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4165 第六，会馆经费的来源，有些会馆由现任达官捐资大部分，其余由同乡捐集。明代嘉靖末年，歙县会馆在北京建立时，其捐款录分为五类，分别为名宦、甲第、乡试、武职、贡监。（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之《续录》前集《捐款录》，20页。）可见，同乡会馆的热心创立者，应该还是属于士大夫。在这种会馆中，首先出资者往往对会馆具有支配权。当然，大部分会馆的经费，均来自同乡或同业商人的捐资。同乡会馆的捐资，分别有喜资、岁捐、折席（详见附表18、19），而商人会馆的经费，除公捐外，还有商业买卖中的捐提。如清末上海的豆饼业公所，其经费就来自代客买卖之货的捐提，油每篓捐银一分四毫，小者减半，豆每石捐银一厘八毫，饼每片捐银二毫八忽。又米麦杂粮业公所，其经费也来自代客商买卖河船米麦杂粮，每石提捐钱一文。又校斛，自一只至三只，每月捐银一元，多则递加。（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下《会馆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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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67 为了对会馆经费来源作更深入的探讨，下面不妨引用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中的调查记录加以分析。据此调查可知，会馆、公所所需经费，数额颇巨。会馆建设之手续，以及设立之费，各地多有不同。以上海为例，其中的建设费用，大抵从3万两银子至八九万两银子不等。如上海的徽宁会馆，其建设费用为8万两银子，广肇会馆为3.8万余两。（注：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95页。）又以上海的安徽会馆为例，其支出项目相当之多，一次性投入的建设费用，亦达29525两余（详见附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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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69 一般会馆的经费来源，通常分为两项：一为捐款，二为租款。会馆之性质，大多以慈善为目的。细究会馆经费来源，其中的捐款，又可分为下面四种：其一，乐捐。所谓乐捐，就是会馆创设之际，所募集的各项捐款。其二，一文捐。所谓一文捐，即每日出钱一文之谓。除了妇女、小孩任凭自由外，其他若20岁以上的男子，即使其家贫寒，亦须出此义捐，故收入相当巨大。如清末上海的绍兴会馆，其中一文捐的收入，每年达到6000余元。其三，月捐。在清末的上海，诸如四明公所、徽宁公所、广肇会馆，多有此捐。照理说来，月捐通常仅仅限于同乡商店的伙计。以清末上海为例，其中的大伙计（指食俸多者），每月出一二千文，即使是小伙计，每月亦须出二三百文。其四，入堂捐。所谓入堂捐，就是运棺于殡所时所纳之捐金。如清末上海的四明公所，其入堂捐的收入，每年达银洋3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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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1 所谓租总，其实就是赋课金。租总虽属善举性质，但往往对参与会馆、公所的商人强制加以赋课。关于行会经费的筹集，西人玛高温在《中国的行会》中说：“资金筹集的办法是由行会成员对自己出售的商品进行‘征税’——其税额则根据需要而定，平均约为千分之一。”（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8页。）这其实就是赋课金。租总包括下面三项：其一，货物税。货物税仅仅限于各帮。出于同业者的公义，支办会馆的经费。当然，各帮所定商品税率多有不同。如上海的绍兴会馆规定：“凡我同业者，卖大箱之茶课四分，小箱课一分五厘，按期纳付，不得有误。”又嘉谷堂所定章程规定：“同业者卖米一担，征收钱四文。”其二，船税。所谓船税，即对出入船舶，按照等级征收课税。此课税，大抵比照清代官方所定民船等级税率以定。如当时侨居天津的闽广商人公议如下：“其酌捐香资之法，以船之大小，为定捐资之轻重。凡船有装一千四百担以上者，为大船，应捐银三十两；装一千四百担以下者，为小船，应捐银二十两。须于出港时交纳。”其三，家屋税，即房租。所谓家屋税，就是对向会馆租赁房屋的商家征税，亦属会馆的主要收入。（注：同上书，100~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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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3 三、新式商会的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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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5 中国商人社团的历史发展，在经历了行会、会馆、公所的发展过程之后，明中期以后“墟集会”这样的商人社团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气象。然而这种新气象却是转瞬即逝，在明末尚未形成气候，随即就为大量涌现的会馆、公所所淹没。直至清季，由于早期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新式商人社团才得以出现，而且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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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7 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至清末，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才使得各地商会相继成立，但就其起源而言，商会同样具有一个构造过程，而且从其随后的发展来看，确又突破了官方的章程，成为一种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社团组织。尽管在光绪二十年（1894）之后，因受到西方学会的影响，各地组织学会蔚然成风，但职业性的商会组织中，其反映尚不普遍。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湘学新报》发表《拟中国建立商业总会章程》，希望藉此“合中国全国经商之爱力以为商力，条最中国全国之商财资本以为资本，群中国全国之智度材量以为商智”（注：《湘学新报》第27期《拟中国建立商业总会章程》，转引自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27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按：下面关于商会建立过程中的史料，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转引自王文，特此说明，不敢掠美。）。光绪二十四年以后，各省陆续设立了商务局，成为一种管理地方工商事务的准官方机构。这种商务局当然带有很多传统的衙门习气，然诚如有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中国近代商会确以这种准官方机构作为历史的起点，这一点毋庸置疑。（注：相关阐述，可分别参见朱英：《清末苏州商会调解商事纠纷述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虞和平：《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载《学术月刊》，2004（4）。）据《湖北通志》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委派王秉恩为汉口商务总局总办，复邀各商帮选总董24人，分董36人，“于是汉口商人有会议之处，开各省风气之先”。商董开始参与商务局的事务，使其在衙门形式之外，增添了一些商人社团的色彩。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又以札文指示湖北汉口创设商务学堂、商会、公所，并申明成立商会，可以起到“集思广益，互相联络”之效。光绪二十八年以后，更是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更具商人社团的特色。如就在这一年创设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由盛宣怀拟定宗旨，其中的五名总董分属于四明公所、广肇公所等大商帮和银钱、汇业、茶业、五金洋货业等大的行业。其中又设议员，由来自南北市各行业的商董充任。（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第一次章程》，见严廷桢辑：《上海商务总会历次奏定禀定详细章程》，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又因状元出身的商人张謇的推动，上海于光绪二十八年亦成立了总商会。光绪二十九年，天津绅商也创设了天津商务公所，其中的董事均由各行商人公举，随时赴所讨论商务事项。此外，光绪二十八年，广州和汉口也分别成立了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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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9 清末商会的正式出现，始于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之后。此年一月，商部上劝办商会一折，说明了办商会的重要性，其中言：“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注：《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载《东方杂志》，第1卷1期。）此后，商部又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的谕帖，继而阐明设立商会的意义：“商会之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注：《商部劝办商务谕帖》，载《东方杂志》，第1卷2期。）《商会简明章程》共计26条，谕令各省各埠前经各行众商公立的商业公所及商会公会等，一律各改为商会，并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另在会员人数、会董资格及总、协理权限、议事规则等方面，亦均作了说明和规定。（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清末民初单行刻本。）与此相应，同年底商部制定了《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规定商会董事可随时赴商部禀告有关商务重要事宜，吏役不得刁难阻遏，违者予以严厉处罚。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部又颁布了《订定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对设立商会分会及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规定。同年，商部上奏朝廷，建议设立商船公会，并初订商船公会章程13条，表明其宗旨“专为保护整顿中国航业”，规定由航业商人禀承商部批准，视各埠航业繁简，酌量情形，分设商船公会总会和分会。此章程后经商部重新修订，增补18条，于同年奏准正式颁行。（注：《商部核定商船公会章程》、《商船公会章程》，分载《东方杂志》，第3卷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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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81 商会章程颁布后，各地纷纷照章程成立商会。上海首先于此年年初在商业会议公所基础上改设商务总会，修正章程，举严信厚为总理，徐润为协理，周金箴为坐办。（注：《上海总商会概况》，上海，上海总商会，1928。）在总商会之下，上海的商务分会也相继成立。如上海南商会，原名沪南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冬；三林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闵行镇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马桥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宣统二年（1910）；塘湾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宣统三年。（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风俗》。）此外，上海地区各乡镇之商务分会，亦陆续成立。如望仙桥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年，会董（当时称商董）为黄庆安（注：杨大璋纂：《望仙桥乡志续稿》之《建置志》第2《会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4页。）；在宝山县真如镇，设有吴淞商会真如分事务所，光绪三十四年成立，设商董2名，有会员40名（注：王德乾：《真如志》卷3《实业志·农商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56页。）；在娄县枫泾镇，光绪三十四年秋，由松江商会提倡设立枫泾北镇商会分所，呈请农工商部立案，奉部颁发钤记，于宣统元年正式成立（注：程兼善重纂：《续修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36页。）；在罗店镇管辖下的宝山县盛桥里，于宣统二年（1910），业董顾仲爵请设盛桥商业集议所，经罗店镇商会议决，暂设本乡城隍行宫内。（注：赵同福主任编纂，杨逢时等编纂：《盛桥里志》卷2《礼俗志·商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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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83 在此前后，天津、长沙、江宁、广州、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也相继创立商务总会。据天津市档案馆所藏《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可知，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天津商务公所也改组为商务总会，公举王贤宾为总理，宁世福为协理，么联元为坐办。又据《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会馆》记载，当时湖南省城长沙亦创设了商务总会，凡所属商号，均须入会注册。其注册费分三等：上等钱四串，中等钱二串，下等钱一串。若本小利微，且又不愿入会，即照部章，悉听其便。至于那些执业卑贱及欠债倒闭尚未清偿的商号，均不准入会。又土膏庄店、料子作坊，因系朝廷禁物，从光绪三十四年起，概不注册。湖南省外各属，如湘潭、常德，因各帮商号意见龃龉，尚无分会。而澧州之津市，会同之洪江，有无分会，并无明确的史料记载。至于益阳、浏阳、宁乡、巴陵、平江、衡阳、清泉等处，无不依次设有分会，均照总会定章办理，仅仅注册费各有差异。其筹收分会之常年经费，如益阳议加岁捐，每岁一号负担钱六串，余下亦三串、二串、一串不等。其他各属，或繁盛埠头商情复杂，或偏僻城市经费难筹，致使分会多未能成立，亦有已经组织，尚未成立者。其他商号，多由省城总会注册，往往一处数家，或十数家，或数十家不一。于是，又将注册一端视为设立商号的必要程序。（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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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85 此外，承德也成立商务总会一所，作为全省商务机关。另在城内设分会八所，八关各设分会一所，办理“本地面上商务”（注：宣统《承德县志》第7类《实业志·商业》，清宣统二年增修石印本。）。至于各地县一级的商务分会，其设立的时间也大致是在清末。如江阴县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后改称江阴商会，设总、协理各一名。（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公所》。）在宝应县，光绪三十一年由鲍友恪等禀设商会。又有商务公所，于光绪三十二年改为商务分会。（注：民国《宝应县志》卷2《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一年，全国共创设了商务总会和分会约70个，而次年，一年之内所设立的商会就达10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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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87 从商务公所演化成商会，这是商人社团一种质的飞跃。商会出现以后，其宗旨和目标更加明确，正如史料所言：“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如湖南成立商会之后，凡遇到关于商界应兴应革、不平不直之事，或开会议，或赴会起诉，商会均有实行解决及保护之力。（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4~115页。））就过去的商业公所而言，不过是地区性的商业联盟团体，而商会则是全国性的工商统一组织，自总会、分会乃至更低一级的分会之分会，从属体系相当明确。另外，就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来看，商会管理人员的选举更具民主色彩。如承德商务总会会董、执事、庶务各会员，“皆由商家投票公举”。各行又有代表一人，每月初一、十五均可到会议事，星期六下午亦可参与会议。（注：宣统《承德县志》第7类《实业志·商业》。）还有，商务公所以各行行董为成员，而商会会员的组成，已包括普通的商家。综上所述，商会的出现，说明中国商人社团已进入一个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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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89 毫无疑问，传统的诸如会馆、公所一类的各省同乡团体，一方面根植于深厚的邻里乡党观念，另一方面，鉴于传统中国政治机关不完备，无法从法律的角度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更不能实现个人的权利，所以只能借助同乡团结之力。当辛亥革命之后，因为秩序破坏，新国家需要加大建设，为了“适应时代之风潮”，组织新同乡团体亦就成为必然之势。（注：根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考察，民国初年新式同乡会团体，以上海、北京最具代表性。就上海方面来看，分别设有“四川公会”（旧名“四川共和助进会”）、“江西建设讨论会”、“奉直鲁协会上海支部”、“两湖联合会”、“广西共和公会”、“福建同乡会”，以及“全皖旅沪同乡会”、“徽州公民会”、“云南同乡会”、“豫秦陇协会”（下分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协会）等；而在北京方面，则有“陕西同乡会”、“西北实业协会”、“西北协进会”、“陕甘同乡会”、“甘肃共和实进会”、“四川协会”。参见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225~2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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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91 四、商人社团的两重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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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93 通过对经济领域中各种商人社团（尤其是会馆、公所）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商人社团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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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95 第一，在明以前，只有传统的行会。这种行会，与其说是一种松散的行业性联盟，毋宁说是一种徭役组织，对传统统治的依附性极为严重。官府通过这些铺行，采办各类物品，并由此对工商业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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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97 第二，从明代中期以后，直至清末以前，出现了商业性的会馆、公所。与行会相较，这些会馆、公所的社团色彩更趋浓厚，无论是同乡商人抑或同业商人，均可通过会馆、公所维系同乡或同业的感情，协调内部事务，便于商业利益的开拓。如清末《振华堂洋布公所规则》已经明确指出其宗旨，为“联络同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兴发实业，以冀同业之发达”（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612页。）。同时，会馆、公所的出现，使商人可以通过团拜、祭祀、会议等，加强同乡或同行内的交往，并得以借助团体的力量从事一些慈善或社会福利等建设性的事务，如办义园，设善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会馆、公所不过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商人社团。它们的出现，固然是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长期孕育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然从其目的来看，无非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显得十分狭隘。换言之，会馆、公所与专制政体之间，并非形成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注：如傅衣凌说：“中国城市行会制的发展，它对于封建政府的关系，不是对立的，绝大部分是替封建主服务的。试看中国工商行会制的原始，从会馆到行帮皆由有名望的士绅为其代表人，成为专制政体统治城市的一个工具。”（傅衣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问题的商榷》，见《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页））就会馆、公所的成员构成来说，公所多为同业者的联盟，而会馆更具同乡会的色彩。所以，会馆虽无行业之分，但囿于地域籍贯，公所无地域籍贯之别，却又受行业帮派的拘束，各自存在，互不相统，均非各行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统一机构。同时，公所、会馆所从事的事务，亦以传统的慈善事业为主。在某些会馆、公所中，这种同乡、同行的福利事业，有时竟然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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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99 第三，至清末，商会这种新式社团正式出现。清末商会的成立，多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并由商部颁发关防钤记，显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并享有社团“法人”的地位。商会有“众商业之代表”之誉，不限籍贯和行业，为联络工商各业的统一社团。它的成立，使各行业乃至各地区第一次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整体，并开始以独立的社团“法人”新姿态，登上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其势力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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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201 商会虽为新式社团，然诚如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其间新旧因素、近世民主性与封建传统性并存，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注：相关阐述，可参见马敏：《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载《历史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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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203 首先，就商会领导人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身份来看，并就其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而言，基本上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民办社团。同时，商会活动经费，亦多来自工商业者的自愿捐助和自筹，与官方无涉。但与此同时，它又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官方的承认与保护，固然使商会取得了合法社团的资格，却又使商会蒙上了一层受到官方控制的阴影。从商会的实际创办过程来看，走的显然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官府在商会的创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而工商业者却仅仅是一种从属或依附的角色。换言之，正是因为得到了清政府及各地地方官府的扶植，各地商会才得以蓬勃发展。同时，商会又带有一些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其成员大多具有亦商亦官的双重社会地位。商会直接受商部管辖，其总、协理均由商部“札委”，并颁给“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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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205 其次，商会虽为新式社团，但继承了许多行帮传统。据苏州市档案馆所藏《苏州总商会呈工商部条陈》记载，各地商会创立之时，在组织上，“大都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则区分为“合帮会员”与“不合帮会员”（后改称“分帮会员”）两类，前者是行帮公所的代表，后者则是商店企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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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207 再次，商会成立后，有些虽建有新的办事公所，但很多仍借用过去的会馆、善堂，作为自己的办事机构（注：如贵州贵县商会附设于县城粤东会馆，江苏江阴商会亦假保婴局后轩为公所，足证商会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参见民国《贵县志》卷2《社团》，民国二十三年刊本；（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公所》。），说明商会势力尚缺乏完全的独立性，从而与传统的行会、慈善组织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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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212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2]

1703024213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章　军事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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