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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人社团的两重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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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经济领域中各种商人社团（尤其是会馆、公所）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商人社团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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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明以前，只有传统的行会。这种行会，与其说是一种松散的行业性联盟，毋宁说是一种徭役组织，对传统统治的依附性极为严重。官府通过这些铺行，采办各类物品，并由此对工商业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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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明代中期以后，直至清末以前，出现了商业性的会馆、公所。与行会相较，这些会馆、公所的社团色彩更趋浓厚，无论是同乡商人抑或同业商人，均可通过会馆、公所维系同乡或同业的感情，协调内部事务，便于商业利益的开拓。如清末《振华堂洋布公所规则》已经明确指出其宗旨，为“联络同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兴发实业，以冀同业之发达”（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612页。）。同时，会馆、公所的出现，使商人可以通过团拜、祭祀、会议等，加强同乡或同行内的交往，并得以借助团体的力量从事一些慈善或社会福利等建设性的事务，如办义园，设善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会馆、公所不过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商人社团。它们的出现，固然是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长期孕育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然从其目的来看，无非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显得十分狭隘。换言之，会馆、公所与专制政体之间，并非形成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注：如傅衣凌说：“中国城市行会制的发展，它对于封建政府的关系，不是对立的，绝大部分是替封建主服务的。试看中国工商行会制的原始，从会馆到行帮皆由有名望的士绅为其代表人，成为专制政体统治城市的一个工具。”（傅衣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问题的商榷》，见《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页））就会馆、公所的成员构成来说，公所多为同业者的联盟，而会馆更具同乡会的色彩。所以，会馆虽无行业之分，但囿于地域籍贯，公所无地域籍贯之别，却又受行业帮派的拘束，各自存在，互不相统，均非各行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统一机构。同时，公所、会馆所从事的事务，亦以传统的慈善事业为主。在某些会馆、公所中，这种同乡、同行的福利事业，有时竟然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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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至清末，商会这种新式社团正式出现。清末商会的成立，多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并由商部颁发关防钤记，显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并享有社团“法人”的地位。商会有“众商业之代表”之誉，不限籍贯和行业，为联络工商各业的统一社团。它的成立，使各行业乃至各地区第一次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整体，并开始以独立的社团“法人”新姿态，登上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其势力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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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虽为新式社团，然诚如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其间新旧因素、近世民主性与封建传统性并存，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注：相关阐述，可参见马敏：《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载《历史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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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商会领导人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身份来看，并就其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而言，基本上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民办社团。同时，商会活动经费，亦多来自工商业者的自愿捐助和自筹，与官方无涉。但与此同时，它又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官方的承认与保护，固然使商会取得了合法社团的资格，却又使商会蒙上了一层受到官方控制的阴影。从商会的实际创办过程来看，走的显然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官府在商会的创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而工商业者却仅仅是一种从属或依附的角色。换言之，正是因为得到了清政府及各地地方官府的扶植，各地商会才得以蓬勃发展。同时，商会又带有一些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其成员大多具有亦商亦官的双重社会地位。商会直接受商部管辖，其总、协理均由商部“札委”，并颁给“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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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商会虽为新式社团，但继承了许多行帮传统。据苏州市档案馆所藏《苏州总商会呈工商部条陈》记载，各地商会创立之时，在组织上，“大都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则区分为“合帮会员”与“不合帮会员”（后改称“分帮会员”）两类，前者是行帮公所的代表，后者则是商店企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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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商会成立后，有些虽建有新的办事公所，但很多仍借用过去的会馆、善堂，作为自己的办事机构（注：如贵州贵县商会附设于县城粤东会馆，江苏江阴商会亦假保婴局后轩为公所，足证商会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参见民国《贵县志》卷2《社团》，民国二十三年刊本；（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公所》。），说明商会势力尚缺乏完全的独立性，从而与传统的行会、慈善组织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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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章 军事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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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义社”与“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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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社”或“义会”，即指以地域单位为中心的临时性军事团体。义社、义会的崛起，当与官方军事体制的衰败和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有关。军事性义社、义会滥觞并初盛于宋，再盛于元、明两代，入清则流变为联庄会。民国成立以后，当时“人民政治思想发生狂热”，导致军事社团的历史性转向，亦即军人社会大量组织政治团体。（注：根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观察，民国建立以后的军人社团，可分为陆军团体与海军团体两类：陆军团体，主要有“军界统一会”、“陆军偕行社”、“全国将校团”、“南京陆军将校联合会”、“军事研究社”、“陆军学生联合会”、“江苏海陆军将校进行社”；海军团体，则有“海军协会”、“中华民国战舰会”。参见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206~2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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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斗力尚武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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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性结社组织的出现，当与社的起源大有关系。换言之，当社初起之时，就与军事行动密不可分。《周礼·秋官司寇》云：“大军旅莅戮于社。”据注：社，谓社在军者也。《尚书·甘誓》亦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国言：“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5《莅戮于社》，113~11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可见，社的祭祀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起源，同时天子亲征这一类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也与社颇有瓜葛。从这种意义上说，后世军事性社团的兴起，其实就是古老的祭祀组织或地域团体的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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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民间久已相沿的斗力、尚武习俗，也为军事性结社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土壤。据《荆楚岁时记》载，南北朝时，每年五月五日，民间有“蹈百草”之俗。至宋、元时，就演变成为“斗百草”之戏。如欧阳修有诗云：“共斗今朝盛，盈襜百草香。”（注：脱应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3《岁时》，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64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即指此俗。斗草之俗，当然只是斗巧，而非斗力，但其中所含的争斗意识，同样反映了民间尚武的传统。除斗草之外，民间尚有“斗力”之戏。据史载，隋代镇江京口为一都会，民间大多习战，号称“天下精兵”。当地之俗，每年五月五日行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注：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卷3《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338页。）。至明清两代，福建漳州又有“掷石之戏”，“持石头相扑，折肱破脑，有司历禁之，终不可止”（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01《漳州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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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民间尚有习武之俗，历代相沿。如宋代河北诸州军民户，就有一批人惰弃农业，专习击刺之术，诸如“枪剑桃棒”之技，样样都习。（注：宋真宗：《禁河北诸州军民习禁咒击刺之术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3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在明代民间举行的会社中，也保留着尚武的良好风习。如吴地社会，其杂戏中就有打围场、平倭队、沙兵队、广兵队等名色。（注：王稚登：《吴社编》，见《说郛续》卷28，清顺治三年刻本。）清代乾隆时期，在四川，更有来自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的“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在河南，“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少林寺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注：《清高宗实录》卷203，见影印本《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清末浙江松阳县，每年秋天有“水神会”，“聚农民数千人，各出钱数百文大会宴，时作野战状，以比武”（注：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中《列传》，见《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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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斗力、习武之俗的存在，当然是为了强身健体，但同时又是民间尚武精神的真实反映。一旦社会动荡，民间纷纷结社自保，这批习武之人就成为军事性社团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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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甲”与“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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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军事性社团出现会、社的名称，当始于宋。在宋代，如“弓箭社”、“马社”、“万马社”，均为众所周知的军事性社团。北宋年间，河北、京东等路将人户组成弓箭社，推家资、武艺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等，自备鞍马器甲，供地方治安和备边之用。而在这些军事性社团中，为购买马匹，其成员又相互结成马社。如北宋时期，陕西、河东劲勇及广锐等军相结为社，购马时，除官司所给马价外，并由本社成员自筹部分资金，马死则买而补之。宋代淮民多畜马善射，崔与之欲据万弩社法，创设万马社，“募民为之”（注：《宋史》卷406《崔与之传》，12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又如河东忠烈、宣勇乡兵，也是“结社买马，以填广锐禁军，陕西振武亦然”（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5《安边御寇》8，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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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军事性结社的风气极盛。这些结社，大抵与乡兵组织合一。如南宋时，叶义问、贺允中从金国出使回来，认为金必毁盟，为此陈康伯建议四策，其中之一就是“分画两淮地，命诸将结民社”（注：《宋史》卷384《陈康伯传》，11809页。）。“民社”云云，实指那些民间的军事性结社。在福建，每当地方不宁，民间亦纷纷结社自保。如靖康年间，潘中任长溪令，正赶上叶侬叛乱。潘中为防其骚扰长溪，就“团结民兵，号忠义社，为备”（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00《福宁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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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这种军事性的义社，有时又称“义甲”或“牛社”。如在北方边地诸郡，每遇金人入寇，一些土豪就统率义丁实行抵抗，与官军成掎角之势。尤其在罗山、杏山等处，更是出现了义甲、牛社等民间军事性组织，设有头目、总首，在土豪的统辖下，自相结集，保卫乡里。（注：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9《缴奏奉使复命十事》，见《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在南宋，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抗金军事组织，即“义社”与“巡社”。北宋至南宋初，河朔百姓自相结巡社，抗击金军。建炎元年（1127）八月，因户部尚书张悫建议，宋廷规定诸路、府、州、军，什伍其民，并“教之战”，使其自保疆境，各社均以“忠义社”、“强社”、“巡社”为名。其社编制如下：每十人为甲，甲有长；五甲为队，队有长；四队为部，设有部长；五部为社，设社长、社副各一名；五社为都，设都社正、副都社正各一名。甲长以上，均免除本家保甲色役各三年，依次递迁，仍允许置办各种器械，轮流到寨教习。忠义社、巡社在抗金战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梁兴在北方组织人民抗金，亦以忠义社为名。此类结社，在南方也广泛存在。如建炎年间，福建建寇窃发，城居编户自结忠义社，于是，州在左右南厢均置社，以有产业之人充当社首、社副。建寇平定后，就令社专掌防火器备缓急，以一年更替。乾道二年（1166），参政王之望增设城外草市社，一如城内之法。闽县城内六厢，总计37社，城外设10社。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县张维将产业户除外，凡在市经营之人，均列入社籍编置，“以流水法差，一季替”。元丰六年（1083），又将所籍船只尽行团结，立义社，“使自相推择首领”（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州县人役》，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901~7902页。）。可见，宋代此类军事性的社团，除了民间团结互保这一自助特色之外，由于地方政府的参与，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军事性徭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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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元以后，这种民间义社继续存在。正当金末之时，中原生灵涂炭，燕之永清人史伦广结豪士，以侠称于河朔。史伦死后，河朔诸郡结40余个“清乐社”，“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至元，史伦之子史天倪，选清乐社中壮勇万人为义兵，号称“清乐军”。（注：《元史》卷147《史天倪传》，3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显见，所谓清乐军，其实就是以地域祭祀组织为中心的军事性社团。元末之时，张士诚起事，并能逞一时之雄，所凭藉的也是乘时丧乱，“保结义社”（注：杨循吉：《吴中故语》，《说郛续》本。）。于是，军事性的义社又成为地方群雄的主要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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