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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遇失意，为人必有所进；小人遇失意，为人必有所退。吾所见人才，得天下大半。如吾弟（指余铁香——引者）天资杰出，可以上追古人，所不可料者。讲习无专门之师，结契无高世之士，以放荡为笔墨上流，以诡伪为酬酢公法，浮沉于诗盟酒社之中，灭没于高科上爵之内而已。（注：恽敬：《大云山房言事·与余铁香》，清嘉庆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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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闲居，交友问道，固属事之当然。但这种诗盟酒社的合理性问题，在传统士大夫的心目中，也是仁智互见的，有时甚至意见极为相左。一种是对文人雅士集会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这倒与朝廷的禁令相契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持这类意见者固然具有超然政争、门户的洒脱，但又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卫道的印记。如明末学者吴麟征在家诫中记下这样的经验之谈：“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注：吴麟征：《家诫要言》，《学海类编》本。）清末的王先谦，对士人的合群更是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其卫道的意味就更浓厚。他说：“天下之大患，曰群。”又说：“是故群者，学之蠹也。”（注：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1《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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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者容易，付诸实践则难。生活在传统政治极其黑暗的时代以及传统文化氛围中的儒家知识分子，如果想远离党群，与结社无缘，而又活得十分潇洒，这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在传统社会中，仍然是替结社结会鸣不平与鼓吹者居多，于是有了第二类的态度，亦即替士人结社加以辩解。如倪元璐对士子结社就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士子结社的原因，在于朝有小人，文社也是“团结保练”。他进而认为，“天下之文章议论，皆非一人可持。朝数人谋其忠孝，不可曰党；社数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乱。小人无朋，下士岂有社乎？”（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5《治社八子集序》。）这确实道出了传统政治的实情，即朝内小人有朋，君子岂可无党？复社成员侯峒曾对“社”的阐述，更是说明了结社的重要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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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者，恶其不文耳。苟其出于文也，则皆可入圣贤之道。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先文后行，在末世必有务华绝根之忧，而圣贤皆以此为教者，则所谓善诱人者也。今之生徒信能闭户读书，覃思著述，其人必束修自好，而败群不简者，其业必荒。则使人人出于文之一途，而后皆可以言行矣。（注：侯玄瀞编次：《侯忠节公年谱》中，见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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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结社的起因，其本意在于发展文学。有了文学，才能言砥行。这就是侯峒曾的观点。复社成员龚鼎孳也看重社事声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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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朋党者，世之所大诟也。而吾夫子则首言之曰：朋自远来。曰：吾党狂简。岂不亦深切著明欤？孔孟既远，微言将绝，韩愈氏起而振之，其时李翱、张籍、侯喜之徒，盖彬彬焉。迨于朱程聚徒讲学，至扞当世之禁，而诸君子未之有悔也。盖古之为此者以自治其身心，后之为此者以兼治其声气，声气之流弊或不可知，而身心则吾之所宜有事也，顾可忽而不讲欤？且夫声应气求，古之人有精言之矣。是故欲化异同，莫如各治其心；欲治其身心，莫如各治其实学。（注：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2《上谷九子起社稿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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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绎龚氏之言，他在肯定社事声气的同时，也强调了治身心、治实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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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社持第三种看法者显得比较平和，他们虽也主张名教，排斥异端，但对士大夫的闲居结社却能洞察其不得已之情。如元人裴子法跋《白莲社图》，排斥陶渊明，攻击异端。耶律楚材对此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陶渊明生活在“丁天地之交，万物不通，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时代，渊明见机而作，“挂印绶而归，结社同志，安林泉之乐，较之躁进苟容于小人之侧者，何啻九牛毛耶？”他进而主张：“余常谓否则卷而怀之，以简易之道治心；达则扩而充之，以仁义之道治四海，实古今之通谊也。”（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和裴子法韵》，《四部丛刊》本。）这当然仍不出儒家传统的观点，但至少已对文人雅士的结社隐居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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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诗文社变迁发展的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诗文社，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集合群体：一是文宴、雅集、禊饮等，虽无会社之名，却是文人雅士最常见的社交形式，具有会社之实。二是各类诗社、诗会，虽以消闲、雅趣为宗旨，却是身在山林，心系朝廷。所以，与其说文人雅士的诗酒盟会是退而隐居，毋宁说是以退为进，一等时机成熟，还是要出仕做官的。三是各类文会、文社，或由士子揣摩八股风气、自由组合而成，或由地方学官以整顿学政为由，招集生徒而成。文社、文会的功利性较为浓厚，但又适当地保留了诗酒盟会所固有的文人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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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社的发展，处处体现出文人雅士为抗拒朝政的腐败，见机而作、急流勇退，其间固多逍遥林泉、吟风弄月、交游同道的雅事，但也有为争取会社合法性的不懈努力，从中透视出会社创设、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尽管如此，透过诗文社变迁发展的事实表象，仍能从中找出其渊源、盛衰的基本规律，而且其盛衰往往与时代精神风貌、文化氛围桴鼓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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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社虽起源于汉代梁园雅集，但以社命名者仍当推晋时的“白莲社”。晋代是诗文社的初盛时期，这与当时的士风尚玄，推崇雅谈、隐居的时代风气有关。诗文社大盛于明末，这与当时王纲解纽、思想文化趋于活跃，以及风气大开、西洋学术传入中国休戚相关。至清末，由于清政府法律禁令的形同虚设，士大夫摆脱了乾嘉学派那种烦琐考据的生活，又一次追求文人雅士所固有的活泼生活，导致诗文社再次活跃，并且与各种政治结社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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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社是文人的雅集，以崇尚消闲、排斥功利为其特点，但同样不能远离政治，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元代的月泉吟社虽属于一种文人团体，但从其参加者均为宋代遗老来看，当然亦不乏思念故国的政治内涵。复社虽在盟词中要求其社员“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每次聚会，正当酒酣耳热之余，社内成员也时常裁量人物，抨击朝政。正如万斯同所言，复社大盛以后，“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送沈公厚南还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4册，8437页。）。清初的惊隐诗社，参加者均为“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即大多为“乡之遗老”，故所写之诗，亦大多“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注：杨凤苞：《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后》。），堪称有月泉吟社之遗风。清末南社，其参加者有很多为同盟会会员。当民国十二年（1923），在《新南社发起宣言》中，曾对辛亥革命以前南社的宗旨作如下归纳：“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南社在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可见，南社虽为文学研究团体，却仍带有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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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诗文社的成员，当然都是志同道合者。由于固有的文人相轻习气的腐蚀，社内成员往往意气用事，闹矛盾，不团结，有时甚至使团体分崩离析。当魏晋之际，社会动乱，风云变幻，面对一连串的倾轧和残杀，阮籍等七人避地竹林，反对司马氏集团。但是，在司马氏集团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竹林七贤终因各自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利害关系发生分化，从而走上分裂的道路。嵇康对司马氏集团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傲然不屈，最终被杀；阮籍、阮咸、刘伶矛盾彷徨；山涛、向秀、王戎背道而驰，入朝仕晋，皆成达官显宦。于是，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终于分崩离析，不欢而散。在复社中，陈子龙由于与艾南英论文不合，起而争斗，三吴、江右遂成水火；周之夔原为复社成员，因与社内成员不合，反目成仇，引起衅端。在南社中，三位创始人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因习性不同，遂有意见不合之处，终于在上海张园第三次南社雅集时，柳亚子独自对南社内部干部进行调整。对此，柳亚子自己也承认：“我以为，讲南社的历史，倒有一部分是‘内讧’的历史。所谓‘内讧’，也并不一定和思想的斗争有关”，不过“只是些个人意见的争持罢了”（注：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见《南社纪略》。）。如此等等，均可说明内讧、争衅以及其他痼疾，是导致诗文社衰败乃至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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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节 学者的结合：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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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诗文社是纯粹的文学团体，那么，各色讲学会则应归属学术社团。讲学会的崛起，与书院、理学的兴起颇有关系，而讲学会的兴废，则与理学的兴衰乃至官方的学术政策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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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讲学会的源流而言，当起于宋、元两代；大盛于明代中叶；入清，讲会之风犹有遗存；自乾嘉汉学大盛，讲学会一度沉寂；清末，由于受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熏染，变法与革命的学说交替出现，遂致各种新式学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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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院与讲学会的初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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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学说中，尽管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传统，尽管儒学在孔子的时代亦属私家之学，但自汉以后，由于独尊儒术，儒学遂成官方的统治学说，学在官府的现象亦成了既定的惯例。书院的出现，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假若将其与理学（新儒学）的崛起放到一起来看，则无疑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新事物，因为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沉闷局面，进而开创了私家讲学的全新气象，使“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种优良的传统再一次在知识阶层中得以真正地实现，尽管由这种私家讲学而产生的新学派理学，仅仅是原始儒学的改头换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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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书院是一种高于蒙学程度，不列入国家学制的教育机构。（注：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中，曾就书院出现的原因作了探讨，并由此指出书院的功能，以及书院与学校之间的区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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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世，自有国学及府、州、县学。而此外又有书院者，盖学校多近于科举，不足以餍学者之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故必于学校之外，另辟一种讲学机关。其官立者，虽有按年积分之制，而私家所设，地方官员自以其意延师讲授者，初无此等拘束，故淡于荣利，志在讲求修己治人之法者，多乐趋于书院。此实当时学校与书院之大区别也。（注：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见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1609页，台北，鼎文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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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书院出现的原因，除了生员增多、学宫不能容纳，以及学宫败颓、不堪生员肄业之外，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设立书院并驱使生员在书院肄业，以免生员成为科举的奴隶，进而恢复修己治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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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院产生的时间，明代学者管志道在《志练川明德书院缘起》中说：“书院之兴非古也，自有宋南渡后巨儒倡道始也，而唯紫阳夫子之白鹿洞为最著。”（注：万历《嘉定县志》卷21《文编》，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又明人沈德符说：“书院之设，昉于宋之金山、徂徕及白鹿洞。”（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书院》，中册，6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揆诸史实，上述二说不尽然。其实，书院之名昉于唐。如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均建于朝省。当然，唐代的书院，不过为修书之地，而并非士子肄业之所。真正作为学者讲学、士子肄业场所的书院，创于唐末五代，至宋初遂有天下四书院之称。（注：按照传统的观点，“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而真正属于私学性质的书院，则为南唐之白鹿洞书院（参见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见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1535页；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页）。但根据最新的一些族谱资料，又可知私学性质的书院，源于唐大顺元年（890）江州义门陈氏所建东佳书堂。详见欧阳宗书：《中国家谱》，159~16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宋初海内著名的大书院有：石鼓、白鹿、应天、嵩阳、岳麓、茅山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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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制，书院最盛。入明，书院稍衰。这是因为，关于书院之制，明代无额设明制。同时，朝廷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均聚之于南北国子监，虽有书院，然其风不盛。当然，明初书院之制也是存在的。如洪武元年（1368），立洙泗、尼山两座书院，各设山长一人。成化二十年（1484），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弘治二年（1489），因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正德元年（1506），江西按察使邵宝奏修德化濂溪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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