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4545
嘉、隆之际，谈艺者遵传注为法，令士曾不得如国初之文，旁搜古注疏及《大全》所载诸儒之言，况敢远及诸子百家之瑰琦者，采其精而用之，以当张皇斧藻之盛乎？十余年来，天网毕张，人始得自献其奇，都试一新，则文体一变，新新无已，愈出愈奇，论者往往指目。（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4《金陵社草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703024546
1703024547
可见，在嘉靖、隆庆之际，文社已广泛出现，而且社中文风与时代风气桴鼓相应。为此，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1562）间，蒋宗颖、孙子京“与友若而人，萍聚都下，以才品相夷，结而讲业”。此即所谓“金陵社”之缘起。（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4《金陵社草序》。）此外，当时金陵还有“横江社”，史料记载：“里之君子九人，偕予（指顾起元——引者）倩卜氏结社其间，相首而讲业久之。”（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6《横江社草序》。）
1703024548
1703024549
至万历年间，与士子会文、会课相关的文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袁宗道之舅龚惟学在公安城南结一“阳春社”，“一时后进入社讲业者如林”（注：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10《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1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袁氏兄弟亦与其事。此外，袁氏兄弟尚有不少结社。如中道年十八九时，“即与中郎结社城南之曲”，参加者有李元善等。（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9《送兰生序》。）宏道中进士后，中道一人村居，“与两叔兰泽、云泽及兄（指堂兄论道——引者）为文社”（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7《亡堂兄论道志铭》。）。
1703024550
1703024551
万历年间，还有“梅花社”和“华林社”，亦属于士子的文社。缪昌期记其社事云：
1703024552
1703024553
吾江矜而寡和，士之文如蚕之丝蚕处焉耳。近乃有三五为曹，筑社司盟，以招同好。……即梅花社，其一也。与兹社者，尊宿雏少，是不一俦，其文疏含艳发，横直隐见，各标其致，而要之清韵远矣。（注：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3《梅花社草序》，《乾坤正气集》本。）
1703024554
1703024555
江阴县之士风，从最初的“矜而寡和”，亦即缺少会文之风，到万历年间而一变为“筑社司盟，以招同好”。梅花社堪称这一转向的典型例子。至于华林社，顾大韶记道：“犹记十五年前，曾于燕邸联一大社，与盟者近廿人。”（注：顾大韶：《炳烛斋稿·题华林社草》，清康熙十年顾晶、顾淼刻本。）可见，华林社与梅花社不同，并非地域性的文社，而是设置于京师的“大社”，其中近20个成员显然来自各地。这大抵已经开了明季文社联盟的先河。
1703024556
1703024557
1703024558
天启四年（1624），吴中诸名士结一文社，名“应社”。（注：关于“应社”创设时间，张采的记载与此稍异，将其定为天启五年。如张采在《杨子常唐市十景诗序》中云：“唐市，系虞乡子常杨子聚庐焉。同时娄有两张子，聚七十里，声相应，趾相错也。岁乙丑，定应社，故会于市之风基园。市有老名士子洽许子实与社，集江南百数人。”（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下《艺文》，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363页，扬州，广陵书社，2007））当时大江以南，主持应社之人，分别为太仓人张采、张溥，苏州人杨廷枢，金坛人周镳、周钟；大江以北，主持应社之人，则为宣城人沈寿民、泾县人方应隆、池州人刘城。在太仓的应社成员中，除了二张之外，尚有另外八人，号称“应社十子”。苏州除杨廷枢之外，亦有其他12人，称“应社十三子”。此外，常熟人杨彝、太仓人顾梦麟，专治《诗经》；杨廷枢及嘉善人钱旃，专治《尚书》；周钟兄弟，专治《春秋》；张采及苏州人王启荣，专治《礼记》；张溥及长洲人朱隗，专治《易经》。号称“《五经》应社”（注：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5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至崇祯元年（1628），应社合并为“复社”，明末的社事在这短暂的20年时间内达到了极盛。（注：关于复社创立时间，以及应社合并为复社的曲折过程，清人王应奎有如下记载：“迨崇祯庚午（三年——引者），楚中熊鱼山先生开元自崇明令调吴江，最尚文章声气。时吴江诸生孙淳孟朴、吕云孚石香、吴扶九、沈应瑞圣符辈附之，号召同人，创为复社，颇见嫉于维斗。孟朴至吴门，怀刺谒杨，再往，不得见，曰：‘我社中未尝有此人。’我社者，应社也。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王应奎：《柳南随笔》卷1，8页）所记复社创立时间有误，当为崇祯元年。至于张溥在两社合并过程中的作用，则所记相当重要。）为此，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对崇祯年间文社之盛作了如下描述：
1703024559
1703024560
其时，处处都有文社诗会。无论城市斯文凑集之地，就是乡村市镇，有几个读书的，毋论已进未进，也要拈一社，结一会，三六九日课文课诗。那三吴地方，最著的是个复社。那复社内朋友，真正是人人桂蕊瑶拔，个个珠圆玉润。不说那时文里面，为海内做了领袖，还要重在立品立行。因此，造就这一班人物。不但士林中把他做个榜样，就是宰相词林，也没有个不归重的，称羡执币，分付子侄们，附会声气。从此风会渐广，依仿的渐多了。是以处处文会，俱要立一个社名。（注：华阳散人编辑：《鸳鸯针》第3卷第1回，11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1703024561
1703024562
明末的社事，一般以地方性的郡邑为界限，有些甚至仅仅限于一乡一村，不过是乡里士子的结社会文而已。这种文社，北起北京，南至广东，遍地皆是。但自从复社成立以及有些士子结会北京及南京之后，文社已打破了地域性界限，成为一种社盟联合体。（注：关于明季复社的研究成果，堪称相当丰富。较早的研究成果大抵有谢国桢之《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陈宝良之《明末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论文，北京，1984），可资参看。）然自应社向复社演变的过程中，已经从私交过从，转而变为社宴相集。与此相应，社员之聚会，已从主客“杯酒论心”，演变为“烛影之下，对面不识。明日相见，即同陌路”（注：相关的变化，当时的史料已经有如下揭示：“当西铭先生（指张溥——引者）主坛坫，四方之士，走娄东者，先生但以杯酒论心，其余好事者，间一款留，亦不过翦烛谈笑，豆觞楚楚而已。后来复社聿兴，四方宾至，无不征歌选舞，水陆杂陈，广引宾朋，主客互乱，烛影之下，对面不识。明日相见，即同陌路。又有数月为聚会，数十百人，酒斝纵横，娼优凌乱，一哄而散，竟不知为谁何。余尝戏谓今日社宴，几同斋主散食。”（佚名：《研堂见闻杂录》，286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所言堪称不虚。）。这显然是文社团体力量扩大之后所带来的弊端。
1703024563
1703024564
明末文社以三吴地区为最盛。除张溥创立的复社外，松江的“几社”、“醇社”与嘉定的“直言社”堪称这一地区典型性的文社集团。
1703024565
1703024566
几社由陈子龙等创设，参加者虽仅六七人，但若将其置诸明末文社之林，确乎独具特色。正如史料所言，几社中人，“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进而受简，则勇竞倍于师中；聚而献规，又讥弹严于柱后”（注：姚希孟：《壬申文选序》，见陈子龙：《陈忠裕公集》卷首。）。可见，几社中人，学有渊源；几社之规，更是相当严厉。
1703024567
1703024568
1703024569
根据陈功《醇社规条》所记，此社取名为“醇”，其所追求者则是：“文体则薄诡浮，归醇雅；人品则驱使浇杂，归醇正。”这是一个以维护孔宅祭祀为中心的文社团体。文社之设立，“专为崇奉先师，护持庙貌”。为此，必须设置专门的祭田。所以社中规条规定，凡是社中之人中了举人，必须捐助30两银子置祭田，“半供祭祀，半供修葺”。若中进士，所捐亦大体相同。当然，既然名为文社，“课文艺”与“严评阅”则亦属社内最为常见之事。按照社内规条，每月逢三、六、九日，社内就举行会课。所会之文，则聘请社外之人严格“较雠”评阅。（注：孔毓圻、孙等纂：《孔宅志》卷7《学规》，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161~16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703024570
1703024571
直言社由黄淳耀创设，成立于崇祯十五年（1642）。直言社的参加者有高叔英、唐圣举等10余人。此社以“责善辅仁”为主旨，“平居自考，咸有日记；赴会之日，各出所记相质。显而威仪之际，微而心术之间，大而君父之伦，小而日用之节，讲论切偲，必求至当之归而已”（注：黄淳耀：《陶庵集》卷2《陆翼王思诚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以陶：《厂头镇志》卷7《艺文》，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18页。）。如此严厉的自律，足证直言社已具与讲学会相融合之势。自黄淳耀殉节后，张懿实承黄氏之志，仿直言社创立了“启社”，以侯研德为领袖，与吴门“慎交社”互通声气。（注：张懿实：《陶庵集跋》，见黄淳耀：《陶庵集》卷首。）
1703024572
1703024573
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听社”。关于此社创设缘由乃至特点，社内人记载如下：“吾社有初与而终拒者，有虽欲入而不得入者，有虽其人已逝，而典型具在，不忍去其籍者。”（注：黎遂球：《莲须阁文钞》卷9《梁溪听社刻文序》，见《广东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铅印本。）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听社社规极严，滥竽不得充数。
1703024574
1703024575
与三吴社事可以并称的是两浙的社盟。明末浙江的社盟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两部分。
1703024576
1703024577
浙东绍兴有“素盟社”，由徐谦吉创设，“别以其声气集同人之有才橛梗者，凡十数士，键缕钻贯，俄成浩编”（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15《评素盟社刻》，明崇祯十五年刻、清顺治十四年补刻本。）。余姚有“昌古社”。崇祯九年至十年间（1636—1637），余姚诸生诸士奇“与里人为昌古社，效云间几社之文”（注：黄宗羲：《南雷杂著稿·两异人传》，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5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随后，云间几社中人听说诸士奇才名，“招之入几社”（注：黄宗羲：《南雷杂著稿·诸寿庵六十寿序》，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64页。）。
1703024578
1703024579
1703024580
1703024581
浙西社事以杭州为最盛，分别有“读书社”、“小筑社”、“登楼社”之名。清代史家全祖望言：“向来杭士有读书社、小筑社、登楼社，皆以词章之业为尚。”（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3《沈甸华先生墓碣铭》，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242页。）读书社的参加者多为“通经学古之士”，如张秀初、江道、闻子将等。读书社的创设，其本意是有感于“经生之学，不过训故，烂熟口角，圣经贤史古今治乱邪正之大端，漫不省为何物”，所以读书社诸君子所考索者，都是一些经生所不讲的东西。（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高古处府君墓表》，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272~273页。）继读书社而起者是登楼社，参加者有陆丽京、朱近修等人。（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查逸远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77页。）明亡以后，读书社变而为“碾禄社”，参加者有高克临、邹孝直、刘雪符。（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高古处府君墓表》，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273页。）此外，杭州还有一个“狷社”，由应谦创设，参加者有虞畯民、张伏生等，其宗旨是“取有所不为”（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应潜斋先生神道碑》，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239页。）。
1703024582
1703024583
除杭州外，浙西的社盟尚有很多。如在嘉兴，有魏学濂设立的“治社”，参加者共8人，号称“治社八子”（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5《治社八子集序》。）。从治社“风论四出，褒讥霍然”的特点看，治社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又如崇祯年间，章上奏曾举“砥行社”，徐行举“澹成社”，茅元铭均参与其事。杨凤苞：《秋室集》卷5《记茅元铭》，清光绪十一年归安陆心源刻本。
1703024584
1703024585
浙西社事之盛，可与太仓、金坛相比。在这些社盟中，较著名者尚有“澄社”。此社为吕季臣所创，成立于崇祯十一年（1638），参加者达千余人。据载，此社“重志节，能文章”（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7《孙子度墓志铭》，清雍正间刻本。）。澄社在明末极负声望，与江上之应社、娄东之复社、云间之几社相并称，“连畛接武，为东林之后尘”（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7《祭钱子与文》。）。时隔三年，至崇祯十四年，澄社变而为“征书社”，由孙爽创立，参加者仅10余人。（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7《孙子度墓志铭》。）
1703024586
1703024587
1703024588
江西的社事继复社而起，与三吴、两浙的社盟互为声气，并自具特色。早在天启元年（1621），宗室朱谋在南昌招人饮酒赋诗，结成“白社”，参加者有涂子期、邹逸少、涂不凝等人。从他们所赋诗句中，诸如“纵谈天下事，犹是一书生”、“不交天下事，枉读古人书”、“愿言请长缨，努力事边陲”（注：郑仲夔：《隽区》卷2《玉麈新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资料丛刊》，第3辑，2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之类，均可发现白社成员虽以饮酒赋诗为事，但仍念念不忘天下国家大事。崇祯三年以前，陈际泰结成“紫云社”，参加者有祝文柔、丘毛伯、章大力、罗文止等。（注：陈孝逸：《痴山集》卷1《府君行述》，清初刻本。））另外，据艾南英的记载，江西南昌还有“豫章社”；建昌有“平远堂社”，参加者有吴逢因、叶孟侯等人。（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2、3《四子合刻序》、《平远堂社艺序》，清光绪五年重刻本。）在黎川，士子“聚百人为社”，建有“聚奎社”；又有一个“五笥社”，由涂仲倩创设，“以通经学古为师”（注：黄端伯：《瑶光阁集》卷8《聚奎社序》、《摩虹草序》，《乾坤正气集》本。）。在明末江西的社事中，广信府的“持声社”颇负盛名，值得一提。据载，持声社创立于崇祯年间，参加者有卢吉、叶震亨、王拭等人，其特点为“文章取其友，友取其砥行实”（注：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12《持声社序》，民国二十三年刊本。）。尽管持声社尚以文章取友，不脱文社风气，然与其他文社相较，取友不再图其文章虚名，而是取其砥砺的行为。
1703024589
1703024590
在明末的上江即安徽一带，社事亦极盛。如方以智、刘城、吴应箕等，均是复社中的知名人物。据钱秉澄载，起初安徽设有一个“中江社”，但为“附珰者流”所把持，亦即成为阉党的羽翼。自方以智从松江回来后，在社内成员中专讲辨别气类，于是中江社开始分化。至崇祯十三年（1640），钱秉澄流寓南京。钱氏有《过江集》之选，更是成为中江社的分局。（注：钱秉澄：《钱田间先生遗文·文学刘臣向墓志》，载《国粹学报》，第74期。）此外，安徽尚有“古在社”与“十三子社”，后一度改名为“选社”，最后定名为“行社”。行社成员，可考者除洪德常之外，尚有吴德鉴、吴尊古、汪济淳、江天一、汪沐日、方式玉等人。从史料记载可知，行社“唯能行而后亲之，不以功名，不以文字”（注：江天一：《江止庵遗集》卷5《洪母许夫人五十寿序》、《祭洪常伯文》，《乾坤正气集》本。），如此重视行为，不图功名与文字虚名的宗旨，在明季社坛堪称别树一帜。
1703024591
1703024592
在湖广地区，即湖南与湖北，社盟亦时有所闻。如在湖北江陵，徐眉云创立“阳春社”，“集诸名士会其中”（注：贺逢圣：《贺文忠公遗集》卷4《祭都御史徐眉云先生文》，《乾坤正气集》本。）。据《南岳邝氏族谱》所载王夫之撰《邝氏南乡墓志》一文可知，在湖南长沙岳麓，王夫之于崇祯十一年与邝鹏生组织了一个“行社”，同窗好友，时常“聚首论文，相得甚欢”（注：王夫之：《邝氏南乡墓志》，见《南岳邝氏族谱》。）。崇祯十二年，王夫之又与管嗣裘、文之勇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结成“匡社”，借以文会友之名指点江山，畅议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注：王夫之：《薑斋诗集》之《五十自定稿·再哭季林兼追悼小勇匡社旧游》，见氏著：《王夫之诗文集》，上册，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03024593
1703024594
在明末，长江以北江淮、山东的社事自成体系。崇祯十年，阎尔梅居微山，与弟阎调卿，友人蒋克昌、陈百史等，“立社会文”（注：张相文：《白耷山人年谱》卷上，见阎尔梅：《阎古古集》，民国张相文编本。）。在兴化，李范与兄弟及其他友人亦结为诗文社，远近号称“淮南十三子”（注：张自烈：《芑山文集》卷22《明文学李澹愚暨配贺孺人墓志铭》，《豫章丛书》本。）。当时淮上最著名的文社当数“望社”，由张蕲创立，“名几与吴中埒”。据近人李远庚的考述，望社的特点与复社不同，它不过是“里中人士，风雨晨夕，饮酒赋诗，各抒其抑郁不平之气，以追古之作者，非有裁量人物，讽刺得失，故不致如娄东之贻祸”（注：李元庚：《望社姓氏考》附李钟骏语，载《国粹学报》，第71期。）。崇祯十四年，周亮工出任山东莱州府潍县知县，在政事之暇，奖崇文士，立“潍社”，参加者有单若鲁、法若真、宋可发等人。（注：周在浚：《行述》，见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下册，9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