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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宣南诗会的渊源来说，实可追溯到嘉庆初年法时帆、王葑亭等人的雅集。至嘉庆九年（1804），顾南雅、夏森图、朱兰友等人创立了诗会，称“宣南吟社”。此社起初只是消寒，后来则变为每月举行一次，“会以九人为率，月推一人主之”。若同社中有出使放外，或退休乞养者，中间缺席，则另请一位入会，补足九人之数。延续至嘉庆十四年，此会一直举行，尚无停止。当时泾县人胡承珙曾作《宣南吟社序》，记社事颇详。参考诸家记载，可知先后参加这个文人团体的著名人物有胡承珙、钱仪吉、陈用光、朱珔、梁章钜、黄安涛、林则徐等人。到道光元年（1821），潘曾沂到了北京，以内阁中书的身份参与这个吟社，当时与会者分别有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谢芗亭、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加上潘曾沂，共计9人。据《宣南诗会图》尾题，道光四年，画家王学浩为潘曾沂画了这幅《宣南诗会图》。可见，至道光初年，宣南诗会仍有活动。（注：谢国桢：《记宣南诗会图卷》，见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201~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按：关于林则徐与宣南诗会之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杨国桢：《宣南诗社与林则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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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是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文学团体。由于其创始者和社内主要人物均为同盟会会员或带有反满革命倾向的志士，所以，南社与清末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关于南社的创设时间以及最初的参加者，柳亚子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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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南社之名目，开始于一九〇七年冬天，是没有疑义的了。南社的人物，除掉后来作为发起人的陈巢南、高天梅和我，次第加入社集的黄晦闻、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以外，还有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四人。笃生和秋枚后来始终没有加入社籍。（注：柳亚子：《我与南社的关系》，见氏著：《南社纪略》，上海，开华书店，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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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笃生，名守仁，为革命志士；邓秋枚，名实，曾发起国学保存会。杨、邓两人没有入社籍，其原因柳氏未曾解释。至于刘申叔（师培）、何志剑（震），在当时以“革命夫妻”闻名，其未入社籍的原因，据柳氏言，可能是“他俩后来摇身一变，做了满清两江总督端方的间谍，南社社友陈陶遗、张同伯两人的被捕，都是他俩告密的”。尽管杨、邓、刘、何四人未入南社社籍，但均曾参与南社的创设，这一点似亦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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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的发起人为陈巢南（去病）、高天梅（旭）、柳亚子三位。尽管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阳历11月13日（清宣统元年十月一日），但南社的渊源似乎还应追溯到陈去病早年的社事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陈去病在江苏吴江县同里镇创组“雪耻学会”，响应康、梁的维新运动。光绪三十三年，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先后殉难，陈去病拟在上海替秋瑾开追悼会，虽没有成功，却因此而开设了“神交社”，“隐然是南社的楔子”。光绪三十四年，陈去病应绍兴府中学校之聘，在杭州认识了徐忏慧女士，于是成立了“秋社”。可见，诸如雪耻学会、神交社、秋社，都已开了南社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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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存在的时间较长，起于光绪三十五年，终于民国十一年（1922），前后长达13年之久，共有18次雅集。南社聚会一般为每年两次，集中在春秋两季。南社雅集参加者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为56人，最少者仅16人，比起明末复社的大会动辄几千人，规模小了不少。至于南社活动的范围，亦仅限于苏州、杭州、上海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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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亦定有自己的条例。此条例定于第三次雅集，即《南社第三次修改条例》，共计13条，其中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其一，社员入社的条件，入社的社金，入社的基本程式；其二，社稿的征集、刊刻、分赠甚至发卖；其三，社内职员人数及推选规则；其四，社员的定期雅集；其五，雅集费用筹备规则；其六，条例修改的时间及规则。（注：上面关于南社的阐述，均可参见《南社纪略》。）有会社就必有社约、会规，这当然是一条通则。诗文社的社约约始于嘉靖年间的西湖八社，共计4条，流于粗疏。复社虽声势浩大，但除盟词以外，却无社约。而南社的条例计13条，并且规约较细，有些已基本具备近代新式文学团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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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消闲与功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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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诗文社，大致说来，是文人士大夫带有消闲性质的文学团体，当然也不排除诗文社的急进功利性质。自古以来，士大夫一旦官场失意，闲居野处，必会耐不住寂寞，自然有同道同志之士相与往还，借此自乐。如陶渊明《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云：“邻曲时来往，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可见，陶氏之邻，绝非庸碌之辈。杜甫在锦里，也与南邻朱山人往还，其诗云：“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粟不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径，野水细通池。归客村非远，残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显然，所谓朱山人者，当然亦非常流。又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误落苍耳中》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又云：“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岁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想必也是可人之流。综上可知，所谓“素心人”、“朱山人”、“范野人”之辈，均属风流之士。士大夫一旦闲居，与这些风流之士交游，或饮酒，或赏花，或郊游，或谑浪交谈，或共赏奇文，活脱一幅士大夫闲居行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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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即使目不识字之人，亦喜邀人结成诗社。这固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好名习气，而且通常会遭到一些人的讽刺（注：如史载，明代南京有一人，目不识丁，却喜邀人结成诗社，“且饮食甚菲，而又愆期”。为此，好事者嘲之云：“纽穿肠肚诗难就，叫破喉咙酒不来。”一语道破实情。参见周晖：《金陵琐事》卷4《诗社》，156页，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但平心而论，即使如此，与“斗鸡呼卢”之场相比，诗社终究尚属雅事，不必过分苛责。此外，正如清人恽敬所言，君子失意之后，“浮沉于诗盟酒社之中”，这也是必然的趋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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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遇失意，为人必有所进；小人遇失意，为人必有所退。吾所见人才，得天下大半。如吾弟（指余铁香——引者）天资杰出，可以上追古人，所不可料者。讲习无专门之师，结契无高世之士，以放荡为笔墨上流，以诡伪为酬酢公法，浮沉于诗盟酒社之中，灭没于高科上爵之内而已。（注：恽敬：《大云山房言事·与余铁香》，清嘉庆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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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闲居，交友问道，固属事之当然。但这种诗盟酒社的合理性问题，在传统士大夫的心目中，也是仁智互见的，有时甚至意见极为相左。一种是对文人雅士集会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这倒与朝廷的禁令相契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持这类意见者固然具有超然政争、门户的洒脱，但又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卫道的印记。如明末学者吴麟征在家诫中记下这样的经验之谈：“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注：吴麟征：《家诫要言》，《学海类编》本。）清末的王先谦，对士人的合群更是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其卫道的意味就更浓厚。他说：“天下之大患，曰群。”又说：“是故群者，学之蠹也。”（注：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1《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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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者容易，付诸实践则难。生活在传统政治极其黑暗的时代以及传统文化氛围中的儒家知识分子，如果想远离党群，与结社无缘，而又活得十分潇洒，这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在传统社会中，仍然是替结社结会鸣不平与鼓吹者居多，于是有了第二类的态度，亦即替士人结社加以辩解。如倪元璐对士子结社就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士子结社的原因，在于朝有小人，文社也是“团结保练”。他进而认为，“天下之文章议论，皆非一人可持。朝数人谋其忠孝，不可曰党；社数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乱。小人无朋，下士岂有社乎？”（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5《治社八子集序》。）这确实道出了传统政治的实情，即朝内小人有朋，君子岂可无党？复社成员侯峒曾对“社”的阐述，更是说明了结社的重要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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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者，恶其不文耳。苟其出于文也，则皆可入圣贤之道。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先文后行，在末世必有务华绝根之忧，而圣贤皆以此为教者，则所谓善诱人者也。今之生徒信能闭户读书，覃思著述，其人必束修自好，而败群不简者，其业必荒。则使人人出于文之一途，而后皆可以言行矣。（注：侯玄瀞编次：《侯忠节公年谱》中，见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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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结社的起因，其本意在于发展文学。有了文学，才能言砥行。这就是侯峒曾的观点。复社成员龚鼎孳也看重社事声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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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朋党者，世之所大诟也。而吾夫子则首言之曰：朋自远来。曰：吾党狂简。岂不亦深切著明欤？孔孟既远，微言将绝，韩愈氏起而振之，其时李翱、张籍、侯喜之徒，盖彬彬焉。迨于朱程聚徒讲学，至扞当世之禁，而诸君子未之有悔也。盖古之为此者以自治其身心，后之为此者以兼治其声气，声气之流弊或不可知，而身心则吾之所宜有事也，顾可忽而不讲欤？且夫声应气求，古之人有精言之矣。是故欲化异同，莫如各治其心；欲治其身心，莫如各治其实学。（注：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2《上谷九子起社稿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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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绎龚氏之言，他在肯定社事声气的同时，也强调了治身心、治实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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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社持第三种看法者显得比较平和，他们虽也主张名教，排斥异端，但对士大夫的闲居结社却能洞察其不得已之情。如元人裴子法跋《白莲社图》，排斥陶渊明，攻击异端。耶律楚材对此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陶渊明生活在“丁天地之交，万物不通，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时代，渊明见机而作，“挂印绶而归，结社同志，安林泉之乐，较之躁进苟容于小人之侧者，何啻九牛毛耶？”他进而主张：“余常谓否则卷而怀之，以简易之道治心；达则扩而充之，以仁义之道治四海，实古今之通谊也。”（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和裴子法韵》，《四部丛刊》本。）这当然仍不出儒家传统的观点，但至少已对文人雅士的结社隐居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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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诗文社变迁发展的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诗文社，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集合群体：一是文宴、雅集、禊饮等，虽无会社之名，却是文人雅士最常见的社交形式，具有会社之实。二是各类诗社、诗会，虽以消闲、雅趣为宗旨，却是身在山林，心系朝廷。所以，与其说文人雅士的诗酒盟会是退而隐居，毋宁说是以退为进，一等时机成熟，还是要出仕做官的。三是各类文会、文社，或由士子揣摩八股风气、自由组合而成，或由地方学官以整顿学政为由，招集生徒而成。文社、文会的功利性较为浓厚，但又适当地保留了诗酒盟会所固有的文人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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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社的发展，处处体现出文人雅士为抗拒朝政的腐败，见机而作、急流勇退，其间固多逍遥林泉、吟风弄月、交游同道的雅事，但也有为争取会社合法性的不懈努力，从中透视出会社创设、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尽管如此，透过诗文社变迁发展的事实表象，仍能从中找出其渊源、盛衰的基本规律，而且其盛衰往往与时代精神风貌、文化氛围桴鼓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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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社虽起源于汉代梁园雅集，但以社命名者仍当推晋时的“白莲社”。晋代是诗文社的初盛时期，这与当时的士风尚玄，推崇雅谈、隐居的时代风气有关。诗文社大盛于明末，这与当时王纲解纽、思想文化趋于活跃，以及风气大开、西洋学术传入中国休戚相关。至清末，由于清政府法律禁令的形同虚设，士大夫摆脱了乾嘉学派那种烦琐考据的生活，又一次追求文人雅士所固有的活泼生活，导致诗文社再次活跃，并且与各种政治结社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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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社是文人的雅集，以崇尚消闲、排斥功利为其特点，但同样不能远离政治，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元代的月泉吟社虽属于一种文人团体，但从其参加者均为宋代遗老来看，当然亦不乏思念故国的政治内涵。复社虽在盟词中要求其社员“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每次聚会，正当酒酣耳热之余，社内成员也时常裁量人物，抨击朝政。正如万斯同所言，复社大盛以后，“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送沈公厚南还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4册，8437页。）。清初的惊隐诗社，参加者均为“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即大多为“乡之遗老”，故所写之诗，亦大多“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注：杨凤苞：《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后》。），堪称有月泉吟社之遗风。清末南社，其参加者有很多为同盟会会员。当民国十二年（1923），在《新南社发起宣言》中，曾对辛亥革命以前南社的宗旨作如下归纳：“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南社在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可见，南社虽为文学研究团体，却仍带有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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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诗文社的成员，当然都是志同道合者。由于固有的文人相轻习气的腐蚀，社内成员往往意气用事，闹矛盾，不团结，有时甚至使团体分崩离析。当魏晋之际，社会动乱，风云变幻，面对一连串的倾轧和残杀，阮籍等七人避地竹林，反对司马氏集团。但是，在司马氏集团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竹林七贤终因各自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利害关系发生分化，从而走上分裂的道路。嵇康对司马氏集团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傲然不屈，最终被杀；阮籍、阮咸、刘伶矛盾彷徨；山涛、向秀、王戎背道而驰，入朝仕晋，皆成达官显宦。于是，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终于分崩离析，不欢而散。在复社中，陈子龙由于与艾南英论文不合，起而争斗，三吴、江右遂成水火；周之夔原为复社成员，因与社内成员不合，反目成仇，引起衅端。在南社中，三位创始人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因习性不同，遂有意见不合之处，终于在上海张园第三次南社雅集时，柳亚子独自对南社内部干部进行调整。对此，柳亚子自己也承认：“我以为，讲南社的历史，倒有一部分是‘内讧’的历史。所谓‘内讧’，也并不一定和思想的斗争有关”，不过“只是些个人意见的争持罢了”（注：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见《南社纪略》。）。如此等等，均可说明内讧、争衅以及其他痼疾，是导致诗文社衰败乃至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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