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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字会”，或称“文昌惜字社”，或简称“惜字社”。中国文字，必归六书。顺言达事，均藉文字。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惜字”之说，在儒生士子中一直广泛流行，他们纷纷撰文，倡导惜字。如彭凝祉曾撰写《惜字说》一文，“劝外官禁贴一切招纸及店铺货物上记号，并重治造还魂纸”（注：彭凝祉：《济溺说》附注，见《保婴合璧》，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每年的二月初三，当文昌帝君诞辰之际，士子还举行惜字会，“礼玉局忏，以示虔诚”（注：民国《江阴县志》卷9《风俗·岁时》，民国十年刻本。）。尤堪注意者，清代的惜字之论，已不仅仅限于敬惜字纸，而且兼及字碗。相关的惜字之论，可引陈履声之说为例加以说明。从史料记载可知，钱塘人陈履声，品端性善。其惜字善举，能人所不能为者，而且有一套独特的惜字之论。他说：“字碗者，犹之字纸也，污弃字碗，犹之污弃字纸也。若惜字纸而并惜字碗，此则人所不及为者，吾当勉为之。”于是广泛募集有字碗片、碗足，各给钱二三文不等。远近风闻，凡污流秽积、隙穴荒垣之区，老稚争相搜剔，收集之后，前来投献，门无虚日。陈氏将这些有字的碗片、碗足，亲自洗涤干净，并细心收藏。等到每年钱江大潮之时，与所燔字纸灰烬一起，投入大海，数十年如一日，无丝毫倦怠。其后，陈氏任江西浮梁县景德镇巡检，专门职掌碗窑。于是，就一一上书上官，力陈碗字之过，谓：“花鸟虫鱼，何一不可图以陶之？而亵渎圣贤之字，一碎埋污，则千年不拔。”上官多加奖励，下令严禁。于是终其任上10余年，窑上不敢制只字于碗器。（注：金埴：《不下带编》卷3，45~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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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字会与传统儒家学说关系颇密。换言之，敬惜字纸，乃传统儒家士子分内之事。在论及惜字会之前，显然有必要对儒家祭祀系统内之诸多会社作一介绍。如在清代的天津，就分别有“与祭会”、“洒扫会”、“灯牌会”等社团。儒学文庙，每年春秋丁祭之时，除了官备祭品之外，学中生员必须“按月出资，添置灯彩，随班执事与祭，以崇祀典”（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洒扫会》，29页。）。这就是所谓的“与祭会”。所谓洒扫会，即在儒学文庙中，除了朔、望两日照例由官长行香外，儒学中的师生亦“立会出资，掣签值月”。在朔、望前一日，派遣庙丁洒扫殿宇，值月之人还亲自在各神位前焚香，“以昭诚敬”（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与祭会》，29页。）。又院、府两级考试之时，那些参加考试的文童，“积习拥挤，前后名次颠倒，听点者易于误名”。鉴于此，一些人专门设立“灯牌”，每50人一牌，预先在点名之前齐集。在考场前建罩棚、房舍，内设板凳、茶水，考生在此静候，然后按牌送入辕门听点。如此，则考生既免错误，又可躲避风雨，且鱼贯而入，“较为体统”。灯牌会费用，全由学校中人公捐。（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灯牌会》，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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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惜字之风遍及民间百姓，故惜字会或惜字社在清代极为流行。如在北京，将惜字会归入各类“香会”之下。北京香会，以每年的春秋仲月最胜。而在众多的香会中，又推惜字会为最。从记载可知，惜字会除了敬惜字纸之举外，通常还在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献供演戏，动聚千人”（注：潘荣陛：《燕京岁时纪胜》之《二月·惜字会》，1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又南京上元县生员俞廷飏，家贫嗜学，住所靠近四条巷文昌庵，曾创设“惜字会”。道光四年（1824），江苏布政司衙门大火，案牍烬余，堆积如山。于是，俞廷飏首倡募捐，“曝而焚之，灰抛大江”（注：甘熙：《白下琐言》卷3，44页，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在天津，民间亦有“敬惜字纸社”，下面分设“崇文”、“广善”、“德文”、“拾遗”诸社。每社各分地段，散给各家篓子一个，以备“随手收放、不时敛取”字纸，然后将字纸焚毁，投入海中。此外，此社还收买破书，按斤给钱，各有规定的章程。会中经费，由捐款生息项下支销。（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字纸会》，29页。）贵州贵县，光绪二年（1876）创设了惜字会，有会员324人，“每年收租雇工收检字纸”（注：民国《贵县志》卷2《社团》，民国二十三年刊本。）。江苏江阴县，乾隆年间在云亭创设文昌惜字社，“门前有焚字炉”（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义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江苏宜兴，同治十年（1871）里人潘祖荣等创办惜字会，置有市屋田产。（注：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湖南浏阳县上东乡，同治元年创设惜字社，“岁雇人遍收而焚之，并使劝导晓解。其市集榜揭之丛残者，亦雇人拾之，将以示乡里，使人知文字之可贵也”（注：《上东义举志要》卷2《惜字社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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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惜字善会之设更盛，甚至遍及市镇。如位于嘉定、宝山之间的厂头镇，乾隆五十五年（1790），儒学内同人在文庙之左，捐资创建字井，但所塑文昌神像，因工力不继，尚未有宁居。随后，同人等筹集工食之费，嘱咐清和庵僧人明如主持惜字之举，又募资若干，修葺庙宇二间，奉安神位。“由是香花芬馥，每当春秋二仲，率多裙屐衣冠之侣，盖气象自是一新矣。”（注：严骏云撰：《厂头惜字社记》，见钱以陶：《厂头镇志》卷7《艺文·碑记》，收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22页。）常熟县徐市，共有两处惜字会：一处设在文昌宫，始于嘉庆元年（1796）；另一处设在火帝庙。（注：顾崇善纂：《里睦小志》卷上《公所》，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58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7。）位于嘉定、青浦两县之间的黄渡镇，则有“惜字藏”、“文昌社”之设。同治五年（1866），黄渡镇人孙起荣等在关壮缪庙建惜字藏，其中常年经费，均由劝募。同治七年春，章光旦等设立文昌社，凑集16人，每二人为一会，一年一次。“后以数人不齐，改为每届由本人自认款，神为二月三日，晚散福酒数席。”（注：章圭瑑纂辑：《黄渡续志》卷8《杂类·琐录》，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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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惜字为儒家士人分内之事，所以此类善会多称“文昌惜字社”，有些甚至直称“文昌会”。据《各塾师文昌会立愿疏式》可知，当时的塾师同样有“文昌会”一类的慈善组织。若要加入此一团体，必须先在文昌梓潼元化帝君座下“拜礼玉局心忏”，倡举惜字纸、毁淫书等活动，并以此为宗旨，教化“初学蒙童”（注：余治：《得一录》卷10《变通小学义塾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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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与惜字会并行者尚有“拯秽会”。从一些史料记载可知，当时城市中的垃圾、灶灰，通常由乡农买去，作为肥田之用。在这些城市垃圾中，其中不乏字纸米粒及布号零杂遗弃者。为此，一些慈善性的惜字局公同议定，让收灰人将字纸、米粒等细心检出，交给垃圾场之经营者，再由他们“五日一缴到局，量给价钱”（注：余治：《得一录》卷12《惜字会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56页。）。此外，还有一种“惜谷会”。如江南宝山县罗店镇之惜谷会，于光绪七年（1881）由当地人钱文葵创设。此会之设，主要基于如下缘由：“农人打稻未能净尽，余粒在茎，付之一炬。”为此，“创议按户给籭，俾得随手摘储，按月轮收，年终汇碓，统一年所积，散济茕残”。其经费的来源，则采用立愿之法而募集善款，“以四十分为一愿”。若愿款不足，则又由会内同志“各捐书画、润资生息济用”（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营建志》下《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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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拯秽会属于惜字会之延伸组织，那么“双惜会”乃至“惜谷会”的出现，已经足以证明惜字、惜谷两种善行通常在清代并行不悖。“双惜”之说，其立论基础，可据清代《双惜会小引》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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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字纸、五谷之当惜，无人不知也。而惜之之法，未能曲尽者，盖由不知推及本源而急所先务也。何则？天地生成，必资教养。字者，教之源。谷者，养之源。教养之源，即生成之本。父以生我，非谷无以为养。师以成我，非字无以为教。故字与谷，其功等于父师。反是以观，则不敬字、谷者，其罪即等于逆父师。逆父师者，为天律所不容，雷霆之殛所由来也。（注：余治：《得一录》卷12《惜字会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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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言：若要惜福，米里拣谷。又云：增福添禄，路上扫谷。世人但知惜字会，而不知惜谷会。其实，“字与谷并重，而弃谷更多于弃字”。传统的慈善之说认为，“人之生，父母生之，而非谷则父母亦无以为生。故弃五谷者，罪同逆亲，雷霆之震，所由来也”。所以惜谷之举，一方面是为了表示“饮水思源，礼崇报本”，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敬惜这一善举，避免“上干天怒”，进而“默感天和”（注：同上书，664~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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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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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婴会”一类的善会，在明代已经存在，称“育婴社”。据方浚颐《扬州育婴堂记略》云：在明代，扬州就已经出现了育婴社这种善会。究保婴会崛起之原因，显然是为了弥补育婴堂的欠缺。正如《保婴会缘起》所云，在清代的一些城市中，照例设有育婴堂，“收养遗孩”。相比之下，四乡离城窎远，跋涉为艰。那些贫穷人家每每吝惜费用，再加之入城路远，故通常不喜将婴孩抱至城内育婴堂抚养。按照当时的惯例，一些贫乏之家，假若生育稍多，迫于自谋生计的需要，往往即将婴儿淹毙。此类习惯已经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而且民间还美其名曰“嫁之”，又称“度他人身”。“不特生女淹，甚至生男亦淹。不特贫者淹，甚至不贫者亦淹。转辗效尤，日甚一日。”更有甚者，“有一家连淹十余女者，有每村一岁中淹至数十女者”（注：余治：《得一录》卷1《保婴会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73页。）。鉴于此，才有各类保婴会之兴起，以弥补育婴堂之不足。如在浙江遂安县，保婴会则称“生生会”，又称“济婴社”，亦为“济婴堂之不及”。此会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洪子泉倡办，“随乡设会，随地散给，其法简便，其力易行”。每贫户劝留一女，“助钱一千文，分两月给付”（注：余治：《得一录》卷2《保婴·遂安生生会小引》，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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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在江阴更是出现了“恤产保婴善会”，除了保存原本普遍存在的“保婴”善举之外，另外增加了“恤产”亦即救恤产妇之举。按照传统的观念，妇女“生产”是一件“险事”。其中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呼吸之间，动关性命，昔人比之死里逃生者此也。而一遇灾年，则险又加险。盖灾年贫妇，肠胃空虚，气血衰薄，一旦以寒饿之躯，猝焉坐草，用力稍过，往往虚脱”。其二，“囊乏一文，稳婆孰问？倘逢难产，妙药谁施？惨痛莫支，束手待毙”。其三，“贫家藉女工为活计，一日停机，合家坐困。倘急于糊口，产后即强起操劳，多致感冒风邪，酿成危疾”。基于此，才有“恤产保婴善会”之举。此会“以出钱一千四百文为一会。每遇贫户生产，例给棉衣、裤各一件，米五升，钱百文。第二月，给三百文，以四月为度。约计钱一千四百文为一会，有力者，千会、百会，各随心愿，费小功大”。此会自道光二十八年秋天开始举行之后，共计救恤产妇700余口。（注：余治：《得一录》卷6《灾年恤产保婴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52~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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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由于慈善意识的普及以及慈善团体的广设，保婴会更是遍地皆是。如在浙江嘉兴，自同治十二年（1873）以后，陆续设立保婴会七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七字编列顺序，分设乡村各都，“以佐育婴堂之所不及”（注：光绪《嘉兴府志》卷24《养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在浙江海宁硖石镇，有“拾遗小会”，其意盖为捡拾道旁遗弃之婴，显然亦属保婴会。参加的同志“各助钱百文，或五十文”（注：《拾遗小会序》，见《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清光绪刻本。），作为送弃婴到硖石的舟资。此会无经常之费，又无专办之人，救一婴，是一婴，办一日，算一日，体现出善会的临时性特征。而在江苏无锡，也有保婴会一类的善会。此会原名“恤婴会”，后改称“保婴会”。凡是乡里有生育男女，确系极贫而不能留养，就由会内照例给发钱米，令其暂养数月。如仍不能养育，就由保婴会出钱代送育婴堂。此会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设以来，影响较大。如江阴的青旸镇、马镇、长泾、杨舍与无锡之芙蓉圩等地，受此会影响，均有一些善士仿此章程举行。（注：《保婴会缘起》，见《保婴合璧》，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按：相关的记载，亦可参见余治：《得一录》卷1《保婴会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73~475页。）又江苏娄县枫泾镇，设有“接婴会”。光绪三年（1877），会中人募集捐款10万文，存于典当生息。随后，禀请娄县知县陈熊才，得以批准从漕粮内提取钱24000文，又随时募捐，以补善款之不足。光绪十六年，又禀县准拨瑞和典典捐钱12万。（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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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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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施棺会”，就是由同志结成一会，遇贫难丧故之人，无以入葬，由会内施以棺材。这种做法虽为各种善会或善堂所兼行，然专有一种施棺之会，却是清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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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棺会的名称不一，或称“存德会”、“同仁会”，或称“义材会”、“百寿会”、“代赊会”，然均以施棺为专责。如浙江萧山县，在临浦、义桥、所前、戴村、凌溪、尖山、迳游村、长山乡河上店、靖雷乡、赭山、西仓乡、培新乡，均设有存德会、施棺会、同仁会一类的慈善组织。（注：民国《萧山县志》卷7《建置门·公益》，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在江苏宜兴，有义材会，光绪十九年由里人潘凤仪、潘孔铸等人创设，“置办义材，舍给贫户，并酌发埋葬费”（注：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在上海，有百寿会，光绪二十六年由当地绅士杨承志创捐，“专办赊棺”，所赊之棺称“百寿棺”。此会与一般的施棺稍异，只将额存棺材分福、禄、寿三等，赊与丧家，所欠之费听丧家有力时归还，并不催偿，有别于无偿施舍。（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善堂》，见《地方志·书目文献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在娄县枫泾镇，则有代赊会。光绪初年，沈晋康、郁云辰、毕廷荣等人，集股百余，结成“代赊会”。凡是贫家之人有丧，不能自具棺材，就由会中代为购买。日后是否偿还，完全由丧家自行决定。每年所代赊之棺，多至百具，沾惠者不少。（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10《志拾遗·拾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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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上海的一些同业、同乡会馆、公所中，其所设的善会虽不称施棺会，却多有施棺的善举。如四明公所的“长生会”，就将集资款的所收利息，“议立施棺”善举。（注：《四明公所长生会章程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头摆渡船户的“兰盆会”，后归入四明公所，“作为棺木之费”。凡是码头、百官两帮船户，“遇有赤贫身故，无具成殓者，准其到公所给领”（注：《头摆渡（码头·百官）船户兰盆会助款入四明公所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360页。）。木匠业所设的“长兴会”，自光绪五年（1879）创设以来，亦专门为宁波籍同业中之穷苦者“给棺槥”（注：《木业长兴会并入四明公所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384~385页。）。铜铁机器业所设的“永生会”，由同业倡议捐资而成，存于四明公所，“同业者设有贫苦不测、无力措棺者”（注：《铜铁机器业永生会存款四明公所及捐款姓名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418页。），可按例向四明公所领取。在杭州的宁波籍同乡，也设立施棺之会。其经费来自同乡好义之人，分“计愿”与“助洋”两种，“计愿则随时收取，助洋则岁终总收”（注：《施材小叙》，见《杭城四明同义集详定章程》，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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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恤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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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恤嫠会”，或称“敬节会”、“保节会”、“儒寡会”，专以抚恤节妇、寡妇为职责，负责她们的生活，并旌表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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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民间广泛设立“恤嫠会”？当时的史料已经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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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妇丧夫，最惨事也。妇人以夫为天，所天既陨，依托伊谁？泣血椎心，殆难名状。即家本素封，尚难排遣，而况家无长物，生计无聊。或衰老翁故，相依为命；或伶仃弱息，成立维艰，饮蘖茹荼，酸辛万状。不有以周之，而欲其自甘荼苦，之死靡他也，难矣。（注：余治：《得一录》卷3《恤嫠会·恤嫠会条规》，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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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恤嫠会的职责，就是通过公共的慈善组织，帮助那些守寡而又贫穷的嫠妇保持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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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代惯例，凡是妇人年30岁以下守寡，并为夫守志达30年，就可以按例得到朝廷的旌表。有些节妇因为子侄单寒，不能自达，难以得到旌表。于是，在江南苏州、常州、润州，就专设敬节会，替其访求事实，请于朝廷，出资举行旌表。（注：民国《宝应县志》卷25《序跋·刘抬拱敬节会例题辞》，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而在上海，光绪十一年（1885），地方绅士杨德等仿照青浦章程，正式禀官创设了儒寡会，凡是儒嫠之妇，每人月给钱700文。设会董四人，轮流经发。（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善堂》。按：关于上海县所设之儒寡会，民国间《三林乡志残稿》亦有记载，唯在创设时间与创设人上，与县志记载稍异。如记创设时间为光绪九年，创设人为杨俭。何者为是，俟考。参见佚名纂：《三林乡志残稿》卷2《儒寡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106页。）在天津，亦设有恤嫠会，专门收留寒苦孀妇，每月给予口粮。会中经费来源，取自洋药厘捐，按每箱收银一钱五分，解呈关道给发。此外，还有来自盐务的捐助。（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恤嫠会》，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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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地方财力之充沛，此类慈善团体开始在江南乡镇广泛出现。如上海县浦东之陈行乡，当地“蚁棍”充斥，一些青年嫠妇每每被他们诱逼失节。光绪二十年，秦温毅与南汇人蓝逢吉，募捐创立“保节会”。凡是寡妇家贫守节，就按月给钱。假若守节寡妇之翁姑老迈，而且儿女众多，则额外加给。为了寻求地方政府的保护，此会还禀请县衙出一告示，上面填明节妇的姓氏，悬挂各位节妇之门，藉此杜绝“蚁棍”的觊觎。从此以后，“抢孀”、“逼醮”之风，稍为沉寂。（注：孔祥百等编著：《陈行乡志》第31课《慈善》1《保节会》，见《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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