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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见，扬州小玲珑山馆、筿园、休园是清代文人士大夫雅集的主要场所。每次雅集，颇多风雅之事，诸如赋诗、听曲之类，而又极豪奢，“每会酒肴俱极珍美”、“诗牌皆以象牙为之”，即可证。至于所赋之诗，从数十字或百余字中凑集成诗，则直如玩文字游戏一般，无多少艺术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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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扬州诗会尚有很多。如汪坤工诗，好交游，“尝于扬州集诗人之会”，并刻有《唫香馆合稿》。这次诗会的参加者，计有李天澂、汪俊、汤振家、萧炳、吴仁煜、季澍、张镠、秦昱、李桐、许善、胡保泰、叶建侯、查善等14人。（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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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有西湖山水之胜，是文人士大夫消闲的极好去处。在明清两代，西湖边上别墅、山馆林立，山人、骚客云集，游冶之风甚炽。杭州社事在明代一直很盛。明季有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参加者为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又有“北门四子”，即陆荩思、王仲昭、陆升黌、王凡麓；还有“鹫山盟十六子”，分别为徐元文、毛驰黄诸人。至清中期，则又有“南屏吟社”的崛起，主持其事者为杭世骏、厉鹗诸人。又有“湖南吟社”，与会者多达20余人，杭州的诗会至此达到极盛。其后嘉庆、道光年间，有“潜园吟社”，参加者有屠琴隖、应叔雅、马秋药、陈树棠、张仲雅诸人；而吴子律则创“汪氏东轩吟社”，“小米舍人继之，前后百集”，并刊社诗为《清尊集》，可见其盛。此外，戴简恪寓居杭州天后宫时，创“秋鸿馆诗社”，亦较有名。这些诗社均作有社图，以示纪念。如东轩吟社有《东轩吟社图》，潜园吟社有《潜园图》，即为其例。（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3《杭州诸诗社》，见《求恕斋丛书》，民国间吴兴刘承幹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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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江南的“文会”亦有零星记载。如金山县干巷镇，乾隆四十六年（1781）春，在小普陀寺右侧建文昌阁。两年之后，阁才建成。阁建成之后，士人就在文昌阁举行文会。（注：曹源因：《小普陀文昌阁文会记》，见朱栋：《干巷志》卷6《艺文》3，收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100页。）又如青浦县朱家角镇之寿宁庵，其殿右兼祀文昌神。文昌祠中有梯云室，为“文会之所”（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6《寺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75页。）。常熟县之恬庄，亦有文会，由孝子杨岱设立，当地文风蔚起，杨氏创导之力居多。嘉庆元年（1796）议定，文会费用永远由杨氏读书田中支取。（注：杨希澯编述：《恬庄小识·杂记》，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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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南诗社”与“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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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以后，清政府内外交困，王纲解纽，朝廷对结社的禁律也就形同虚设，致使诗文社如雨后春笋，再度兴盛。清季的诗文社大多带有政治色彩，并与明季社事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这些社盟中，当以“宣南诗社”与“南社”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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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追溯清末的诗文社，还应从杭州的社盟说起。前面已经提到了“东轩吟社”。此社由吴子律创设，始于道光四年（1824），迄于道光十三年，前后长达10年，出诗百集，入社者达70余人。（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7《东轩吟社》。）咸丰、同治以后，杭州的诗社雅集无闻。至光绪四年（1878），吴筠轩与里中诸老结“铁华吟社”，迄于光绪十一年。社集一般以西湖居多。此社有一特点，即在永赖祠旁遗安室，挂出了“铁华吟社”的牌榜，“以诏来滋”（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3《铁华吟社》。）。诗文社公开挂牌，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说明清末风气已开，文人集团趋于自觉，文人更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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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杭州外，清末浙江其他地方的诗文社亦较盛。如归安有“解社”，主持社事者为杨岘、李节贻、钱叔盖，起初参加者仅六七人，后增加至43人。解社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燕、楚、闽、蜀不一，并采用“为文鸠之”的方法，这也是自元代月泉吟社以来诗文社的普遍特征。在吴兴，有“苕社”，由凌霞创设，参加者有7人。后社中人“或佐筹幕府，或建牙方面”，而凌霞仍“布衣草食，萧然物外”（注：王韬：《瀛壖杂志》卷4，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道光年间，嘉兴贡生岳鸿庆与其友人数辈结“鸳湖诗社”，每岁四集，分题后限期收卷，乞名流评定甲乙，前五名皆有酬赠。事历三载，编成十集，择其尤者付梓，名为《鸳水联吟》。（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6《鸳水联吟》，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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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北京、福建、江苏等地，亦不乏诗社的记载。从史料记载可知，同治年间，北京名流曾结“绚秋庵诗社”，当时主持其事者，为宗室盛伯义，中同治九年（1870）乡试解元，“年少气盛，尤跳荡”（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文学类·集五行五方名联》，第8册，40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至光绪年间，京城名流极盛，尤以张之洞为魁首。张之洞开府江汉，朝野人士，即已云集相从。等到他再入朝廷枢府，在退食之余，无日不有宴会。当宴会之时，又往往分韵题诗，即使时间短促，亦必钩心斗角，作诗钟一二。上好下甚，所以当日什刹海之会贤堂，宣武门之畿辅先哲祠与松筠庵，均为名流畅叙幽情之所。而“寒山社”之诗会，亦随即兴起。其参与之人，则以南书房、翰林院、都察院三个衙门为中心，“余皆依附光末，欲标榜以成名者也”（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文学类·张文襄退食寻诗》，第8册，3955页。）。又浙江桐乡人蔡銮扬任福建延平府知府时，风雅好诗。公事之暇，在署中大观楼聚集同仁及其儿子鸿恩、鸿宪结成诗社，“更唱迭和，佳什甚多”（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6《蔡浣霞先生》，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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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常州有“鲸华社诗钟”，先后参与者有44人。此社创立者为江阴人金武祥、武进人刘树屏，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讫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共40集。“其期会之疏数，宾朋之众寡，无定形，亦无常主。或一月再三集，或间三四月一集。前集之人，与后集不必相谋。盖同社之中，宦游四方者什六七，其它或迫于生事，仆仆奔走，或过客，暂焉至止，一集辄去，乍归复出，倏来倏往，其优游闾巷无官私之牵率者，无数人焉”。自光绪二十九年以后不再举行。（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文学类·常州有鲸华社诗钟》，第8册，4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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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诗社亦见诸史籍记载。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汤贞愍公在南京卢龙山旁师崛开诗社，参加者有杨长、侯青甫等人。每当春秋佳日，“集同人觞咏其间”，“或词或诗”（注：杨长年：《妙香斋集》卷1《武进汤贞愍公诗集序》，见《金陵丛书》，民国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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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社事在明末清初就很盛，当时以黎遂球、屈大均主其事。至清末，社事复盛。如道光三年至四年间，广东就有“西园”、“南园”两个诗社，创之者为钟凤百。据史料记载，西园第一集题为“红梅驿探梅”，徐铁孙擅场；第二集题为“水仙花”，徐梦秋擅场；第三集题为“玉山楼春望”，冯子良擅场。南园第一集题为“羊城灯市”，叶星曹擅场；第二集题为“菩提纱”，徐铁孙擅场。（注：伍崇曜：《月泉吟社跋》，见《月泉吟社》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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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戊戌变法以前，尚无带有政党性质的结社，只有文人雅士的诗文社。据载，在光绪元年、二年之交，湘中的风气仍闭塞不通，其中有些士子稍习古文诗词，以酒食相征逐，就号称“名士”。当时有12人结为一社，湖南人称之为“十二神”，而沈荩、舒润祥也参与此社。此外，尚有一个“湘社”，参加者有吴式钊等人。（注：黄中黄：《沈荩》，见《辛亥革命》（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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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士人大多好交游，历游天下，结识同道。游历之处，随时与同人结成诗文社。如胡凤丹宦游四方，“所交者多魁杰长者、骚人韵士，相与结社联吟，更唱迭和，日无停晷”。如他在安徽、湖北时，就将同人诗取名《同声集》，刊刻行世。（注：胡凤丹：《月泉吟社序》，见《月泉吟社》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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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末的文会亦有一些记载。据包履吉记载，当时浙江宁波的文会之风较盛，通常二三同志，为了科举帖括之学，结成“文社”，十日一次聚会，共同“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以求“切劘之益”（注：包履吉：《补园稿》卷上《袁节母王太孺人七十寿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5册，9110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又如广东琼州府城西有苏轼、丘濬、海瑞祠，鼎峙为三，外缭以垣，年久失修。戴肇辰莅任琼州知府后，出于培人心、厚风俗的考虑，对三座祠庙加以修葺更新。为此，琼州府的绅士在三公祠创设“景贤文社”，知府戴肇辰倡捐花银100元，并由绅士等妥为劝捐，共得大钱7000串有余，作为宾兴之费，名为“景贤宾兴”，并详细议定章程。（注：戴肇辰：《从公三录·琼山景贤宾兴记》，载《官箴书集成》，第8册，31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又如嘉定县之钱门塘乡，光绪中叶，一些希望在科举仕途上有所进取的士人，一起集中在市西文昌阁，结成文社，每集三年至四十人，“外乡志士，多参与焉”。文社聘请当地诸名宿评定社中文章，“一时州县试列前茅以及院试获隽者，社中人常踵相接也”（注：童世高编纂：《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琐闻》，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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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清末中外交通的日趋繁荣，传统中国的文社开始陆续出现于南洋华人集居之处。光绪十七年（1891），“图南社”在新加坡的出现堪称典型一例。据黄遵宪《图南社序》一文所载，当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左子兴，究心文事，创立社课，名为图南社。社中文辞多斐然可观，且“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2编《文录·图南社序》，上册，274~2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传统中国文社向海外拓展，不能不说是中国文社史上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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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文社已不同于传统的诗文社，而是成为士子会文的场所。如前所述，文会设馆，明代弘治年间即已出现，而至清末则更趋规范化、制度化。如在江阴县，固定的文社有“三公祠文社”、“翰墨林文社”、“周庄镇文社”、“华墅镇龙砂文社”、“马嘶镇兰馨文社”、“长泾镇文社”、“顾山镇锦带文社”、“杨舍镇文社”、“大桥镇文社”、“三官镇文社”、“延陵文社”等11所。此类文社，一般有固定的会文场所。社内设有田产，或由典当铺捐钱作为每年会文的经费，并附设义塾与藏书室。根据社章，每月童生在文社内会课八股试帖两艺，由社内供应一饭一点，并给烛。院试前，增一艺，并添设生员课卷。童生、生员文卷，聘有专人评阅。（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6《学校·文社》，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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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诗文社中最领风骚者当数“宣南诗社”与“南社”。下面依次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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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宣南诗会的渊源来说，实可追溯到嘉庆初年法时帆、王葑亭等人的雅集。至嘉庆九年（1804），顾南雅、夏森图、朱兰友等人创立了诗会，称“宣南吟社”。此社起初只是消寒，后来则变为每月举行一次，“会以九人为率，月推一人主之”。若同社中有出使放外，或退休乞养者，中间缺席，则另请一位入会，补足九人之数。延续至嘉庆十四年，此会一直举行，尚无停止。当时泾县人胡承珙曾作《宣南吟社序》，记社事颇详。参考诸家记载，可知先后参加这个文人团体的著名人物有胡承珙、钱仪吉、陈用光、朱珔、梁章钜、黄安涛、林则徐等人。到道光元年（1821），潘曾沂到了北京，以内阁中书的身份参与这个吟社，当时与会者分别有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谢芗亭、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加上潘曾沂，共计9人。据《宣南诗会图》尾题，道光四年，画家王学浩为潘曾沂画了这幅《宣南诗会图》。可见，至道光初年，宣南诗会仍有活动。（注：谢国桢：《记宣南诗会图卷》，见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201~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按：关于林则徐与宣南诗会之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杨国桢：《宣南诗社与林则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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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是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文学团体。由于其创始者和社内主要人物均为同盟会会员或带有反满革命倾向的志士，所以，南社与清末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关于南社的创设时间以及最初的参加者，柳亚子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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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南社之名目，开始于一九〇七年冬天，是没有疑义的了。南社的人物，除掉后来作为发起人的陈巢南、高天梅和我，次第加入社集的黄晦闻、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以外，还有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四人。笃生和秋枚后来始终没有加入社籍。（注：柳亚子：《我与南社的关系》，见氏著：《南社纪略》，上海，开华书店，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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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笃生，名守仁，为革命志士；邓秋枚，名实，曾发起国学保存会。杨、邓两人没有入社籍，其原因柳氏未曾解释。至于刘申叔（师培）、何志剑（震），在当时以“革命夫妻”闻名，其未入社籍的原因，据柳氏言，可能是“他俩后来摇身一变，做了满清两江总督端方的间谍，南社社友陈陶遗、张同伯两人的被捕，都是他俩告密的”。尽管杨、邓、刘、何四人未入南社社籍，但均曾参与南社的创设，这一点似亦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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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的发起人为陈巢南（去病）、高天梅（旭）、柳亚子三位。尽管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阳历11月13日（清宣统元年十月一日），但南社的渊源似乎还应追溯到陈去病早年的社事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陈去病在江苏吴江县同里镇创组“雪耻学会”，响应康、梁的维新运动。光绪三十三年，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先后殉难，陈去病拟在上海替秋瑾开追悼会，虽没有成功，却因此而开设了“神交社”，“隐然是南社的楔子”。光绪三十四年，陈去病应绍兴府中学校之聘，在杭州认识了徐忏慧女士，于是成立了“秋社”。可见，诸如雪耻学会、神交社、秋社，都已开了南社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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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存在的时间较长，起于光绪三十五年，终于民国十一年（1922），前后长达13年之久，共有18次雅集。南社聚会一般为每年两次，集中在春秋两季。南社雅集参加者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为56人，最少者仅16人，比起明末复社的大会动辄几千人，规模小了不少。至于南社活动的范围，亦仅限于苏州、杭州、上海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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