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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入关，清世祖就下令编置户口牌甲。其法为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每户给一印牌，上书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出入。乾隆二十二年（1757），将保甲之法更定为15条，内容涉及直省各属州县编户、绅衿之家、旗民、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在内地贸易的客民、盐场井灶的灶民、矿厂丁户、各省山居棚民、广东寮民、沿海各省商渔船只、寄居内地的苗人、云南之夷、甘肃番子土民、寺观僧道、各省回民、外来流丐等编设保甲的具体方案。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论，继明末之后，随着清初保甲制的扩大，开始出现里甲制与保甲制并行的局面。尽管如此，当时的里甲制尚广泛存在。至于保甲制取代里甲制，则更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注：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243~2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按：江西德兴县之棚民，同样编设保甲，即“将各棚户就其现住都图编入册尾，统归保正管辖，另立甲分，以别土著”（凌：《西江视臬纪事（选录）·棚民编保及禁缉私盐议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3辑，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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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制的编设，一般以户为单位，亦即通常最流行的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但并不尽然。保甲有时并不以户为编设的基础，而是以人作为组成保甲的基本单位。如山东济南府所属陵县，在城市、镇店、乡村各立保甲，“大约以五十人为一保，立保长一人领之。二保百人，又立保正一人总之”（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202《济南府部》。）。两者相互结合，说明保甲尽管属于一种负责地方公共治安的组织，但同样以人、户为基本单位，从中可证其脱胎于传统的编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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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江西，其风气大多“聚族而居”。那么，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如何编设保甲，究竟是采用“一族自联保甲”之法，让“族正”与“保甲”合而为一，抑或让甲内别姓出任甲长，而“族正”仅仅“董率族人”？换言之，保甲制与家族制究竟属于一种什么关系，这在当时的官员中显然存在着一些争议。其争议的结果，则是确定在聚族而居之地，保甲制可与家族合并一处，即保正、甲长由族人充当，而并不是由一二别姓“异户”充任。除了在家族中编设保甲之外，另外凡是地方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再“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者”（注：凌：《西江视臬纪事（选录）·议建昌府条陈保甲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3辑，201页。），立为族正，同样负有纠察族中匪类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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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保甲制是从古代乡里制衍化而来的地域性组织，其平时负责地域内的社会治安，而在战时则负担地方的军事防御，可见兼具社会治安与军事防御双重职责。若是从社团的角度对保甲加以考察，那么仍有下面两点值得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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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早在宋代，时人行乡社之祭时，开始灌输保甲之意，使乡社与保甲合而为一。如真德秀“与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备，退而分胙，则百家之人皆预，不以士农工商为间，庶合古人崇重乡社之意”。在修乡社祭祀过程中，真德秀又“陈说邻里乡党相亲相睦之义，及官司所以团结保甲本意”（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浦城谕保甲文》。），说明传统的乡社与保甲已趋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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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保甲之设，其本意只是防备小窃与遗漏，并无捍御外盗之责，其间虽有“拽队巡警之说”，但未必经常行使。其后，保甲日趋军事化。如宋代江、淮一带，闻金兵将至，就实行保伍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因地形便合为总，不以乡为限，总首、副总首统领之”。保伍内禁止赌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五日更至庭阅之，而赏其尤者”（注：《宋史》卷434《儒林传》4《薛季宣传》，12883~12884页。）。保甲的军事化，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保丁变成了保甲兵，使其尽地方乡兵的义务。换言之，在乡村编设保甲的同时，地方上出现了乡兵，亦即“保甲兵”。这种保甲兵，其实就是保夫、丁夫、火夫的军事化。所以，明代一般将“乡团保甲”并称。保甲兵在明中期以后的历次军事行动中，其作用是无可否认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王阳明征讨两广时，“尝以保甲兵一举而破獠夷三十六洞”（注：张萱：《西园闻见录》卷79《土兵》，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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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保甲还与团练相合，进而出现了“团保”、“团甲”，使保甲更趋军事化。如明嘉靖年间，王梴就在徐州实行过团保制。此制不分军民、官舍，只以住居循序，“每十家编一小牌，为一保，内取精健好汉、丁力强胜者为保长，承牌管领十家。又相度地方远近，村屯顺便，每五保编一大牌，为一团，内取精健兼有行谊、众所推服者充为团长，收牌管辖五十家”（注：嘉靖《徐州志》卷8《人事》3《兵防》，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学生书局，1987。）。团保之外，尚有团甲。在明代的少数民族地区，每当明政府军破寨平叛以后，对那些“向化之民”，大多“编立团甲，以便管束”。这种团甲制一般为“每十人为一甲，立小甲一名”。团的编制更为复杂，或以村落为单位，合村编团。如李材曾有如下记载：“将中村、石泾、牵牛冈、元山四处并归沙湖为一团，大湴、石山、横山、杨柳湴四处并归为潘村一团，各立团长一名。”（注：李材：《兵政纪略》卷16《束团编甲以安集新民行屯总邹文茂总目梁乔》，明万历间刻本。）此即以村合编团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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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谓的团长、保长，名虽不同，管辖的人户多少亦不一，但无不起到了“团结乡兵”的作用，最后都演变成为乡兵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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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练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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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有时又称“团结”，为团练地方丁壮的武装组织。据现有史料来看，团练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如《资治通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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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历十二年）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5，唐大历十二年，7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按：傅衣凌曾对“团练”的成立过程作了追溯，说：“我不愿引用一般庸俗的名物考证学家的说法，把团练一词，机械的说是始于唐宋时代的团练使，而认为中国民间原有的一种政治武力团体的组织。”（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问题引论》，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是颇具真知灼见的看法。笔者在谈到团练之前，先述保甲及其军事化，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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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谓的“团结”，就是土兵或乡兵，并非职业军士，从而与“官健”有所区别。唐乾符末年，更是出现了“土团军”。当时黄巢兵攻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于是人人知兵”（注：《新唐书》卷190《杜洪传》，54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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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后周，窦俨上疏称，“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注：未见原疏，转引自胡世宁：《地方利害疏》，见孙旬编：《皇明疏钞》卷62，明万历十二年刻本。）。显然，后周的“义营”，其实也是乡兵，而且与保甲的连坐相结合，同样具有保甲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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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亦有团练。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载：“（刘起彝）作战船，团结洞丁，以为保甲。”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并“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弓箭社为军事性结社，同时又是乡兵团练的源头。如明人林希元在谈到明代乡兵团练时，就提到曹、璋之弓弩手，福建泉州、漳州之兵，并将其拟为宋之弓箭社。（注：林希元：《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64，第2册，1656页。）此即其例。此外，宋代也有“乡团”，即“乡为一团，里为一队，建其长，立其副”（注：《宋史》卷401《刘爚传》，12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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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乡兵团练蜂拥而起。至正十一年（1351），汝颍兵起，明玉真“团乡兵青山，为屯长”（注：查继佐：《罪惟录》卷6《列传·明玉真》，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元末，单安仁“集义旅自保，号青军”（注：查继佐：《罪惟录》卷8下《列传·单安仁》。）。可见，乡兵团结，以“团”这种形式出现，即可称为团练。元末人杨基有一首《送谢雪坡防御出郭团练》诗，其中有云：“朝催筑城夫，暮点团结兵。……官家百万师，自足与寇争。汝自守汝乡，汝自保汝生。闲暇苟不虞，仓卒恐见倾。我当徼汝劳，薄尔赋税征。”（注：杨基：《眉庵集》卷1，6~7页，成都，巴蜀书社，2005。按：此诗亦被清人法式善所引用，转见其所著《陶庐杂识》卷5，1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仅仅数语，团练之义以及相关的法纪，已是包括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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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兵团练的出现，大多以社会动荡时期为甚，属于乡里百姓自我保护的军事团体。所以，随着大明帝国的建立，社会逐渐趋于安定，更由于明初卫所制度在全国各地的陆续建立，乡兵团练在明初一度沉寂。至正统以后，由于东南沿海的倭变，以及内地诸多地区民众的骚乱，乡兵团练又一次应运而生，成为明代中后期乡村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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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团练的起源，大概应追溯到正统十四年（1449）。此年，北京城外关厢居民“自团聚诘盗”，为此，明朝廷“增各城兵马指挥十人”（注：谈迁：《国榷》卷28，英宗正统十四年十月壬戌条，1806页。），以便加以约束。至明末，地方团练的设置，遍及城乡各地，人数亦多寡不一。如安徽太和县，其下属各集镇均设有团练，分别如下：县集团练400人，界首集团练300人，三塔集团练200人，税子铺、十里沟团练各200人，倪邱集团练400人。此外，其他诸如砖桥集、洪山镇、光武庙、元墙集等处，亦各设有团练，人数不详。（注：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复查保甲器械》，6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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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的乡兵中，某些地区存在着“社兵”这种名色，显然与地方军事结社有关。如张瀚在一封书信中曾言：“民间团结社兵，如浙江今日之法，责令有司觉察联属之心，有警则军民并力驱剿。”（注：张瀚：《上内阁相公》，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00，第4册，3162页。）此为“社兵”与“团练”并称之例。又如天启年间，北直隶永平道所练乡兵，亦以“社”为团练的基本单位，即“每社若干牌，每牌若干名，居平分派，联络演习枪棍。遇有盗贼窃发，就便应援，深得古者守望相助之遗意”（注：《明熹宗实录》卷64，天启五年十月壬寅条，《明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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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与保甲关系颇深，所以明人又有“团练城市集镇保甲乡兵”（注：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复查保甲器械》，61页。）之说。在明代，所谓团练，通常就是“团练乡兵”的简称，亦即以“团”为单位，操练乡兵。在团练乡兵之时，如若需要，又可设立“练总”以统领之。如北直隶顺德府，额设乡兵1700名。每当惊蛰、霜降，“各持兵器赴教场操练，逐一查点，以练总统领之。无事则治农，有事则荷戈”（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7《顺德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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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团练在晚明东南海防中已初见成效。据明人田艺蘅言，团练乡兵在沿海之所以能取得成效，究其原因，实由于“大族之功，既能率人，而久乱之乡又皆固志，加以守巡之协助，府县之专督，是以其势易行，其民易集”。他进而认为，只有“望重一邑，才摄万夫，恩威兼著之家，信义素孚之人”（注：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7《非武备》，下册，11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方可充任团练的组织者。至明末，团练不但被认为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且与家族武装极有关系，亦即所谓的“父子兄弟之兵四合不可离”（注：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上，见《吴氏囊书囊》甲10，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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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与乡村的乡勇、义勇也大有关系。换言之，将乡勇、义勇以团束编，加以操练，同样可以称为“团练”，如兴安葛源，“士民招议乡勇，创立五营，遵俞（谕）旨团练，使守望相助”（注：张自烈：《芑山文集》卷5《与樊公祖议革社仓书》，见《豫章丛书》，民国四年南昌胡思敬退庐刻本。）。明末团练已自成一套体制。如上引葛源团练五营，“营各有长，长各有职。诸器械、旗帜、符籍，参稽古兵法，悉具，授五营营长掌之。……兼行保甲、乡约毕，营长帅诸义勇诣五营，习步伐、击刺、骑射，肄业课以时，殿最以法，赏罚以信”（注：张自烈：《芑山文集》卷19《旅记》5。）。显然，这种团练更是与保甲、乡约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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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兵团练之后，即可称“乡团”，又称“土团”。这种乡团在对付农民暴动、保护地方乡里安全诸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明末张献忠攻陷宝庆之后，由新宁攻掠武冈，因被副总兵轻骑所蹑，只好“还至新宁峨口”，但在此地又为“乡团所扼”（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240《宝庆府部》。）。又明末浙江鄞县管江一带，一些不逞之徒也乘机而起。生员杜懋俊对此深感忧虑，“乃谋于其叔兆苮，请颁土团之法于有司，遂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队瞭望，击柝行夜，闾党为之安堵”（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8《明管江杜秀才窆石志》，见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1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而从“沿海诸村无不仿而行之”一句可知，此类土团并不仅仅限于管江，而且扩大到鄞县沿海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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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地方军事力量，除乡勇之外，尚有团勇。乡勇与团勇有所区别。随营打仗，官给盐菜口粮，听候调遣者，称为乡勇。人民修筑堡寨，备器械，里民自行捐给口粮，以备地方守御者，则称团勇。（注：《清仁宗实录》卷69，嘉庆五年六月壬戌条，《清实录》本。）显然，乡勇为纳入官方防御体制的地方军事力量，而团勇则为民间自卫武装。至晚清，由于社会动乱不定，民团、团勇不断涌现。嘉庆年间，大学士德楞泰上《筑堡御贼疏》，以求坚壁清野。疏中云：“为今之计，莫若劝民修筑土堡，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出入耕作，各保身家，自必奋勇。”当时，知府龚景瀚亦就团练丁壮、建立堡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云：“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丁壮，建立堡寨，并小村入大村，称平处就险处。贼未至，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将至，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注：《山东军兴纪略》卷22《团匪》1，清光绪间京都刻本。）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由武汉顺江东下，沿江数省大震，北方亦甚为震动。清朝廷为使百姓团结自卫，命武英殿刊发德楞泰、龚景瀚的奏疏，让各地建立团练、堡寨制度。于是，一些地方官或乡绅纷纷举办团练。如毛鸿宾就在回乡之时，与地方官共同办理团练，“访求公正晓事之士民，举为团长，教以联庄互援之法，转相劝导筑堡浚濠”。其所设团练，或联数十村为一团，或以百余村为一团。（注：《山东军兴纪略》卷22《团匪》1，清光绪间京都刻本。）同治五年（1866），朝廷又下诏书，令民自卫，于是，“乡民习武以御强暴”，或称乡勇，或称民团。（注：民国《归绥县志》之《经政志·警卫》，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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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末年，团练在全国得以广泛实施。一般说来，清末团练分为“民团”与“练团”两种。所谓民团，即“仍古者编立牌甲遗意，家出一人，轮流支更。每牌之中，互为守望，其实与保甲无异”。民团的好处在于“无筹费之烦，撤散之扰，事最轻而易举”。而其弊端则为“乌合之众，缓急难恃，器械不齐，老弱糅杂，一闻贼警，相顾失色。且商贾之竖，村野之氓，最惮为兵，一旦编入什伍，束以部勒，尤为其所难，易滋烦扰”。所谓练团，则为“富者出赀，量力输助，官总其成，别为招募”。练团的好处在于“郡邑之将，稍能知兵，号令齐一，约束谨严，部伍而居，练以新法，猝遇匪来，以寡胜众。节制之师，足歼大股，此可刻期而收奇效”。然其弊端亦相当明显，如“一勇之费，岁数十金，一邑一州，何以为继？”且团练宗旨，专主民兵，而应募入伍，大半枭桀，主弱客强，寖成尾大不掉之势。有鉴于此，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州团练之法，已经分为“练团”、“户团”、“乡团”三种，实际上是兼用上面“练团”、“民团”二法。所谓练团，即“设法筹款，陆续募足练勇六十人，益以来城就练之乡团八十人，得一百四十人，比照德国一哨军队，仿德国一哨操法，编三大排，即德国之三小队也。职州身自督带，而以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学生为帮带，并兼教习。以职州前任怀宁县任内所练成之团丁十二人为排长、副排长，帮同教操，以资训练。即州署左侧旷地，辟为操场、营房，束以营规，寄以军令，日操二次，夜督梭巡”。所谓户团，即“练勇巡防，势常不及，弥以牌甲，以济其穷。城厢内外铺户，居民十家为牌，积牌为坊。坊一公所，派有团董，以为表率。城十一坊，夜必会哨，靡昼靡夜，猝有盗警枭匪骤乘，抵死来扑，练勇先驱，是为军锋，牌甲继之，相与兜捕。无事之时，各安其业，愿操者听，不操不强”。所谓乡团，即“令每甲岁出一人，州八十甲，虽八十人，半年为期，更番叠进，一岁之中，甲得二人，身手既娴，归团教练。期以三年，民风可革，挽弱为强，长城斯藉。此乡团所以与练团相为表里者也”（注：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中《举办和州团练通禀》，见《官箴书集成》，第9册，687~68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