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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朝的佛教造像运动中，普遍存在着民间互助的社邑组织。清人沈涛曾在山西长垣、阳曲见到两个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均与民间的宗教社邑有涉。其一是在长垣蘧子祠中所得的东魏兴和二年（540）造像，像面作一佛、二菩萨，背有铭文八行，每行十字，又一行二字，共计八十二字。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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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大魏兴和二年岁次庚申，佛弟子程荣以去天平二年遭大苦霜，五谷不熟，天下人民饿死者众。荣见此苦，即发洪愿，死者生天，生者饱满，奴婢者解脱。复愿龙王欢欣，雨泽以时，五谷丰熟，万民安乐，常行善。（注：沈涛：《交翠轩笔记》卷1，373~3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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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座上左侧又有题名三行，每行六字，文云：“施石主程昌犁、邑子程子高、同邑子程崇同造。”此造像之意义有二：一是造像文中所云“天平二年遭大苦霜，五谷不熟”，云云，在《魏书·孝静纪》之天平二年（535）条中，仅有春天旱灾之记载，而无秋天霜灾的记录，实可补史书之漏略。二是造像文中“施石主”、“邑子”、“同邑子”诸称，足证造像社邑的存在。其二是在阳曲所得的北齐武平四年（573）造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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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齐武平四年，岁在癸巳五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邑主尼法元等敬造思惟一伛，上为皇帝陛下，复为七世师僧、父母，下为一切众生俱时成佛。都维那辅仲邕，维那苏世望，中正梁贰洛、竫显、法想，邑人刘清零、段伯儒、石仲邕、苏景珍、周丑奴、薛多宝、贺若、方伯、邱奚倪、梁念学、元子、让奚、颜渊叱、干业洛、杨德正、白善德、李子明、形子才、辅阿晕。（注：沈涛：《交翠轩笔记》卷1，375~376页。按：造像文原本无句读，在此强加句读，尤其是人名之认定区隔，或有疑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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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造像之文，亦可从以下三点论之：一是造像文中之“都维那”、“维那”、“中正”诸称，根据典籍记载，略可阐释。据《魏书·释老志》可知，北朝管理佛教职掌者，在内台省者为都维那，在外州、镇者，则为维那。又根据《翻译名义集》，维那一称，属于梵语，可以译为“知事”，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僧纲司。又据《隋书·职官志》，北齐的官制，凡是州、郡、县均设中正，其秩在丞之下，功曹之上。二是从北朝碑像来看，都维那、维那之职，并不尽以僧人担任。三是此造像社邑，组织相当复杂，其“邑主”显然是尼僧法元，而参加者除了僧人之外，尚有僧官以及一般的“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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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刻经一类的宗教团体，史籍多所记载。如唐人王弼与其夫人武氏，均皈依佛门，归服真空，“起普贤台一级，写《法华经》千部，广化人吏，大启津途。即普贤台，立法华社，每年二月，重会一时”（注：李邕：《秦望山法华寺碑》，见《全唐文》卷262，第3册，2665页。）。显见，法华社就是一个专写佛经的宗教结社，当然其内容尚包括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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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山石经题记中，保留了很多唐代以刻造石经为内容的“石经社”的资料。为了更好地说明唐代此类宗教结社的实际情况，不妨详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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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五年）燕州角诸社人等社官张二朗合邑人等造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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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七年）绢行邑社官游金应合邑人造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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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邑平正阳元峤、录事邹法善合邑廿人等每载造石经一条，同心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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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阳郡白米行石经社官吴庭芝、录事胡乾运合邑等上经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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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一年）范阳郡无量寿邑人等每载上经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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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主僧智瑰、社官张希□□□和神智等供造经一条。（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8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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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至金，造经之社在房山石经题记中亦有记载，试举几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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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三年）幽州石经邑社官卢庭□、录事李开国等卅七人敬造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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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元年）果子行社一十七人等造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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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九年）经主邑主僧广演、居法缘、刘惠岸合邑五十人等同造经一条。（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108~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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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造经之社，在房山石经题记中亦有记载。此外，至明代万历年间，还出现了“募刻《大藏经》会”。众所周知，印造《大藏经》，经费浩大，费时费工，于是，“二三名卿开士欲更刻方册，俾家藏而人诵之，将募施而从事焉”（注：陆光祖：《募刻〈大藏经〉序》，见僧可编：《募刻五台山大藏经会约》前附，明刻本。）。此会发起人为密藏开师、陆光祖与冯梦祯，参加之人甚众。从会约来看，此会是互助合作刻经之会，参加者不论僧俗，只要发下愿心，均可参加。当然，参加者每次须交银二两，米二石，“贫不能供者，无强”（注：管志道：《检经会约》，见僧可编：《募刻五台山大藏经会约》前附。）。此外，会约还规定，每次聚会，各人领经校对，若有疑难，“共相质正”。即使讲经之会，在民间仍采用结社这种方式，如清代河间府，百姓就“结社攒钱，随会讲经”（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88《河间府部》。）。清代此类“经会”，在江南的乡镇亦相当盛行。如在青浦县蒸里镇，民间百姓即使身无疾病，也延请僧人拜诵经忏，称为“寿生经”。在此基础上，僧人又增加名色，随时诵经，称之为“经会”。于是，村妪信从，纷纷出钱，趋之若鹜。（注：叶世熊纂：《蒸里志略》卷2《疆域》下《风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8册，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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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佛塔，立会社，史有明载。早在隋代，就有造佛像塔社邑的存在。如开皇十二年（592），大都邑主杜乾绪等就纠人造有佛像塔。（注：阙名：《杜乾绪等造像铭》，见《全隋文》卷29。）宋代，建造佛塔，亦采用纠会的方式。如海州东海县柳峦，为建造阿育王真身舍利宝塔，“将发愿心，纠会县界”（注：柳峦：《海靖寺塔纠会记谒》，见《全宋文》卷330。）。在辽代，为了在佛塔中挂灯，民间则结成“灯邑”一类的宗教团体。如涿州云居寺，寺僧与众人共建塔一座。乾统十年（1110），灯邑高文用与众人誓志，“每岁上元各揆己财，广设灯烛，环于塔上，三夜不息”（注：《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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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建宝幢、钟楼、造寺修殿，以及设供香炉、佛寺壁画这类宗教性善事活动，民间亦均采用结社的方式。如唐元和十三年（818），有一“小社邑十四五人，崇立尊胜陁罗尼石幢一所”，后又发心起修钟楼。（注：石文素：《白鹿乡井谷村佛堂碑铭》，见《全唐文》卷757，第8册，7864页。）又有清信士陈宗可，为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结“尊胜宝幢之会”，借此“愿合会老幼，普获休祥，在军者爵禄咸臻，经求者资财骤聚，复愿人人增寿”（注：邢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赞》，见《全唐文》卷816，第9册，8592页。）。汶川护国精舍的天王殿，虽讨论始于惠澄，缮成始于寺主智昕，但此殿之成，崇构之功仍当归于“社众”（注：元友谅：《汶川县唐威戎军制造天王殿记》，见《全唐文》卷620，第6册，6263页。）。此外，明代山西太谷县净信寺正殿之水陆壁画，同样也是通过宗教性的结社活动而筹集经费，最终得以完成。从史料记载可知，此壁画完成于崇祯二年（1629），其创始人为“乐善好施，奉佛尤谨”之杨登高，先是纠集善众贾明、杜一道、杜邦贵等人在佛寺点普照灯。当发现佛殿壁画完全损坏之后，于是又修“斋会”，约集原先的“纠首”杜金罍以及“灯会”的善信，重新结成“募化水陆燃灯胜会”，募众纠财，筹集到善款数十两银子，重新对正殿壁画加以修缮。（注：《画冥阳水陆记》，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391~392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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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此类社邑也普遍存在。如乾德三年（965），山师善道率社众善能、光祥等，在凤翔府崇信县兴教院中，造石卯一斫，“葬于舍利灵骨”，“并愿诸官信心，六道四生，同沾胜果”（注：善道：《兴教院石卯铭》，见《全宋文》卷46。）。天禧二年（1018），浦江县白佛院宝殿的修成，也靠民间的结会。据载，舍钱的会首就有胡文暠、金超等人，得钱数百万。（注：廖偁：《白佛院宝殿记》，见《全宋文》卷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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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寺庙供奉之香炉一类的东西，有时也往往为民间社邑的供献。如宋景祐四年（1037），青州益都县，“合社献香炉两座”（注：张仪：《造石香炉记》，见《全宋文》卷477。）。寺庙内铁狮一类的供物，有时也为民间香社供献。如现存山西太原晋祠入口处的铁狮，系明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初立，属于民间募缘集资铸成，上面镌刻有“西安三都纠首功德主”的字样。祠内又一铁狮，亦镌有“在城香头纠首”的字样。纠首、香头云云，可见当时也存在纠会、香社一类的民间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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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许多民间宗教结会，或称“佛会”，借此吃素诵经；或称“白衣会”名目，联络本地民众的宗教情感；或结成“般若社会”，至时一起聚于寺院，念佛行善；或借“老僧衣社”之名，纠会结社，为贫僧募缘；或结“传经会”，借寺庵传讲释氏经典。隋开皇十七年（597），大兴城西南四里，有一袁村，民间就设有“佛会”。（注：《隋书》卷23《五行志》下，6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宋代乡民，“多为白衣会以惑众”（注：宋绶：《乞立赏募告讹言惑众者奏》，见《全宋文》卷399。）。宋代嘉兴南门外有真如精舍，舍中有华严经阁，每年春天，就有“般若社会”，“少长咸集，以数千计，念诵佛号，隐雷盘旋，皆兹阁之所覆也”（注：《至元嘉禾志》卷22《真如教院华严阁记》，见《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4577页。）。南宋时，福建漳州土俗信佛，“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注：《宋史》卷429《朱熹传》，12762页。）。明代有一老僧，年137岁，“葛衫曳靸，不结袜子”，于是傅山等结成一“老僧衣社”，为老僧解决穿衣之难。（注：傅山：《霜红龛集》卷22《老僧衣社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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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会”与“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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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香会”与“香社”之前，不妨对“行香”与“烧香”之类的概念稍作解释。行香本属事佛仪注，即手执香炉，在佛会中绕行。凡是帝王行香，则自己乘辇绕行，而让他人代执香炉，徒步跟随其后。至于行香之法，有的散撒香末，有的仍然自己炷香为礼，不过执炉周匝道场而已。尤其是明清两代，凡文武官吏入庙焚香叩拜，亦称“行香”，则不过是因袭其名而已，亦称“拈香”，俗语谓之“烧香”。（注：徐珂：《清稗类钞》之《丧祭类·行香》，第8册，3559页）。根据《遗教经》的记载，中国行香之习，起源于佛教仪式。如佛教僧人在“欲食”之时，“先烧香呗赞之”；而法师“行香定坐而讲”，其目的则是为了“解秽流芬”。而国忌之日行香，起于后魏。至南北朝齐、梁年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称为“行香”。宋淳化年间，虞部员外郎李宗讷上疏云：“国忌，宰臣以下行香，复禁食酒肉，以表精虔。”（注：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32~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按：据清人福申的考证，“行香”二字，始见于《南史》。又据《西溪丛语》，石晋天福年间，窦政“奉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立班”。又《能改斋漫录》，亦记齐文宣天保元年（550）制有云“每月朔行香”。上述记载，可补行香起源及其流变之阙。参见福申：《俚俗集》卷6《行香》，148~14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于是，国忌行香遂成一代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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