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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打手在广东也存在，尤其是广州、新会两地，打手更是云集。如明人茅坤说抗倭军队中，“其余当不过柳州水东岩之游民，与广州、新会打手之属而已”（注：茅坤：《条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宜》，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256，第4册，27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可见在明代，柳州之游民与广州、新会之打手一样闻名，只不过广东之打手，主要流入军队充役，与江南的打手稍有差别。此外。在江西南赣的徭役名色中，也有“打手”与“力士”两种（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赋役》，明天启刻本。），说明打手在江西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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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行又称“打降”。在吴语系统中，“降”可与“行”同音。但是，这两种写法，同时见诸明清史籍，就决不仅仅是因发音混淆而出现的不同写法，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行”是指行业，如在宋代的城市中，有诸色行当，而明代出现打手这一行也并不足怪。假若用“降”，则别有含义。“降”有降服、摧抑之意，前面加上“打”字，说明这些打手是用武力来降服对手的。这种同音而不同字的问题，在明代还有例子可寻。如明代绍兴的惰民很有名，其中的男人则一概被称作“大贫”（此称呼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笔者按）。这个“大贫”，有时也写作“惰贫”。在吴语中，“大”与“惰”也是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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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行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承平日久，人口日渐增多，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生计日艰，难以糊口，只好加入打行，成为专职打手；二是自嘉靖以后，倭寇掳掠东南沿海之风日炽，明政府招集武勇，以此来平定倭乱。这样，那些为生计所迫者就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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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打行，最早应该起源于宣德初年。（注：我在初版《中国流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台北，南天书局，1998）、《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等书中，均称“打行”起源于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然据台湾学者蔡惠琴所著《明清无赖的社会活动及其人际关系网之探讨——兼论无赖集团：打行及访窝》一文（177页，清华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台北，1994）所引康熙《崇明县志》，可知宣德初年在崇明已有打行的出现，因周忱的打击，而一度沉寂。拙著旧说，显然疏于查考，在此新加订正。对拙著旧说的批评，可参见何淑宜：《〈中国的社与会〉评介》一文，载《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22页，注（5）、（6），台北，1999。）清康熙《重修崇明县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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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邑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业也。又名打降，犹降伏之降也。明宣德初，巡抚周公忱另设重大枷板治之，此风始息。至万历中，有曹铁、抄化、李三等。天启初，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等，名团圆会。崇祯时，有黄伦等结地皇会。至沈云西、沈二等，遂于狱中反出，后俱毙于法。国朝屯宿重兵，若辈衰息。（注：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6《风物志》，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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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打行中的打手，已经结成“团圆会”、“地皇会”等组织。关于这些打行的活动，史料进一步记载：“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莫可当。其最无良者，偶有小嫌，即谋放火。村落中每遇风起，有终夜防守不眠者。”（注：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6《风物志》，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清代的史料记载上海县打行的活动时也说：“邑尚权勇，号称打降。游手好闲之徒，各分党翼。凡民间争讼，各出钱募此辈为护卫，持械横施，甚而迎神敛戏，纵饮撒泼，成群恣索，大为民害。”（注：乾隆《上海县志》卷1《风俗》，清乾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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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行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是兴盛于崇明县，随后才迁延到苏州。至于嘉靖中叶，打行势力始盛，至万历八年（1580）以后达到极盛。打行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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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既然号称“打行”，那么必然以殴人为专职。打行中人有时也被称作恶少年，他们群聚殴人，一人不逞，就呼集同类进行报复，不残伤他人决不罢休。打行中人打人也有独特的方法，内部转相传授，秘不告人。他们打人，或胸、或肋、或下腹、或腰背，可以做到定期让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月死，或者五月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会出现差错。时间一久，如果有人以杀人告理，早已超出期限之外，这样也就不用抵命。所以打行的同党胆敢跳梁市肆之中，市民只好“摇手而避之”（注：范守己：《曲洧新闻》卷3，明万历间刻本。）。打行有时专门替人打架。如果某人与他人有仇，打算侵暴他人，常常可以在暗地里贿赂打行中人，约好在某一天，在怨家所在的地方，“阳相触忤”，故意寻衅，如果怨家起而反抗，那么打行中人就起来群殴。有时打行中人又以不根之辞诬陷他人，用他们的同党作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者不出金帛谢罪，此事就无法释解。（注：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考·风俗》，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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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诓骗偷盗，专门在街上“撞六市”。有时候，打行中人碰到乡下人持物入城做买卖，就设计诓骗，到了偏僻之处，就半骗半夺。有时候，他们白天在地方上偷盗东西，被人识破，扭送官府，刚好遇到打行同党，就乘机救解逃脱，而扭送者反而受到侮虐，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炒盐豆”（注：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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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打行中人大抵是一些侠少，中间选一些有勇力之人为头领，重报复，抱不平。这种无赖的做法，使打行中人给人以一种狰狞可怕的感觉。但打行中恶少所行之事，有时也极巧慧，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记载，当时有一僧业医，颇有资财，但很吝啬，因而打行中的少年很厌恶他，准备好好作弄他一番。于是，让一妓打扮成少女，又让一人假扮成少女之父，看上去像乡下的庄稼人。摇着小船，船上满载鱼肉酒果，等到无人，就投奔寺中，乞求僧人为女诊脉，叙说病源，故意做出许多痴态来。随后，陈列酒食，招待僧人，让他与女子同坐。女子劝僧饮酒，僧喜甚，一点也没有起疑。不久其父又对僧说，有少许药金在船上，当去拿来，当面相谢。借故起身，很久没有返回。当时，僧人已经微醉，于是色胆包天，挑逗女子，与女子媾合。等到其父返回，此女假装哭泣，将事情经过告知其父。其父故意大声叫哭：“吾以出家人无他意，女已经许其村人，奈何强奸之？”僧人师徒只好再三解释。正在吵闹之际，有几个贵人从楼船中携童仆登寺游览，正好碰到此事。这位假父哭拜前诉，详说事情经过。贵人故意做出盛怒的样子，“缚僧拽登舟”。僧人偷偷地问，这是什么官员，仆人告诉他是某官某官。僧人大惧，只好叩头乞命。此时，同行者替僧人劝解，僧人只好罄其所有财产，替女子父亲遮羞。事后，各驾船离去，僧人竟不知道已被这些恶少欺骗。（注：叶权：《贤博编》，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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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打行中人有时又充当阉党余孽的打手，参与政治。此时的打手，又可称“青手”。如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此时的南京，闻变以后，举行了一个哭临的仪式，阉党余孽也想随朝班行礼。于是复社中的一些志士草了一个檄文，攻击阉党。阉党余孽大为气愤，就雇募了数十名“青手”自卫，似乎有侮辱诸生的意思。为此，复社中徐武静与张子退二人，各率来自东阳、义乌的力士戴宿高等，也手执白棒，大白天在街上搜索行走，遇到青手，随即击逐。因此阉党余孽不敢轻举妄动、凌辱诸生，复社因此士气大振。（注：杜登春：《社事始末》，见《昭代丛书》戊集续编，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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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成为乡绅的鹰犬。松江地方乡绅董其昌既是一位书画闻名海内的名士，又是一位在家乡为富不仁的豪宦。从很多史料的记载可知，他就利用了那些无赖势力，作为爪牙、耳目、打手，其中有“剌贼”、“帮棍”、“打行”等。董其昌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当董其昌的不法行为引起民变之时，他又“招集打行吴龙等百余人，连夜入宅防御”（注：翁元升、张复本等：《控董其昌辩冤状》，见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收入《又满楼丛书》，民国十三年昆山赵诒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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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打行中市井恶少也采用“紮火囤”的方法诓骗剽掠，武断坊厢之间。嘉靖三十八年（1559），江南遭灾，收成不好，各府县时常发生一些攘窃之案。正在此时，应天巡抚翁大立恰好到任。翁氏一上任，就严禁打行，侦缉诸恶。当他访得紮火囤诸恶少的名字后，就发檄给府县官员，要求他们捕治打手，严加督责。到了同年十月，翁大立携妻儿来到苏州驻扎。众打手更加惊惧，只好狗急跳墙，打算教训一下这位不知好歹的巡抚。他们事先埋伏在一条小巷中，等到大立的轿子一过，就突然跳将出来，“批其颊，撇去如飞鸟，莫可踪迹”。为此，翁大立胆战心惊，打算停止捕治。但那些捕快，却很想赎罪，且想借此机会献媚上司，所以搜捕更急。无奈，打手们只好一起歃血拜盟，用白头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的监狱，劫囚自随，攻打都察院翁大立的住所，劈门而入，翁大立只好率领妻子跳墙逃走。于是，打手们放火焚烧衙门与公廨，这位巡抚所带来的敕谕符验及令字旗牌，一时俱毁于大火。打手率领众人，又打算劫掠苏州府衙门，知府王道行督率兵勇，才得以将他们击退。天将明，打手们冲出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做了土匪。官府遣人四处搜捕，获首从周二等20余人。此事报告到京城，嘉靖皇帝命翁大立戴罪立功，严督地方军兵，克期消灭逃入太湖的打手，“以靖地方”（注：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30《苏州打行》，明崇祯刻本；《明世宗实录》卷478，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丑条，《明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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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次变故，苏州打手的势力受到了部分的打击，但并没有被消灭。自此以后，打行的势力逐渐转移到松江、嘉定一带。如明末嘉定人侯峒曾就说：“打行薮慝，敝邑（指嘉定县——笔者按）为甚。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注：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7《与万明府》，民国二十三年刊本。）显然，在明末，嘉定县不但成为打手荟萃的渊薮，而且遍布城乡各地，势力颇为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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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末，打行的活动又有所变化。当时由于官府追赋急迫，百姓无法交税，时常有挨杖之苦。于是有无赖专门开设“打行”，实行垄断，代人挨板子。如明末清初人陆衡记载：“莫贱于代杖之人，忍痛以某朝夕。今俱鲜衣美食，至不能分身，声价日增，足见催科密，而敲扑繁也。”（注：陆文衡：《啬庵随笔》卷4。）这些无赖替人挨板子，定有时价，一般每挨一板收银二钱。（注：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5《姑苏钱粮三大囤四大弊私言》，《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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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行打人有一套秘密的规矩，内部人员间自相传授，外人不得而知。此外，打行一旦为官府所追捕，就歃血拜盟，窜入绿林。这大概就是所有秘密社会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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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的秘密社会中，青帮即青门中人大多由盐枭、光蛋、漕运水手组成。其实，明代的贩私盐枭也结成秘密帮派。据实录记载，早在天顺年间，南京的盐徒就“私造铳炮短枪，公开拒捕”（注：《明英宗实录》卷295，天顺二年九月壬辰条。）。在各地的盐场中，还有一些积年无籍之徒，号为“长布衫”、“赶舡虎”、“白赖好汉”等名色，“专以挟制客商，吓诈财物，以为生计”（注：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50，影印本，东京，日本古典研究会，1966。）。盐枭除了贩私盐之外，还“结党行劫”，互相仇杀。如施天泰、龚腾、王班头、董琦、王棣等，都是太仓沿海一带极为闻名的枭棍，“始则图利贩私，既而结党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仇杀”（注：周用：《浙直盐法疏》，见孙旬辑：《皇明疏钞》卷42，明万历十二年刻本。）。从盐枭自称外号以及结党行劫行为来看，明代盐枭团伙也是构成秘密社会的一股黑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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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代秘密社会的势力极盛，帮派林立，其成员的主要构成，大致不外乎无赖棍徒、盐枭、打手、讼棍等，而且均有自己的团伙，立有会、社名称，并有歃血拜盟的行为。所有这些，无不为天地会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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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地会起于明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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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颇多，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据报载，天地会诞生地和创始人已被确认，即福建省云霄县高溪村为天地会的诞生地，创始人为提喜和尚，创会时间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这一结论，甚至被称为20世纪“我国历史学的重大发现”（注：《文汇报》，1993-04-21。），云云。这足以说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相当复杂，于是才不断有新说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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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天地会的起源，过去就有争论，据有的学者统计，已有十三种说法。据笔者看来，将乾隆二十六年提喜和尚在高溪村创立天地会一说，作为史学界的共识，似乎为时尚早，甚至有点强人所难。笔者通过对明代秘密社会状况的深入研究，再综合参考前人对天地会的研究成果，重新提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一说，供学术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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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起源于明季的说法，最早是由王重民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明末潘季驯《兵部奏疏》中有《擒获妖党》一疏。据此疏载，明万历十年（1582）二月初十，苏松常镇兵备道揭帖称：督率兵快，诣龙华庵，将海住等拿获，又将甘露寺僧汪元洪等捕获解府。据汪元洪称，他有异姓兄弟十人，北方五人，名为黄思、黄仁、黄义、顾实、贞静，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曰“北票”。汪元洪与雪峰、贞成、蔡元溪、元明等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相约于四月初一，南票在南京报恩寺，北票在北京天宁寺，同时举兵。据此，王重民认为洪门之创立，即纪念汪元洪，入清后演变为朱洪竹或朱洪英。汪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相合，故洪门乃始于明季。（注：王重民：《天地会始于明季说》，载《子曰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仅用此疏记载以证明天地会始于明季，证据似嫌单薄。但此疏至少可以证明，在明末，异姓兄弟结拜极为盛行。同时，王重民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异姓兄弟结拜以“票”为号与天地会组织中的“五房”联系在一起。事实确是如此。在明代，“票”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是十分流行的现象。如在陕西长安县，其编里组织与一般通行的里甲制有所不同。其中秦王所食更名地，编为忠、孝、廉、洁、仁、义、礼、智、信九牌，而屯卫所辖的屯卫地，则以“票”为单位，编成十三票。（注：民国《长安县志》卷10《土地志》上，民国间排印本。）在明代，“牌”与“票”可以并称。尤堪注意者，“票”不仅是组织单位，同时又有以“五”数为票者，如袁黄在宝坻县任上时所设社仓，就以“五家为票，票有头”（注：袁黄：《宝坻政书》之《积贮书·申请行朱子社仓公移》，见《了凡杂著九种》，明万历三十三年建阳余氏刻本。）。这种以五数为票，与天地会分五房的做法，其间的传承关系值得引起进一步的探讨。综上可知，天地会并非至清乾隆中期被破获以后才得以出现，其间必然有一个起源以及变迁、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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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重新提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并非过去此说的简单翻版，而是在重新发掘并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天地会的起源，并提出两条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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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地会”的名称始见于万历初年。大致比潘季驯上奏早三年，即万历七年（1579），已经正式出现了“天地会”之名。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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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七年正月）诛妖犯王铎等，散其党。铎系武成中卫舍余，幼为僧，后还俗，师事妖人林福。左臂疤痕，似半边月形；脊背多白点，如星；肋下有白点，形如北斗；腿上有三黑子。自称天地三阳会。又盖三阳殿，造混元主佛三尊，傍列伪封蔡镇等三十六天将，捏造妖书、违法器物，煽惑男妇六千余人，以度劫为名。事觉，伏诛。（注：《明神宗实录》卷83，万历七年正月己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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