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902 9.遇到端阳节，每人给粽子四个，钱30文；中秋节，每人给月饼一个，钱30文；年节，每人给素菜一碗，年糕二条，押岁钱60文；遇万寿圣诞，每人给面一碗；上元佳节，每人给元宵1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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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04 10.老人入堂寿终，如有寿材，听其自用；若无，则由善堂给棺一具，装殓褥一条，枕一个，封口油灰一斤，纸钱一块，锞锭一千，另用钱二百，抬钱三百，打坑作堆钱三百。有坟归者听归，如无坟地，即埋于本堂南门外丁字墙义冢，立石以志其名。每年春秋，本堂致祭。每年清明及十月十日，施食一坛，以追荐亡故老民。（注：余治：《得一录》卷3《恤颐堂章程·恤颐堂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10~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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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06 （六）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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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08 义园设置的理论渊源，取自《礼记·月令》中掩骼埋胔之说，顺时布政，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注：《募设扩义园捐启》，见《扩义园志》，清刻本。）宋儒程子亦有“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之说。尽管如此，正如清人董秉纯所言，当时施掩埋、设义冢之举，大抵受到了“浮图黄冠者流冥报之说”的影响。（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6《广西省垣全浙义园序》，见《四明丛书》，第14册，8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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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10 义园之设，或由同乡会馆创设，或由本地民间善士捐设。早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设在北京的安徽歙县会馆，就在永安门外下马社地方，购买三亩多土地，设立“义阡”，“以为瘗旅之所”。每当清明、中元两节，由馆内“为文羹饭祭之”（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节录义庄原编记序》，14页，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藉此体现乡谊之笃。至清代，北京江南会馆亦附设义园一区，始自同治十三年（1874）。此园别男女，有号舍64间。有旅榇暂时不能还乡，就权厝义园。另附设义冢，安葬同乡旅榇。如在杭州的宁波籍人，病殁旅邸以后，有力者扶柩可归，乏力者就停棺难还。于是，宁波籍同乡就在凤山门外捐资购地，建造义局，称为“四明同义集”，“设庄屋以停旅榇，立冢地以瘗羁魂”（注：《捐设四明同义集禀》，见《杭州四明同义集详定章程》。）。又如浙江籍人在广西省城水东门内设立全浙会馆，作为“乡之仕宦、游幕、商旅之初莅者解鞍息肩之所”。此外，全浙会馆在城外设立义园一所，“以殡旅榇之未即归里者”（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6《广西省垣全浙义园序》，见《四明丛书》，第14册，8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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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12 从义园所定章程看，义园每年于三月、十月派人带领土工到周围官山、义园、义冢查看，遇有坟墓坍塌及棺木损坏，就挑土掩埋，如遇石椁破坏，仍用原石砌好，加以油灰，以免骸骨暴露。每年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义园各施食一堂，“冬焚冥钱”。义园的义地，无论本地外省，只要无地可葬，就可以禀明园首，葬入义园。不过同乡会馆附设的义园，一般只停厝同府尸柩，外府尸柩，不予收厝。当然，即使是民间创设的义园，也与同乡会馆关系颇密。如江西铅山县的义园，其园内事务，均请福建、安徽、南昌、抚州、建昌、浙江六所会馆分年轮管。（注：《扩义园章程》，见《扩义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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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14 （七）因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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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16 所谓因利局，就是借钱局，“专备贫民借贷”。凡是以小业为生之人，苦无资本，就可以向因利局借贷，所借之钱数，少则数百文，多至数千文。每1000文，按日收回10文，五天一送，以百日为满。一般因利局只将原本收回，不取分文利息。（注：《扬州因利局借钱章程·叙》，清光绪四年扬州因利局刊本。）除此之外，因利局为保护自身利益，或为鼓励勤俭、惩戒惰游，又规定以下十种人概不外借，即吸洋烟者、赌博游荡者、无家室者、无保又不能连环互保者、限地之外者、僧尼道士、船户、优人、兵勇差保厂役、剃头修足者。（注：《扬州因利局借钱章程·十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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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18 因利局的设立，原为防止贫民受印子钱的盘剥。因利局设立后，仍无法废除印子钱的存在。这是因为，因利局借钱数受到限制，最多只能借5000文，而印子铺则没有钱数的限制。一些开张的铺户，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告贷无门，单靠因利局的数千文钱也无济于事，只好仍借印子钱，虽受重利之害，但生意不致停歇。不过因利局之设，对于一般贫民免于高利贷的盘剥还是有作用的。如上述扬州因利局设立后，借户有2400余户，受惠之人达7000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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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20 （八）救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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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22 按照儒家传统的理论，天地以好生为德，仁政以恤民为先。如清人黄六鸿就主张，“恺悌君子，倡捐俸之义举，宏普度以作慈航；恻隐仁人，追乐助之贤风，拯危津而操宝筏。但属崩崖断岸之区，与夫绝渚惊飚之地，或五或十，守同斥堠之不离”。为此，他主张设立救生船，作为仁德之举。（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31《庶政部·建救生船》，见《官箴书集成》，第3册，573页。）可见“救生局”之设，即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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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24 在论及救生局之前，不妨对相关的“救生会”稍作介绍。如扬子江风涛不测，舟楫往来，常遭覆溺之患。嘉庆初年，当地人叶钊培于江口捐屋数间，创设“救生会”，后因费绌中止。（注：甘熙：《白下琐言》卷7，130页。）又天津亦设有救生会。在天津城东、北两个方向的浮桥，均设有船只，专救溺水之人。此会由众绅捐办。（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救生会》，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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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26 所谓救生局，就是在大河险滩之处，设局派员，管辖红船、水保，专门负责救援遇难船只与落水之人。如湖南辰州府设立的救生局，总局设一委员，坐局以资弹压。另设分局四处。总局设首事二人，另每滩设立水保，下辖水手。（注：《辰州府救生总局记》卷2《辰州章程》，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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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28 此外，在南京、江阴、无锡诸地，无不设有救生局与“生生堂”。根据史料记载，南京救生局，最早于嘉庆八年（1803）设于南京之龙江关。至嘉庆十八年，局内同人在救生局故址稍西建楼，面临大江，舟之往来，远近上下，均可瞭望。随后，禀请江宁知府，由当地的士大夫加以管理。局内规定，凡是救溺水者一人生还，赏钱若干，“死者三之一”。即使不是局中所救，不论其生死，只要送到救生局，均可“得钱而去”。被救之人的饮食衣履，以及死者棺槥葬埋之费，全由救生局负责。此局设立之后，未及三年，而“全活不可胜计”。其后，救生局善举更有所推广，上至烈善三山营，下及龙潭之三江口，内及城中之长乐渡，共设救生局凡五处，红船四艘。（注：余治：《得一录》卷4《救生局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17页。按：清代南京人甘熙对南京救生局设立过程的记载更为详细，只是时间与余治所记稍异，引述如下：“先大夫尝曰：‘救千人者，子孙必昌。’乃于甲戌（嘉庆十九年）春，捐金为之倡。暨同里龚鉴、杨铨、费士嵩，于下关草鞋夹起造迎江楼，设红船救生、瘗旅，酌定章程，禀官行之。复于城内长乐渡设生生堂总局，以董其成，遴公正殷实绅董轮流值理，每岁刊刻清册，历历可稽。自是四方善士，踵而行之，设分局不一而足。二十余年来行有成效，全活不可枚举。”（甘熙《白下琐言》卷7，130页））上面提到的城内长乐渡头的救生局，亦属南京绅士的义举。当时因为秦淮河涨水，时常有人失足溺毙，死者漂流十数日，无人收殓。两岸居民，不忍触目，无奈之下只好雇请拨载小船，“捎至舵尾，俾其出江”。自从创设救生局之后，使“罹水厄者，咸登彼岸”。每当中元节，用画舫载僧众，“铙钹丁冬，济孤魂”（注：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卷下《画舫余谭》，见虫天子编，董乃斌等校点：《中国香艳全书》18集卷1，第4册，2148~2149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为溺毙之人做功德。至道光十一年（1831）、十三年，迭遭大水，江滩倒卸，旧的救生局倾颓，只得权赁大王庙为栖止之所，终以湫隘为憾。随后购得水府祠旁隙地，于道光十六年春捐资重建。（注：甘熙：《白下琐言》卷7，130页。）在江阴、无锡两县，亦均设有救生局。如无锡太湖救生局，“爰及同人，议于湖滨设立救生局，即谕渔船救生，费省而功实大。生者佽之归，死者殓之棺，棺无所归，即为之瘗埋义冢，而渔舟于救生出力者，酌给赏钱”。此局在无锡吴塘门口设有救生局公所，由葛葆之于咸丰五年（1855）倡办，每年救活百数人。（注：余治：《得一录》卷4《救生局章程》附《无锡太湖救生局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19~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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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30 在清代，由于江南市镇经济的发达，善堂已经普遍设立于乡镇。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为示说明，详细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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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32 常熟县之梅李镇，设有“乐善堂”、“保婴局”。乐善堂初创于道光八年（1828），由当地绅士具禀按察司、府两级衙门，暂时在东塔禅院设局。（注：黄冈：《梅李文献三志稿·义举》，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163页。）至道光十七年，知县王锡九重新捐出养廉银，于镇之南街廊下建堂。善堂屋凡两进，共计10间，由众姓捐出高低区田若干亩，作为办理善举之费。光绪二十九年（1903），堂董彭肇麟、邓同仁重筑堂前驳岸，修葺屋宇，焕然一新。（注：黄冈采录：《新续梅李小志·堂局书院义学》，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149页。）保婴局创立于光绪二十五年。史称黄冈奉父亲之命，倡捐“花田”20余亩，并募捐“花田”80余亩，禀请知县孙家澄成立此局。初期曾借乐善堂为办公之所。至光绪二十七年，禀请知县衙门，将南街惜谷仓址归入局中，作为将来捐建堂屋之用。（注：黄冈采录：《新续梅李小志·堂局书院义学》，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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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34 常熟县之唐市镇，设有“从善公局”、“育元堂”。从善公局设在河西街。此局经始于道光元年，通过里人公捐田亩，历时四五年，共积田500余亩。于是职监邵渭淇、监生包梅等呈县详宪，仿郡中“同善堂”、“一善堂”制度，即以田亩赢余置买厅房一所，作为公局。公局每年举行施棺、施药、收埋远年暴露、代报近乡路毙诸善举。局中设有董事、司事，刊布条规。其后职监柏昌续捐田200余亩，以所入救恤近邻嫠妇30人为额，归堂办理。光绪十二年，浙江候补县丞、庠生陈鸣凤病笃之时，曾奉父亲遗命，添置“恤孀田”100亩。当年，其妻龚氏奉孀姑张氏之命，将此田捐入从善公局经理。（注：龚文洵纂：《唐市补志》卷上《善举》，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376页。）育元堂设在河西北街，创立于光绪八年。史载当地人殷汝楫、陆步鳌等各善士捐助银钱、田亩，购置房屋，呈县详宪，创立此堂。一切规模，全都仿照苏州府城中育婴堂。堂内设男司事一人，管理出入账目，及一切善举事宜。设女司事一人，监察乳妪抚育婴孩事宜，兼办恤贫、恤孤、埋婴等事。（注：同上书，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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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36 常熟县之董浜镇，设有“兴善堂”、“承志善堂”、“育婴堂”。兴善堂设在北市末梢天心阁，由王粲霄创建，办理施棺、施衣、施药诸善举。承志善堂设在东街。史载何大洲奉遗命创建此堂，捐立“花田”178亩8分3厘、“稻田”128亩7分3厘，办理施棺、施衣、施药、收埋路毙等善事。而育婴堂则附设于承志善堂内。（注：马幼良纂：《四镇略迹·董浜镇迹》，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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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38 此外，常熟县之徐市、吴市，亦分别设有“同善局”、“孚善堂”。徐市同善局，最初附寄于火神庙内，随后因各董事纷纷捐赀，移建于西大街。此局下面尚附设施棺局。（注：顾崇善纂：《里睦小志》卷上《公所》，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584页。）吴市孚善堂，设在西市末梢，创于光绪十一年（1885）。曾、唐两姓人家经劝建造堂屋三进，共10余间，募田140余亩，建立此堂。堂中办理收埋暴露、施衣、施药诸善举。后因经费不足，延至光绪二十一年才禀请开办。（注：马幼良纂：《四镇略迹·老吴市》，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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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40 嘉定县之望仙桥乡，设有“广仁堂”、“留养局”。广仁堂于嘉庆十四年（1809）由张铣创设，行施棺、代葬诸善举。（注：张启泰纂辑，陆世益编：《望仙桥乡志稿·善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2页。）留养局创设于同治二年（1862），由张浩率领门生赵莪、儿子张启后建立，“设粥厂，以食饿者”（注：同上书，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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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42 此外，嘉定县之南翔镇、殷泾塘，分别设有“育婴堂”、“接婴所”。南翔镇之育婴堂，设在三元殿西，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当地人王家藩、石潇、张来敏、张珽、程时彦等创建，“收留弃婴，送郡堂乳养”。此堂最初命名“留婴堂”，至乾隆八年（1743，一说乾隆十年），巡抚下令改“留”为“育”，由姚廷模、陆元懋等董理其事，陆续劝募置产，又建堂一所于古松堂前。随后，张成绩、李凤昌等人经纪其事，尽心察婴，“肥则奖赏乳妇，病则医药，死则棺葬，规模益臻完善”（注：张承先著，程攸熙订：《南翔镇志》卷2《营建·书院》、《营建·书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7、19页。）。殷泾堂之接婴所，于光绪十二年由徐行厂人张寿朋等募资兴建，共计瓦房五楹，命名为“嘉定东北殷泾塘接婴所”（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10《救恤·接婴》，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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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44 嘉定、青浦交界之黄渡镇，设有“分设存仁堂”、“施棺局”、“保婴局”、“分设同仁堂”。分设存仁堂设在北镇城隍行宫内。同治四年，当地人吴奉尧等呈经嘉定知县汪福安批准设立。光绪十一年，当地人章光旦等筹款建厢厅及披屋各一间。堂中所行善事，主要为施棺、保婴二项。（注：章圭瑑纂辑：《黄渡续志》卷1《建置·善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3页）施棺局创设于同治六年，当地人徐玉堂创捐“副号棺”30具，又募得上海某木号捐助“正号棺”20具，其埋掩及续行经费，均取资于布捐、棉花捐二项。光绪二十八年春，街道工竣，停止布捐，以棉花捐拨入街道灯油费，以茶捐拨入存仁堂。凡施棺经费，统一改由存仁堂拨出。（注：章圭瑑纂辑：《黄渡续志》卷1《建置·善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3页）。保婴局建于同治三年。嘉定当湖书院开课榷棉布、靛青捐，充作书院膏油之费。其后，书院停捐。当时正好规建城隍行祠，于是照章续收，改充“庙愿”。其实，庙愿各业皆有，不止一端。光绪三年，庙工既竣，将布愿归入施棺局，将靛青捐归入保婴局。光绪二十八年，茶捐拨入存仁堂之后，将靛愿归入该业公所，与存仁堂无涉，而保婴局的开支，亦仰给于存仁堂。（注：同上书，13~14页。）分设同仁堂于南镇横街。同治九年，当地人王诒谋、孙时杰等呈经青浦知县陈其元批准，购买民地，建屋四楹。经费由钱粮项下提拨钱7万文，充作施棺、收埋、代葬、祭坛、代赊、接婴、保婴、施药等八项善举之用。（注：同上书，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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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46 金山县之张堰镇，设有“同善堂”、“济婴局”、“惜字局”。同善堂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当地人沈若潜等倡设。嘉庆十二年（1807），张元福、王御、方祺等再次设局于广福寺东北隅。善堂楼房三楹，由僧人朗川、琴谷捐建。道光八年（1828），同善堂遭受火灾，很快得以重建。咸丰十一年（1861），再次毁于太平军。同治年间，何锡等将同善堂移建于武庙之右。光绪二十七年（1901），范炳垣、杨求礼改建于武庙之左。（注：姚裕廉、范炳垣修辑：《重辑张堰志》卷2《建置志·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55~56页。）济婴局设在巡检署左。道光二十七年，绅士张希仲、钱熙泰、戚澜等倡置。咸丰十一年，毁于兵火。同治年间，钱廉重建平房三楹，改设于大街，朝北。光绪八年，归入府城育婴堂兼理。光绪十一年，府城育婴堂总董姚光发请举张观吉、姜国光接办，以便就近收养，添建平房二楹。光绪二十一年，又集捐建楼五楹。光绪二十五年，原先府城的董事又请举姚裕廉、张功焕经管，添置田亩，以期推广。（注：同上书，56页。）惜字局原本设于湿香庵中。庵侧有字库，为汪氏所建。咸丰十一年，庵为太平军所毁。同治年间，移设武庙殿之左。光绪三十一年，改设于留溪学堂。其后，汪锺寿重新修葺。其先所建之字库，雇夫收焚。（注：姚裕廉、范炳垣修辑：《重辑张堰志》卷2《建置志·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58页。）此外，金山县朱泾镇，设有同善堂。堂址一向在法忍寺大殿之左，内设施棺局，创始年月及创始人未详。至雍正、乾隆年间，监生施士恺、王弈亭、顾成式、汪凤彩，生员徐葆初、马镕等，先后经理此堂。其后，监生程鸣玉经理其事，改为“同仁堂”。嘉庆十三年，胡士亿、顾大章、黄霆、丁益美、张铭新兄弟等，捐赀劝募，移善堂于文昌宫，并秉承知县之命，在周家埭置田10亩，于清明、十月朔，“添设掩埋及施药、惜字等事”。凡有路毙、浮尸，完全按照府城详定章程，由堂中给发尸棚、饭食，折银八两，藉此禁差保需索。（注：朱栋：《朱泾志》卷2《建置志·仓储》，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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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48 娄县之枫泾镇，设有“同善会馆”、“育婴堂”、“清贤堂”。同善会馆设在镇南均安桥北。乾隆二十年（1755），全镇士民公建房屋二十余楹，作为同善会馆馆址。咸丰十年（1860），会馆毁于火。外有市房六楹，在米筛桥北，后加修葺，成为同善会的公所。同善会始于乾隆元年，七年之后，具呈两省大吏立案。为了维持善堂的正常运转，蔡维熊倡集“千金会”，作为会馆的经费。乾隆四十年，吴燦继续举行千金会。道光十八年（1838），主簿李桢、当地人郁道铭等整理其事。同治十年（1871），公举郁以瀚等10人管理同善会馆。会中管业之田783亩8分，后又置买程姓田31亩。嘉庆元年（1796），黄静夫倡导施舍絮袄，王东白捐50领，乐善者无不助捐，由馆中散给。嘉庆三年，又施舍蚊帐，袄、帐相易。嘉庆五年以后，此举遂废。（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6页。）育婴堂，为康熙时当地人陈仁所创，至乾隆初废。（注：同上书，28页。）清贤堂位于四中区金字圩，基地5亩3分1厘。此堂由贞节妇女丁沈氏捐建，并捐奁田若干亩，留养贞节妇女20余口。（注：程兼善重纂：《续修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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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50 青浦县之盘龙镇，设有“惜字局”、“同善堂”、“仁寿堂”、“戒淫社所”、“贷米局”。惜字局有两处：一在本镇文昌阁。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地人金德容、陆宪章、程忠良等创建，捐田20余亩，甃字藏于阁西偏，雇工长期收取废纸，每月朔望焚化。（注：金惟鳌纂辑：《盘龙镇志·义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32页。）一在顾长官庙。光绪五年（1879）当地人徐观光、李光龙、周汝霖、张耀光等募建，并置公产二亩余。（注：同上书，46页。）同善堂亦设在本镇文昌阁中。嘉庆十七年（1812），此堂与方家窑仁寿堂，分建合碑，举行施棺、掩埋路毙浮尸、留婴、惜字诸善事。（注：同上书，33页。）仁寿堂设在方家窑，亦行惜字善举，后废。（注：同上书，33页。）戒淫社所设在本镇文昌阁中。咸丰五年（1855），当地人金玉相亲手辑录《戒淫摘要》、《锡麟宝训》两书，刊板行世。每年九夕、中秋，纠合里中耆旧绅士，设立戒淫社，焚香具疏，立愿去过。此社仿蓝田《吕氏乡约》之法，在朔望恭宣圣谕，兼讲《小学》、《劝善》等书，感化甚众。（注：同上书，37页。）贷米局设在本镇文昌宫，始于光绪元年。上海乡约局董沈嵩龄、谈国梁，鉴于西北乡农迭遭兵燹，无力耕种，于是与青浦县董吴江、杨崇道等，劝募当地善士江振声、周昌炽出白米350石，移置七宝镇“复善堂”中，禀请县衙出一告示，由盘龙镇金惟鳌、观音堂朱乐虞、方家窑周汝霖，设局分贷各乡。每年五月开仓分给，十月起限收取，贫农沾惠不少。行之三年之后，因为豫、晋荒赈事急，贷米局于是撤销。（注：同上书，45页。）此外，朱家角镇、蒸里镇，亦分设有“同仁堂”、“贞溪同善堂”。朱家角镇同仁堂，有坐落在五十保三区十一图日字圩二十号地基，计1亩9分。每年在堂施医、施药及存贮棺木。（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10《义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125页。）蒸里镇贞溪同善堂设在芦花庵。嘉庆三年，由徐东垣创建。（注：叶世熊纂：《蒸里志略》卷3《建置·善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8册，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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