的团体。合会的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仓、义仓流于形式，平民贷款机构的不完备，高利贷的过分盘剥，民间储蓄机关的不发达，以致遇到自然灾害或婚丧大事，平民无法独立承担，等等，都是合会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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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色各样的合会来看，合会的性质亦各不相同：或具勤俭储蓄的性质，或为相互保险，或为扶危济困，而且其信用之稳固，组织之周密，计算之巧妙，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是相当地完备、发达，确实比典当更为进步。合会作为中国民间固有的集资方法，就会首个人来说，他可以利用自己平日对人的信誉，通过合会这种方式，罗致一批款项，以应付一时的急需，然后分期偿还。而就会脚来看，参与合会，既顾全了亲戚朋友的情谊，以及乡里之情面，又是一种很好的储蓄之道，积少成多，零存整取，从而使余钱不致死藏或者随意浪费，以便应付他日急需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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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的兴起，其本意是以一种互助的精神共同解决一些婚丧大事，并协力帮助农民解付官方赋税的征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中国民间的一种互助精神，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分散的势孤力单的局面，将农民组织成一个互助的整体，共同抵御天灾人祸。换言之，合会能起到社仓、义仓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同时，合会的出现，养成了一种乡里互助之风，善风由此大炽，进而通过在社庙的会饮以及宗族或家族内集资义祭，使乡土社会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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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合会组织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弊端。诚然，合会之法，义以成之，信以成之，一般是靠信义得以维持。但是，由于合会是一种经济性的互助组织，牵涉到货财的再分配，而参加之人又较多，鱼龙混杂，所以“终无言者鲜矣”。即使是亲知，亦难免会产生一些嫌隙。尤其是有些合会，其一次收取的会银可达千两以上，更是埋下了诸多争讼的隐患。（注：如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邓世涛在一则投词诉状中称，自己曾接一会，“得银一千四百两”。会款数字之巨，显已证明合会开始脱离互助之性质，进而向民间借贷转化。参见《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157~158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使得民间的结会很难永久维持，时日一久，不免最终趋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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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人温以介的母亲曾有过这样的训语，也算得是经验之谈。她说：“我生平不借债，结会此念一起，昼夜见人不是。”（注：温以介述：《温氏母训》，《学海类编》本。）在这里，“结会”与“借债”相提并论。其实，结会属于民间互助，与借债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人们一般是在遇到经济困难时，才发起与人结会，这如同向人借债，所以极易混淆。这类说法显然已经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民间虽流行合会，但在民间百姓的观念中，仍然有人将结会与借债相混淆。有一部分人碍于乡里戚友情面，只好勉强入会，这就为以后发生争衅埋下了伏笔。同时，有些会员因至时经济拮据，或一些饕餮自私之徒有意耍赖，拖欠社钱会款，终致争讼官府。（注：如在明末的濬县，有一窭人齐龙，与人结会，“久负杨时雨社钱”，以致被告到官府。此即其例。参见张肯堂：《辞》卷2《齐龙》，126页，台北，学生书局，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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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民间合会之风相当流行，其参加者甚至包括了僧人和妇女。（注：僧人参与“摇会”之例，可引下面一则记载加以说明：宝山县月浦镇“本乡宇六十二图有姚廷秀者，素不安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深夜时，纠合同党王金生同往朱邨庙，将僧人竺风于睡梦中唤起，问其银洋何在。盖侦知竺风于是日摇得会款，未必散用，大施其强迫手段。竺风不允，卒被刺死”。至于妇女参与合会之例，其典型的例子则为清代广州之“银婆会”，尤以南海县沙头堡为甚。史载：“堡有六乡，乡之老妇有夫死不嫁者，有嫁后与夫离异者，有不嫁人而嫁鬼者，乃集资设会，曰银婆会。入会之银，多者五十两，次则三十两、二十两、十两、五两。凡少妇闺女，皆为银婆所招致。会有书记，以男子司之。月之五、十为会期，老妇开会。人之需银甚急者，即向会中借用之。银币一圆，每期收息银一角，以五十期收清本息。”（分见陈应康总纂：《月浦里志》卷15《杂志·轶事》，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226~227页；徐珂：《清稗类钞》之《会党类·银婆会》，第8册，3732页））作为一种民间互助金融组织，合会效力之发挥，显然得益于会首以及会众的信用维持。尤其作为合会发起者的会首，一旦发生债务纠纷，通常负有清偿债务的责任。以上海县为例，“沪地纠会习惯，无论为摇会，为标会，苟全会未经终了即行倒闭者，则未经得会之散会（即各会总名下之会伙），只能对于所属之会总，行使其清偿权，不得径向首会索款，各会总始得就自身暨本人名下，各散会所应收之会款对于首会，请求偿还”（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1编《债权》第6类《关于清偿之习惯》，1页。）。究其原因，正如民间调查资料所言：“查民间经济流通，有合会习惯。发起者，为首会。首招集十余人，各出资于首会，逐后按年或按季，各出资按人挨收。至已收者，不能履行其会款时，挨收者都向首会求偿。盖首会所集之十余人，未必各相识相信，而首会之对于此十余人，俱相识相信也。”（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1编《债权》第6类《关于清偿之习惯》，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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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河北保定府，民间的结会已经流变为“打网义”这样一种陋俗，以致名为互助，实则渔利。网义种种，史籍记之甚详，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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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之借端不一：有年未知非，谬称耄耋而网者；有鞠子弗育，及诡女作男而网者；有抱病饮药，醵金酬医而网者。东厢移往西廨，则网之，曰“暖房”；父命子名，兼赠别号，则网之，曰“贺字”；男未定聘，女未字人，则网之，曰“完婚”，曰“会妆”。更有不假题目而网者，直曰“告助”。凡闻某名、识某面，即投请启，谓之“漫天网”；破费多而馈贻少，所入不抵所出，谓之“清水网”。或甲赴乙席而赤手，曰“上欠”；至乙赴甲席而白嚼，曰“准帐”。究竟一往一来，出此纳彼，止换一醉饱，而酒食之耗费已无算矣。斯亦致贫之一端云。（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72《保定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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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会而变成“打网义”，使互助精神中掺杂了诸多乡里社交诈骗行为。结会本为济贫，在此反而成为致贫的根源。这又说明民间的结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弊端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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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有些合会或具利息功能，或具投标、博彩之性质，更使其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轶出互助之本意，进而流变为高利贷乃至赌博。就前者而言，可以清代广东南海县之“银婆会”为例。银婆会所立规矩，银币一元，每期收息银一角，以50期收清本息，不得拖欠。如本期十分窘迫，无法交还，可以将息作本，息上加息，展限一期。若下期再不还，则组织者采用最残酷的手段加以逼勒。再加之此会为乡里土豪、绅董衿耆所把持，或抽收陋规，或包追欠款，坐享其肥，所以“愚民因受此会逼勒，卖妻鬻子、服毒投海以死者，每乡岁以十数计”（注：徐珂：《清稗类钞》之《会党类·银婆会》，第8册，3732页。）。以后者来说，清代广州女眷、女仆等所开之“地铺会”，就是典型一例。按照地铺会之法，如开三元之会，会头每一次收地银一元半，月开五六次或三四次。为会头者，每月开某字头之会，或数十字或十余字亦不等，故无日不开会，无地不开数会。西关左右之妇女，充会头者达数百人，其中深闺妇女多为引诱。宝善坊之蔡三姑，作会头以数百计，各处会头数目，约值银币40余万。（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赌博类·女子地铺会》，第10册，4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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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尽管合会存在着不少弊病，但还是利多于弊，所以在民间才得以一直流传下来，并处于一种时兴时衰的状态。在民间合会的影响下，即使是清末西方人所开设的金融机构，其所发放的贷款“印子钱”，也开始改变策略，转而采用一种分期还款的方式，以减少贷款贫民的压力。以清末天津为例，当时的印子钱已采用如下还款方式：“如借钱十千或八千，则分一百日清还，每日还钱一百，或一百二十文不等。如遇阴雨，次日补足。春借则秋已还清，秋借则春已扫数。”可见，尽管印子钱的利息太重，但零星归还，子母双清，这种部分借鉴民间合会之举，对于负贩小民而言，确乎“尚觉轻而易举”（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5《风俗门·打印子》，40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按：所谓印子钱，羊城旧客释其意云：“印子钱者，西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逋，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同书，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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