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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式学会的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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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乾嘉以后，理学衰微，朴学大盛，讲学之风一度沉寂。至清末，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再加之西洋各种社会思潮相继传入中国，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就有了各种新式学会的崛起乃至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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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士子的会讲、会课以及旧式的讲学会仍然存在，只是在蓬勃发展的各种新式学会的掩盖下，已经演变为一股潜流，并不引人注目。人若孤独，则寡闻见诮；若欲丽泽，则讲友宜先。读书求师友的传统，正可谓一脉相传，至清末而未改。如康有为就设读书讲会，或三日一会，或五日一会，上下议论，其益无穷。会讲时禁淫朋诡说，以蓝田《吕氏乡约》为法，以行德义相劝，过失相规。光绪七年（1881），在绍兴有一个讲学会，称“志学会”，参加者有周亦辉、王积堂、周味莼、戚升淮、程伯棠五人。周亦辉、王积堂两人为此会的领袖，周为程朱派，王为陆王派。会内学派虽然不同，却从未闹过意见。会内成员用功的方法是看书，写札记；把札记互相传观，加以批评。札记的内容，大约与宋儒语录相类。他们讲学的目的，可归结为三大愿，即：愿天下无贫人；愿天下无病人；愿天下无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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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讲学会，对于改变因科举盛行而带来的鄙陋学风，具有一定的意义。时至清末，若将教育仍局限于这种讲明理学的讲学会，显然已不合时宜。在清末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眼里，教育并非只指设立新式学堂，诸如演说、书报、统计、改革风俗、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即以学校而言，也并非只是中、小学而已，其他如幼稚园、成年教育乃至农桑商工及政治法理哲学等等学科，更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所以，清末建立的新式“教育会”，比起讲学会来，其教育范围更为开阔，教育内容更为丰富。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仪荪、郑望梅、谭寿余、袁仲甫等人在杭州创立“方言学社”，延聘许研农为教习，又以谭建侯为总理，而刘、郑、袁、谭四人分任社长、理事之职。学社的教育内容，除保留经史辞章这些旧学之外，尚包括英国语言文字学、算术、格致之类。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教育以政治体制加以划分，则可分为专制体的学堂，共和体的学会，而方言学社则为立宪体，“以学会为体，举学堂之实，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职”（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北京，中华书局，1984。）。又如在四川南部县，宣统二年（1910），已分别成立了“医学改良会”与“蚕桑传习所”，并为医生或学员颁发行医凭单、毕业证书，无不体现了清末改良的新风气。（注：宣统二年，四川南部县医学改良会在给外科医生杨国德颁发的行医凭单中，明确指出：“医学改良，必先从甄别医士入手，一有不慎，贻误实多。”医生在得到凭单之后，既可以入会研究，又可以在本乡行医。又宣统二年南部县官立简式蚕桑传习所的毕业证书显示，其科目包括品行、学理、实习三个方面。其中学理又设有国文、气候、生理、养蚕法、算术等科，实习则包括饲育、制种、收茧、缫丝、接桑等科。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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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由于风气大开，各种新式学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这众多的学会中，最著名的当数“南学会”、“湘学会”。此外，尚有“公法学会”、“舆算学会”、“群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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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后，新学兴起。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为治，设立时务学堂，以培育人才，主持其事者为陈三立、梁启超、谭嗣同、黄忠浩、熊希龄、皮锡瑞等人。附设南学会，发行《湘报》，由樊锥、唐才常、杨毓麟、何来保、易鼐等左右其事。此外，石秉钧、石建勋在邵阳设立分校、分会。南学会之设，其目的为“一在保种，一在保教”（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南学会问答》，见《樊锥集》（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1984。）。同时，在长沙，毕永年还组织湘学会，“日与唐才常、谭嗣同、林圭辈讲论，以儆邦人”（注：王啸苏：《毕永年传》，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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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学会由毕永年创设，其创会的目的，毕永年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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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古今中外政法之蕃变，和战之机宜，条例约章之殽列，与中国所以不齿公法之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而一切归素王改制之律意，以求转圜于后日，补救于将来。（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公法学会》，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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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会专讲公法之学，举凡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的约章，均仔细讲会、切实考求。为此，会中集资购看《泰晤士报》、《国闻报》、《万国公报》、《湘报》，并着手搜罗总理衙门的档案、南北西洋的公牍、沿关各口的税则等掌故。此外，会友除讲求公法外，还致力于天算、舆地、兵法之学，以便学术切实有用，体用兼资。公法学会会友学习的方法，为各持日记一本，仿照史表体例，内列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格条目，凡是心有所得，就分类编记，互相交流。值得指出的是，与其他学会或新式学会不同，公法学会不设会董，也不设学长，只是学友会谈，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公法学会又与其他学会互为表里，不立门户，不挟意见，以免同室操戈。（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公法学会章程》，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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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湖南浏阳涌现出一个“群萌学会”。此会由黎少谷、唐绂丞、欧阳笠耕等人创设。会名“群萌”，其意“盖因群学可由此而萌也”，并拟日后合群既广，就直接改称“群学会”。此会以“辅仁益智”为主义，并兼敦“友睦任恤之风”。换言之，群萌学会通过会友的捐助，筹集资金，购买各类书籍，供会友阅览，以起到“辅仁益智”的作用。同时，又用捐资赈济贫困，以兴“友睦任恤之风”。所以，此会会员一律平等，概称“会友”。无论士农工商，均可入会。（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1《群萌学会叙》，北京：三联书店，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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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湖南，新式学会纷纷崛起。除了上述学会以外，长沙有“校经学会”，衡州有“任学会”，而在郴州则有“舆算学会”。舆算学会的宗旨为：“以植人材伸士气为要，凡入会诸君，宜略去虚文，要求实用，平居讲学，互相切磋，勿存门户之见，庶合同志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3附《湖南郴州舆算学会章程》。）换言之，就是通过人人共勉有用之学，以济时艰。而所谓的有用之学，则以舆地、算数最为时务阶梯，凡测天绘地、行军布阵、制器格物，均以此为本。所以，舆算学会的会员大多专门研习舆地、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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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会，大多局限于一省，而“强学会”虽初创于北京，其影响却遍及全国。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而“强”之义又分为二，即“力强”与“智强”。强学会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合群讲学，使人人“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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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仿照古代学校之规，以及各家专门之学，通过举办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四项实学，以广会员见闻，开一代新的学术风气。同时，强学会还立学堂以教育人才，创讲堂传承孔教，并派人游历天下，普查地舆、矿务、风俗。当然，强学会也仍然保留着诸多传统讲学会的特色，所以会内仍奉行蓝田《吕氏乡约》，即所谓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其讲求的学问，即所谓的圣门分科，仍以孔子经学为本。尽管如此，强学会确乎堪称开一代风气的新式学会，其讲学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除传统的中国史学、历代制度、各种考据、各种词章、各省政俗利弊之外，尚包括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万国律例、万国政教理法、古今万国语言文字，以及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物理、性理、生理、地质、医药、金石、动植、气力、治术、师范、测量、书画、文字，其学可谓古今合一，中外合一，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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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学会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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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的起源，与书院的崛起不无关系。一至清季，由于学校科举制度的变革，新式学堂的纷纷创设，出现了各种新式的学会。所以，强学会、南学会的出现，宣告了旧式讲学会寿终正寝，同时又开辟了讲学会这一类学术团体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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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讲学会一类的学术性结社，无论是在明代名噪一时的东林讲学会，还是清末领风气之先的强学会，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结社或结会的特点，所以无不具有一套组织结构，并以制定会约、章程等形式，确立团体的宗旨，规范会员的行为。从各种讲学会的会约或章程来看，事实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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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守型。这种讲学会，与其说是讲明学术，识人真心，毋宁说是摧残人格，压抑人性。即以续证人社为例，其所定约诫，大多是一些让人改过自新的记录，显然已经受到当时流行的善书如“功过格”一类的影响。假若真的按照其约诫去实践，人难免会动辄得咎。其所定约诫，诸如正志不立、居业无恒、气质用事、不肃身型等等，都是犯了过失，并进而规定了积过成恶的计算方法以及改过自新的行为准则：“凡事积十过为一恶。大过一事积十过，是一事成一恶矣，宜闭阁终日。小过一事积一过，积十事乃成一恶，闭阁三时。”（注：恽日初：《续证人社约诫》，见《檀几丛书》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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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庸型。这种讲学会固然一方面保留了理学静坐证学、纯洁心灵的传统做法，即所谓的“别治静室，焚香冥坐，外息尘缘，内澄神虑”，但同时又有比较自由的逸乐生活，亦即酒席吃喝，还外出游历，命题赋咏，或者雅歌投壶，以各适其意。明人王畿创设的绍兴“小蓬莱会”即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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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开放型。这类讲学会，主要为近代的新式学会。它们当然具有讲明传统孔孟之学的职责，似乎有点抱残守缺，但它们更加注意的则是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新学问，藉此以广人们见闻，并开一代风气。清末的强学会、南学会、舆算学会、公法学会，大抵堪称这类社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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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固然大多集中于有限的知识阶层中，但同时又将面向大众作为自己的远大目标，所以在教育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明人吕坤讲学自有一套通俗化的理论。凡是他教弟子或给初学者讲书，一般先将该讲之书理会一番，才开始讲解。讲解时，也只用俗浅语言，“如闾阎市井说话一般”。他曾说，若讲解《大学》、《中庸》一类的书籍，“须令仆童炊妇一听，手舞足蹈，方是真讲书”（注：吕坤：《四礼翼·冠前翼·养蒙礼》，见《清麓丛书》外编，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明代王氏后学泰州学派的王艮讲学，其听讲者范围极广，除士绅外，商人、陶匠、农夫、灶民亦复不少。这已是学界耳熟能详的事，无须在此赘述。万历二十四年（1596），理学大家冯从吾与同志在长安宝庆寺讲学，旬日一举，“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冯从吾考虑到所作会约一般民众难以理解，于是又作《谕俗》之语，云：“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同时，又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注：民国《长安县志》卷19《风俗志》，民国排印本。）从冯从吾所著《关中会约》来看，此会尚对民间的冠婚丧祭四礼及一般交际礼仪作了革新。（注：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冯少墟会约》，5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清末的强学会，同样致力于使一人独学变成群人共学，进而达到“合计百亿兆人共学”。显然，所强调的强智、益智，也并不局限于士绅内部的共学，而是要将它普及到民众百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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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讲学会，往往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换一个角度说，从不同名色的讲学会的递嬗中，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学术的变迁。明代王学大盛时，各种讲学会大多表现为王氏心学的色彩。随后，王学走向末流，解经者多窃佛经、道藏，附会孔孟，书旨怪僻浮诞，而当时王氏后学的讲学会也基本与这种学术动向相契合。为救王学之弊，东林学派兴起，调和朱陆，这就是东林讲学会的学术宗旨。到了明季，理学式微，经学复兴，士子知禀经尊注，故五经社、尊经社、经会等学术团体应运而生。明末，随着实学思潮的崛起，学术界经世致用之风随之勃盛，故又有经济会、读史社等社团与之遥相呼应。入清，程朱理学高踞庙堂，陆王心学犹存，与之对峙，因而清初的讲学会仍不乏理学色彩。乾嘉以后，汉学大盛，士子经生汲汲于经典考据，以致讲学会一度衰歇。嘉、道以后，经世学风弥漫学界，实学再兴，因此强学会、南学会、舆算学会多具富国强兵的实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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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学而干预朝政，这是士大夫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的必然。讲学导致诸生士子群萃州处，什伍成群，形成不同的群体。讲学家初时设会讲学，无非是为了改变人心不古、风俗不淳这种局面，以提倡良好的学风与士风。但时日一久，鱼龙混杂，参加者亦不乏贪慕富贵功名之辈。有些闻风争附者，心中实际上装着功名富贵的念头，所以“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羡卿贰之崇高”。他们一旦加入讲学会，就“相饰以智，相轧以势，相尚以艺能，相邀以声誉”，并且洋洋自喜，自认为“吾得为会中人物耳”（注：《明世宗实录》卷541，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贪婪之态，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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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讲学会并非远离政治，而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尤喜将“以学术持清议”作为自己的信念。（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2《孙公墓表》。）东林学派讲学，也是“有为讲学”、“有意立名”，暗寓政治色彩，所以难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注：钱谦益：《初学集》卷48《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缪公行状》，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246页。）。而清末的强学会，更兼具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注：梁启超：《谭浏阳传》，上海，文明书局，1923。）当晚明讲学会大盛、清议蜂起之余，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学校议政的具体构想，而清末的强学会，也是学会与议会合一。其间的传承关系，倒是颇值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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