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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诸行当行，虽属差役，但官府与雇主均支给钱米，甚至超过一般民间雇役之钱，所以参与当差的工役，无不欢欣而往。一至明代，“铺行”一旦当行，却已被视为一种重役。明代铺行的起源，已无可考，亦即史料所谓的“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明初，凡是城内外居民，根据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所业所货注之簿”。遇到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互相更易，称为“行户”。有时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称“当行”。（注：沈榜：《宛署杂记》卷13《无字·铺行》，10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行户一旦当行，即成苦役。举凡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大礼所需，以及各衙门所需之物，如光禄寺之供办，国子监之祭祀，户部之草料，均由行户供役。起初尚令各行自以物输官，而官给其值。但行户一旦供役衙门，就会受到胥徒的讹诈需索，或价不时给，或给不偿本。（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铺行》，66~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万历末年，傅振商曾亲见河北各县“衙内买办诸物，时值百文，止给六七十文”；日用米谷蔬菜等物，俱差遣皂隶让铺行买办，“值十文者，止给一文，行户禀讨，即加怒责”（注：傅振商：《恒南稿》卷4、5，转引自傅衣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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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明代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行会，如手工业行会中，北京的铜铁业就分为东行与西行，尚有匠头担任对外包揽工作，独占铜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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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季直至民国，工商行业分工之细，其“行”之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据《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所统计，清末上海的行业分类，已有沙船业、鲜肉业、药业、钱业、汇业、京货帽业、北货业、成衣业、花糖洋货业、油豆饼业、花业、布业、茶业、腌腊业、洋布业、木业、茶馆业、米麦杂粮业、米业、酒业、纸业、靛业、珠宝业、裘业、水果业、花树业、金银业、典业、参业、酱业、烛业、烟业、火腿业、信业、玉器业、漆业、冰业、面业、梓业、麻袋业、煤炭业、彩票业、石匠业、染业、刻字业、鱼业、皮鞋业、踹业、印刷业、水手业、报业、铜锡业、金业、书业、蛋业、保险业、梨园业、水木建筑业、砖灰业、纱业、丝绸业、报关业等62行。（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82页。）又据冼宝幹等纂《佛山忠义乡志》，在民国十五年（1926），佛山工商行业状况大体如下：其一，各行工业，共计有176行。其中细分如下：衣服类有机房行、土布行、布筘行、顾绣行、绒线行、头绳行、栏杆行、丝绒行、麻线行、红布行、制帽行、唐鞋行、革履行、布袜行、毡料行、成衣行、车衣行、新衣行、染房行、晒布行、布行、绸绫染色行、覆染行、自制颜料行、棉胎行、浆缎行、扑布行、抓布行、皮金行等29行；居住类有泥水行、打石行、蚝灰炉、髹漆行、大料行、搭棚行、天窗行、机器行等8行；饮食类有舂米行、面粉行、糕粉行、浆料行、榨油行、猪膏行、蒸酒行、酒饼行、饼食行、豆腐行、腐乳行、茶果行、榨奶行、茯苓行、蜡丸行、宰猪行、烧腊行、糖果行、酒席行、茶居行、烟丝行等21行；五金类有赤金行、打叶行、金箔行、打银行、字铜行、打铜行、铸铜器行、车（剉）铜行、铜线行、铜箔行、钮扣行、金花行、铁镬行、铸砧行、机器铁胚行、车磨铁器行、铁砖行、铁线行、铁钉行、土针行、拆铁行、打刀行、打剪（钑）行、打锡行、锡箔行、白铁行等26行；竹木类有杉料行、板箱行、皮箱行、棕箱行、床桌行、台椅行、盘桶行、长生行、造船行、拆船行、缆行、船篷（桨橹）行、牌匾行、车木行、算盘行、筷子行、漆盒行、砧板行、饼印行、雕花行、书板行、木屐行、蓑衣雨帽行、雨遮行、洋遮行、筛窝行、箩斗行、葵（椰）帚行、竹器行、藤器行等30行；纸业工类有硃砂年红染纸行、花红染纸行、杂色然纸行、礳花纸行、醮料纸行、红白（数簿）纸行、白纸（信封）行、蜡笺行、裱联行、屏幛（礼联）行、苏裱行、纸盒行、染锡纸行、油纸行、狮头行、扎作行、门神行、门钱行、蓪花行、灯笼行、爆竹行、元宝行、溪钱行23行；文具类有端砚界尺行、笔行、墨行、书籍行、刻字行、印务行等6行；杂物工作类有修钟表行、戥秤行、风炉行、油烛行、烛心行、香竹行、香粉（香料）行、香行、磨石（粉）行、火石行、鼓行、牛筋行、弦索行、车角（器）行、车玻璃器行、吹玻璃器行、牙擦（毛刷）行、毛扇行、葵扇行、苏扇行、玩具行、乌烟行、烟袋行、洋庄竹行等24行；杂工类有租赁行、灯色行、租赁（马匹）行、仪仗（花轿）行、道巫行、剪发行、挑夫行、肩舆行、鼓乐行等9行。其二，各行商业，共计有77行。其中细分如下：银业按押平码五金类有银行业、按押行、平码行、钱行、铜器行、旧铁行、新钉行等7行；竹木柴炭类有杉行、杉碌行、集木行、柴栏行、炭行、苎麻行、山货行、竹器行、葵蓬笪篾行等9行；饮食类有白米丰年行、江米行、油荳行、茶纸行、面行、海味京果行、白糖行、猪栏行、牛栏行、鸡（鸭）栏行、咸鱼行、果栏行、西土药材行、食盐行、海鲜行、蛋行、槟椰行、参茸行、药材行等19行；衣服类有花纱行、京布行、兴宁布帮、齐昌布庄、绸缎行、新衣行、故衣行、青靛行、牛皮行、洋南染料行、纱纸颜料行、品料颜料行、薯莨行、草席蒲包行、水草草席行、金银首饰行等16行；纸业杂货类有砖瓦行、磁器行、缸瓦行、渡船行、建（福）纸行、南北纸行、洋纸行、火水行、镜器行、杂货（南北）行、烟叶行、条丝（福建）行、爆竹行、洋庄爆竹行、洋货行、铸发行、香粉（香竹）行等17行；杂行商业类有火险燕梳行、田料行、租赁行、杂架（收买）行、旅馆行等5行；补遗类有玉器行、黑（白）铅行、枝圆行、土靛（木膏）行等4行。（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48~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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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牙行普遍存在。据《达忠集》卷下记载，至清初，牙行发生蜕变。一部分有资产的牙行主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直接加入商品的买卖，变成了大商人，或把自己的牙行实际上变成“屯迟卖快”的大商店。而在沿海地区，如广东广州、佛山，清初设立了金丝行、洋货行，于是一些牙行转而变成了洋行。（注：李士桢：《抚粤政略》卷6《文告》，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按：“洋行”始自明末清初以来的广东“十三行”。至清末的上海，其称更是泛滥成风，很多行业乃至店铺，无不自称洋行。姚公鹤揭示道：“其洋行之称，滥觞于广东之十三行。然彼时系指洋行为华人代销洋货之名称。今则凡外人所设置营业，统名曰洋行，此其稍异者。近时日本小商人开设之牙粉、蛋饼等店，门首亦悬挂某某洋行，则究竟洋行营业有无范围，既无法律上之规定，亦一任自由而已。”云云。参见《上海闲话》，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关于广州的洋行，据西人玛高温所著《中国的行会》可知，在中外交往史上，“广州的公行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它们享有贸易的垄断权，并作为关税的征收者而成为华商、官府与洋商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广州公行始建于1720年，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方予废止”（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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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组织，自唐宋以来已然。至明清两代，行会开始发生蜕变，大抵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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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时至明代，商人开始摆脱传统的行会团体，成立了“墟集会”。如明正统年间，邓茂七在福建宁化县，聚众成立墟集会，成员多达数百人，邓任会长，“远近商贩，至皆依之”（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83《流寇·平福建寇》，明崇祯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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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雍正年间，山东高唐州等地民间推车之车户，开始成立车会，此即所谓的“盘手会”，显然属于运输业的行会组织。根据史料记载，这些车户每年各在寺庙处所约会几次，每会纳钱数百，届期车户齐集，多者百十余辆。演戏剧饮，会毕而散。其所推之车，各会均有暗号，惟其同会者相望而识，“往往结伴在路，动辄恃众争殴”。一些市井无业之徒，招致入会，给以车辆资本，民间于是就有“投了盘手不雇家”之谚。至于会内成员，如果有人在外生事犯法，被拘执到官，就用所积会钱，“资其缠用，奔走营办”（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940页。）。清代末年，京城伶界更是出现了伶人的行会“精忠庙会”，其办事机构设于岳忠武庙，“有公守条件，违者议罚，例以老成人掌之”。先因程长庚为众人所尊敬，掌之终身，人称为“大老班”。至光绪中叶，谭鑫培为春台班主及精忠庙会首，“人以尊程长庚者尊之，亦呼之为老班而不名”（注：徐珂：《清稗类钞》之《优伶类·程长庚独叫天》、《优伶类·谭鑫培为伶界大王》，第11册，5111、5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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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集会、盘手会、精忠庙会的出现，说明行会已非单纯的同行组织，亦非当时朝廷、官府的徭役组织，而是成为一种维护工商业自身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的商人团体，显然已经开了清末商会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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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如傅衣凌所言，中国的行会制，不仅存在于城市，同样也在山区开始出现。清代涌现出来的“扒”就是典型例子，它既是商业组织，也是手工业组织，属于各业的生产组织。（注：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附记，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72~173页。按：关于“扒”这种组织，史料有如下记载：“山中聚业俱谓之扒（音拜，转石伐木也，俗读平声）。放树生菌耳者，统谓之耳扒。伐木烧炭者，谓之炭扒。板造器者，谓之板扒。收买药材者，谓之药扒。惟药扒见货给值，有业户赊值不能偿者。其余各扒亦如稞山者然，俱系客户给稿立券，预写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山主贪其微值，懵然莫辨也。”（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清同治九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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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所谓的“行”，大多是指“买卖交易之称谓”，然至清代末年，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亦已开始称为“行”。如当时的巡捕房一般称为“行”，四马路巡捕房称为“老行”，而大马路巡捕房则称“新行”。（注：姚公鹤：《上海闲话》，3页。）巡捕房不再列入衙署，说明商业化逐渐向衙门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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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馆、公所的崛起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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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行会只是商人之间松散的团体，无固定的聚会场所，不过凭行以示区分而已。相对于行会而言，会馆的崛起，则使商业团体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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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会馆为崇祀乡贤之地，春秋祭祀”（注：《江南会馆义园征久录》卷4《公订会馆木榜条规》，清刻本。）。换言之，会馆是一种同乡会的组织，原为乡、会场寓考而设，其目的无非是“为奉祀事而联乡谊，且便于会议”（注：《江南会馆义园征久录》卷4《会馆落成公议条规》。）。明代北京歙县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也是“交接以道，庆吊以礼，联疏为亲，情义蔼然”，其中“敦乡谊”这一点最为突出。（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续修会馆录节存原编记序》、《续录》前集《经始》，13、17页。）就此而论，西人马士（H.B.Morse）在《中国行会考》中，将同乡会馆的主要特征定义为“其全部成员都是来到外地的同乡官吏和同乡商人”（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76页。），大抵把握住了同乡会馆的底蕴。二是明清时期，由于商人力量的崛起，商人为逐利而周游天下，在商业繁华之处设会馆，联乡谊，团结同行。关于此点，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有详细讨论，引述如下：“盖会馆、公所者，所以固团体，重信义，为商业之机关也。且清国自古以农立国，崇本抑末之说，深中于人心。官之于商，刻削之而已，困辱之而已，凡商情之向背，商力之盈亏，置若罔闻，不有会馆公所以维持之，保护之，欲求商业之发达，岂不难哉。”又云：“然设立之初，不外保商务谋公益为目的。”（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90~91页。）这显然也是经过仔细调查之后得出的可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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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又是一种群体组织。它的设立，“乃依群为结合，特大群中之一小群而已”（注：《山西湖广会馆章程·序》，清刻本。）。所以，会馆又与会社团体关系颇密。在清代，京城、外省各官，通常以“同年”、“同乡”、“同僚”为纽带，在每年春初宴集一次，俗称为“团拜”。（注：清人陈兆仑以“团拜”为题，作诗一首，云：“登场傀儡漫相嗤，肃肃班行演旧仪。云路飞腾凡几辈，苔苓气谊重连枝。一舟人海欢相集，百里雷封慎所司。忽向歌筵萦昔梦，春明逐队少年时。”（潘焕龙：《卧园诗话补编》卷6，见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239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团拜之会，通常由值年一二人承办，开筵演剧（注：关于会馆中所设供团拜或祭祀演戏之用的戏台，西人玛高温有如下描述：“其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为敬神而演戏的园庭，它的一端是一个戏台，另一端是神龛圣祠；环绕戏台的围栏上，那些有身份的人边看戏，边聊天，边饮宴；下面露天场地则免费提供给一般公众享用。”（［美］玛高温：《中国的行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8页）），费用多达数百两银子，稍次者亦必择地会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京师地大人众，往往经年不谋一面，不过藉此得以聚晤，联络友谊。外省亦然，而且其团拜多联合商界共同举行。（注：徐珂：《清稗类钞》之《师友类·以团拜联友谊》，第8册，3594页。）在会馆中，每年亦定期举行“团拜会”、“追祭会”、“恳亲会”，联络乡情，追祭乡贤。如北京的休宁会馆，每年春秋二季，即四月与十月，分别举行团拜会，“招集正副会员，并临时来京之乡人，以共敦乡谊”；而在清明、中元节，又行追祭会，“招集正副会员，亲诣义园祭拜”（注：《京都休宁会馆公立规约》，民国十一年重订本。）。而北京的河南会馆，每年阳历四月间，开一次恳亲会，“公宴同乡，以期联络乡谊，并报告各馆所有出入款项，及筹议各馆进行整顿事宜”（注：《京师河南全省会馆管理章程》，民国元年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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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同业组织的名称，大抵可分为以下两类：一为会馆；一为公所。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后者属于同业的集合。同业的未必同乡，但同乡多半同业。（注：《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82页。）揆之明清同乡会馆的实况，其同乡的概念，既可以是同省，亦可以是相同的府、州、县。即使是在相同县份的同乡会馆中，同样不乏来自外县之人的热心捐款。换言之，“同郡异邑”亦即同府不同县的人，允许他们加入会馆。如明代在北京建立的歙县会馆的捐款录中，列有三名外邑之人，分别为：方邦度，户部郎中，婺源人；潘怀，扬州府通判，婺源人；黄腾宇，绩溪人。为此清人徐光文专门作按语云：“以上三人皆外邑输资入馆。此同郡异邑入馆之始也。”（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之《续录》前集《捐款录》，21页。）这一点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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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尚有下面的动向需要加以注意，即商人除了是同业会馆、公所的热心支持者之外，又开始参与同乡会馆的建设。相关的例子颇多，仅引下面四例加以说明：一是北京的歙县会馆，在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会馆时，其捐款人中，除了在京绅士、京外诸公之外，又多了茶商、姜商两类人。其中茶商在这次捐款中，共计有73人捐款，而姜店则有两家捐款，分别为锦春号、锦新号。（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之《续录》新集，51~53页。）二是设于广西省城的全浙会馆，其目的是“以为乡之仕宦、游幕、商旅之初莅者解鞍息肩之所”（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6《广西省垣全浙义园序》，见《四明丛书》，第14册，8742页。）。可见，商人同样可以得到同乡会馆的庇护。三是清代北京的鄞县会馆，即为鄞县商人共同筹集资金所建，进而供士人至京城参加会试，可以“解鞍息驾”，“无赁僦之劳，获如归之乐”（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1《创建鄞县会馆碑记》，见《四明丛书》，第14册，8673~8674页。）。四是会馆、公所大多附设义园、善堂，从而成为一种慈善团体。如在四川，浙江会馆就设有贞节堂，并附设恤嫠局，恤嫠名额，“官场十名，幕场十名，商贾十名，共三十名”（注：《浙江馆贞节堂恤嫠局引》，见《浙江馆恤嫠局章程清册》。）。上述四条材料说明，会馆同乡人员的组成，除同乡籍官员、幕僚以外，尚包括商贾。这足证同乡会馆与商人会馆正趋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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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作为一种组织团体，无论是同乡会抑或同业行会，其起源大抵可以从传说与史实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就传说而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甚至先秦时代。根据西人马士《中国行会考》及阿维那里乌斯所编《中国工商同业公会》两书，中国的会馆或同业公会之创始时间，远较欧洲为早。会馆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神话传说中的帝舜时代。据传，帝舜曾创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并且规定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检查。他还下令对违反度量衡制的人通过鞭笞加以严惩。一般认为，最古老的中国同业公会组织出现于宁波。在其章程内，曾言此会成立之年，知其创始于周朝。又如在北京的“盲人会”（即三皇会）中，甚至保存有汉高祖时所定的章程。就史实来说，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以郡为单位，并由郡人共同出资、经营并服务于同郡人的结社，亦即“郡邸”。（注：汉代地方各郡，在京城设有提供同郡人入京时居停的郡邸。如《汉书·朱买臣传》云：“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后汉书·史弼传》亦云：“（魏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李贤注以为郡邸即“寺邸”，《集解》引惠士奇亦以为如此。唯周寿昌认为郡邸即平原郡公置之邸，犹今同郡会馆也。若寺邸则属官舍，魏劭与同郡人安能卖乎？相比之下，似周说稍通。相关的探讨，可参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读记》，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35页。又按：仲长统所著《昌言》中亦云：“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其中所云“馆舍”，或许亦与“郡邸”有关。俟考。）此类郡邸，显然已经具有后世同乡会馆的雏形。又如前面所述，唐代已经广泛出现了各色行会组织，诸如“梨园会”、“鼓乐班”等同业公会，大约均始于唐朝中叶。（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76、117~118页。一至宋代，则已经出现了“同乡会”一类的组织。此在前已经引述，兹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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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始于远古的说法，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究其原因，这些记载，不仅限于西人引述，而且其引述者亦不过是会馆、公所章程中的追溯之言，目前尚无法得到史料的印证。至于同乡会或同业行会出现办公场所，或者说“会馆”一称的真正确立，应该与元末明初直至明代中叶广泛兴起的“文会馆”、“讲学会馆”、“同善会馆”以及“试馆”有密切的关系。（注：上述诸类会馆，在元、明史料中广泛存在，当另文加以探讨，在此不再展开。尤其是试馆的出现，更是与同乡会馆有着直接的关系。（注：试馆的起源，大抵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的“贡计馆”。史载南朝设有贡计馆，“在建康县东二里洲子岸上，诸州府秀才选举，皆憩此馆”（赵彦卫：《云麓漫钞》卷6，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如明末，士子到北京应试，由旅居北京的官僚为其乡人士子集资购产，辟有房屋馆舍，为应来岁考试旅居之所，名曰“试馆”，后亦称为“会馆”，但性质与商人会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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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乡组织立有会馆、公所（注：所谓“公所”，其实在清代的典籍中，大抵与会馆相当，均是中国的行业社团，类似于欧洲的行会，或行业公会、商社。关于公所一称的字面意义，美国人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一书中曾有简单的考释，认为公所是“公共事务所”或“公共场所”，又可被解释为“考虑公众（以别于私人）利益的地方”。可具一说。此外，又如西人玛高温《中国的行会》言，所谓公所，“通常是由零售商和工匠组成，其起源远较商会协会为晚，几乎很少有达一百年历史者。它们得以产生的早期根源，今天还是能辨别出的，但以今日之公所而论，其已效法会馆了”。在清代，民间俗语中虽有“三百六十行”之说，但只有那些常见的行业才会结成诸如公所一类的会社。综上可知，从源头上讲，行业公所虽与会馆稍有差异，但在清代已经“效法”会馆，与会馆趋于合流而难以区分。相关的记载，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58、12页。），却已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事情。（注：西人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中，认为在明初（1368）已有确切的有关在北京设立江苏会馆的历史记载（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76页），不知出自何种记载。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显然此说尚可存疑。）明人沈德符亦论会馆云：“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畿辅·会馆》，6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此虽道出会馆之功能，但尚未点出其出现的时间。而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则明确道：“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无有也，始嘉、隆间。盖都中流寓土著，四方日至，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用建会馆，士绅是至。”（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西城内·嵇山会馆唐大士像》，18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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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时期，作为一种同乡或同业组织，会馆、公所仅仅是最为常见的名称。若是细究之，其名称堪称多种多样。据清末《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会馆》记载，当时湖南的会馆，若是按籍贯加以区分，其较为著名的会馆组织分别有江西的“万寿宫”，福建的“天后宫”，广东的“岭南会馆”，江苏的“苏州会馆”，安徽的“徽州会馆”、“太平会馆”。此外，湘潭有“七帮”之目，常德有“三堂八省”之称。若是按营业加以区分，则最为普通的会馆有钱铺及杂货、绸缎业的“财神殿”，药材业的“神农殿”，屠户一行的“桓侯庙”，酒馆行业的“詹王庙”。（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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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除了会馆、公所之外，上面所引述的举凡“宫”、“殿”、“庙”之类，名虽异，实则与会馆、公所无异，均可归为会馆、公所的别称。其实，明清时期的会馆，很多与庙、祠合一。如苏州的镇江公所，位于小武当。此公所为乾隆年间镇江商人在大士庵的基址上建成。建成以后，仍供奉普门大士，由僧人主持香火；苏州的磨坊公所，亦位于小武当。公所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陆羽楼的基址上改建而成，其中供奉马牛王神像，故又称马牛王庙。顾禄：《桐桥倚棹录》卷6《会馆》，见王稼句点校、编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下册，（注：612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此外，明清会馆之中，多设有宗教神殿。即以在苏州的商人会馆为例，如岭南会馆，中设天后殿、关帝殿；东齐会馆，中设关帝殿；全晋会馆，有关帝殿；翼城会馆，有关帝殿。（注：同上书，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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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湖北汉口为例，对会馆之众多别名加以说明。有称“殿”者。如“三皇殿”，为药材行帮公所，始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又“老汉义殿”，为循礼坊肉业公会，始于清康熙六年（1667）。有称“庵”者。如“新安准堤庵”，为新安人商业公所，始于清康熙七年；又“法云庵”，为五金矿砂业会议之所，始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有称“庙”者。如“覃怀药王庙”，又名“怀庆会馆”，为药商公所，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又“关帝庙”，为山陕旅汉商业建筑，又称“山陕会馆”，始于清康熙年间。有称“书院”者。如“新安书院”，其实就是徽州会馆，始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又“凌霄书院”，实则粮行公所，始于清同治年间。有称“宫”者。如“万寿宫”，实为商家营业之所，始于清康熙年间；又“仁寿宫”，其实就是江西临江会馆。有称“阁”者。如“鲁班阁”，实则工匠集合之所，始于清康熙年间；又“孙祖阁”，又称“鞋业公所”，始于清乾隆年间。（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29~147页。按：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庙”并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标志，有时更是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地方社会组织。如清代广东各乡普遍流行一种“香火庙”，有些甚至经费相当充足，每年的利息，“少至数百金，多至数千金”。这些公共经费，大致用于以下两类：一是“父老乡人宴飨之用”，二是“留作争讼之需”。相关的记载，参见余治：《得一录》卷10《粤东启蒙义塾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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