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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两代，除了越境烧香活动外，有些则在本地烧香。清末江南民间风俗，崇信鬼神，结会烧香，形式多样。如在春秋报赛之期，有“平安醮”、“打七佛”等宗教集会；有“朝山”之举，“袭前神之封号、官衔，置五色之旂灯伞扇”；又有“解饷”（即“解天饷”）之举，“醵卖丝谷之金钱，变累万盈千之纸锭”。此外，甚至雇用大号船只，聚集数十人，往来于湖州之道场、白鹤，杭州之天竺、小和，苏州之穹窿、七子、茅山等处，前去进香。（注：丁日昌：《抚吴公牍》卷41《札饬严禁结会烧香一案由》，清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石印本。按：所谓“平安醮”，据清代史料记载，在江苏如皋县，当地民间百姓在居丧期间，喜做法事，延请僧道，或做斋，或放焰口。即使是平常之时，通常也举行“追荐”或“念平安经”这两种仪式。所有这一切，均说明“吴人好神信鬼，积重难返”。上面所谓的“念平安经”，大抵就是“平安醮”。参见丁柔克：《柳弧》卷2《如皋陋习》，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绍兴人去香炉峰，犹如北京人去白云观一般。北京除白云观外，尚有妙峰山一处。据沈榜记载，明代北京人的烧香活动，同样采用“香会”这种组织形式。（注：沈榜：《宛署杂记》卷17《民风》1《土俗》，191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清代北京百姓的进香活动也较盛。如顺治十三年（1656），就有人“借口进香，张帜鸣锣”，男女混杂，喧填街巷。（注：《清世祖实录》卷104，顺治十三年十一月辛亥条，《清实录》本。）根据韩书瑞的研究，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始于17世纪，尤其是在17世纪后期明朝被清朝取代以后。韩氏此论的依据，就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妙峰山开始逐渐吸引北京的碧霞元君信徒。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从城外紧靠城墙的一个庙来了700多人，这些人本来属于固定在北顶烧香的一个会，他们立了块碑，上面记载他们拜访了妙峰山的碧霞元君”（注：［美］韩书瑞（Susan Naquin）：《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见［美］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22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至18世纪30年代，到妙峰山进香的香会逐个建立，而且规模较大，参加者的人数从几十人到超过700人不等。如“引善老会”于乾隆二年（1737）立了第一块碑，从碑文可知，这个进香组织的参加人员达144人，其中尚包括几个妇女。12年以后，他们又列了一块碑，可知参与者达163人，其中18人属于会首。至乾隆二十年，这个会发展到268人，其中88人是妇女。所有会众，均是来自北京东北城门外保福寺居住区的旗民。（注：同上书，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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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人烧香去处，除香炉峰之外，还有萧山的蒙山、余姚的黄山等处东岳庙。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为东岳神诞日。于是，从十六日起，“男女竞往烧香罗拜，有自家出门，且行且拜，直至庙者。巨户妇女或不能行且拜，则雇人代拜。大姓皆楼船，载箫鼓，至庙拜祷”。即使不拜祷，也顺便游饮，余姚人称之为“游江”，至月终才结束。（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990《绍兴府部》。）直隶保定府保定州，民间之俗亦好赛神，好佛信巫，“尚进香，为香会”（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72《保定府部》。）。江苏宝山县月浦镇，民间相传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齐天大帝诞辰，而东岳庙则建在月浦东镇。当地乡民凡是患有疾病，就在此日许愿烧香，且头戴枷锁，如同犯人，藉此祈禳，人数多达数百计，称为“黄钱会”。（注：张人镜纂：《月浦志》卷9《风俗志·节序》，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193页。）安徽徽州歙县，民间妇女喜欢拜观音大士。大士庵的住持多为女僧，亦间有男僧及道士。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灵山雷祖会”，当地香火最盛，“红男绿女，肩相摩，趾相接，如是者数昼夜”。至九、十月间，各乡又举办“忏会”、“香会”，推选年老在会久者为“香头”，一同朝拜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齐云山的上帝，“旗锣诵佛，长途喃喃不休”。进香回家之后，则设坛建醮七日，坛前列大香数十百炷，高四尺余，粗如柱，故称“屋柱香”（注：鲍振炳起草，刘汝骥审核：《歙县风俗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3页。）。湖广黄陂县，乡人则设有“香社”。每年农事完毕，一同行朝山进香之礼。每社有香头四人，四人中又推举一人为香长。在进香之前，先行斋戒之礼。进香之日，沿途鸣锣，口宣佛号。其中口宣佛号之法，通常为领头一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下面众人则共念“无量寿佛”，一路呼号至山。进香之人，其穿戴为“冠染麻红缨凉帽，蹑草履，披天青布单套”。朝山完毕，必定会购买山里人所售之木喇叭、木刀、木枪、箸及汤勺之类，携归以赠亲友。（注：徐珂：《清稗类钞》之《丧祭类·行香》，第8册，3559页）。可见，香社、香会一类的进香团体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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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密宗教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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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宗教的存在，其本意是为了维持人类生活体系的和谐。但是，假如不善加处理，民间的宗教信仰就会与其所属的文化体系脱节，波及社会的安定，进而危害正常的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秘密宗教结社，由于其本身所带有的神秘性和反叛性，是所有宗教结社对传统社会结构威胁最大的结社，所以传统的统治者往往对其采取抑制甚至是镇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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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秘密宗教的起源及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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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秘密宗教的源头可上溯到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时人刘璋曾揭露张鲁传教的特点为：“夫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注：刘璋：《下张鲁解祸教》，见《全后汉文》卷82，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厚生嗜味，显示出“五斗米道”的世俗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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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也有关于秘密宗教结社的记载。如大业六年（610）正月，“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注：《隋书》卷3《炀帝纪》上，74页。）。这是一次由秘密宗教结社组织的暴动。从“自称弥勒佛”来看，显然已开了后来白莲教等秘密宗教的先河。隋代秘密宗教结社的存在，已有其一定的社会土壤。当时沙门“斋戒茶食”、“相聚讲论”之事时有存在，而且一些长老“共为佛会”（注：《隋书》卷74《酷吏传·王文同传》，1702页。）。这种佛会及斋戒的存在，势必使宗教世俗化与民间化，并与秘密结社发生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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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秘密宗教结社更趋盛行，“弥勒下生”之说也开始出现。如唐人苏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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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畜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注：苏颋：《禁断妖讹等敕》，见《全唐文》卷254，第3册，2572~2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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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引可知，唐代秘密宗教结社，已有自己的经卷，号称“小经”。它们借此行骗敛财，或借此造反。如景云年间，有一位贺玄景，自称是“五戒圣者”，“同为妖者十余人，于陆浑山谷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除此之外，还欺骗百姓说：“至心求者必得成佛。”（注：张：《朝野佥载》卷5，见《古今说海》，明嘉靖二十三年刻本。）又有一位白铁余，也“左道惑众”。他先在柏树下埋一金铜像。数年后，就骗人云：“吾昨夜山下过，每见佛光。”大设斋，卜吉挖出佛像，“由是男女争布施者百余万”。如此过了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号光王，署置官职，杀长吏，数年为患”（注：张：《朝野佥载》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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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代，秘密宗教结社已与乡村的防御工事即寨合为一体。这就是说，在五代，寨不但具有避免地方“剽掠之患”的功能，而且寨内又以宗教结社作为信仰乃至社会的基础。如定州西北200里有狼山，山上有堡，堡中建佛舍。有一尼姑法名深意，俗姓孙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声言尸不坏，因复以衣襟，瞻礼信奉，有同其生”。孙方谏，为这位尼姑俗家同宗之人，“嗣行其教，率众不食荤茹”（注：《旧五代史》卷125《孙方谏传》，16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被教徒推为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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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宗教结社的发展，至宋代又是一变。这就是宋代已有秘密宗教教派名称的出现。在宋代，有“明教”。陆游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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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传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簟，故二物皆翔贵。（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3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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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游所记可知，明教并非出现于南宋，可能在北宋即已存在。明教为左道，又称“魔教”，并有自己的经卷，即《明教经》，显然属于秘密宗教结社。明教禁忌男女混杂，与其他秘密宗教结社稍异。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明教自出现之始，就已经有士大夫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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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明教外，宋代也出现了“白莲教”。宋人李守谦有《戒事魔十诗》，共计10首，叙宋白莲教事甚详。从中可知，宋代的事魔之教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此教聚会，夜聚晓散。这一特点，显然已经成为后世秘密宗教结社的共同特点。而从“白衣夜会说无根”一句中可知，这一秘密宗教结社与宋代民间久已流行的“白衣会”颇有渊源关系。二是从“金针引透白莲池”一句来看，此“事魔”之教当为白莲教。另“莫念双宗二会经”一句，其中的“双宗”，可能指白莲社与白云宗。三是此教成员大多为妇女，主“吃菜”，戒“肉味鱼腥”，这与明教稍异。四是此教烧香用乳香，与明教又有相同之处。（注：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37《风土门》，见《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7581~7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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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民间秘密宗教大多已有自己的经卷。据载，贝州、冀州俗尚妖幻，民间“相与习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并声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注：《宋史纪事本末》卷32《贝州卒乱》，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玉麟书局石印本。）可见，当属于白莲教体系。此外，宋代民间的秘密宗教尚有很多。如时常见诸宋代史籍的“里社经社”，曾存在于京东、京西、河北一带，同样被官方视为“妖教”（注：张方平：《论京东西河北百姓传习妖教事实》，载《全宋文》卷787。）。显然，亦属秘密宗教结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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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对峙之时，金代亦不乏秘密宗教结社的记载。史载，“时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不轨，事觉伏诛”。尤其是大名府僧智究，借《莲华经》中“五浊恶世，佛出魏地”一语，及《心经》中“梦想究竟涅槃”之语，“遂谋作乱，历大名、东平州郡，假托抄化，诱惑愚民，潜结妖党”，并以“应天时”三字为号，分取东平诸州府。（注：《金史》卷88《石琚传》，19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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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代，明教、白莲教之势更盛。这与大量“善友”的存在不无关系。如在镇江的户口统计册中，就有“龙华会善友二”的记载。当至正二十七年（1367）抄民数时，发现这些“龙华会有头发人”，他们“每供养弥勒佛，无媳妇，清净行”（注：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647页。）。此外，在户口册中，僧人这一门类除“僧行”、“尼行”之外，还列入了“俗人”。据载，这些信奉宗教的俗人，录事司有21人，丹徒县有10人，丹阳县有6人，金坛县13人。而在道门中，道士、女冠之外，同样列有“俗人”40名。显见，僧、道二门中俗人乃至善友的广泛出现，是秘密宗教结社的社会基础。又据载，镇江龙华会设在山麓，“江淮之民相继来此焚香设斋，供甚盛，数日而后已”（注：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9《僧寺》，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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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善友或信教俗人的存在，为白莲教这种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土壤。众所周知，白莲教源出于佛教中的净土宗，教众信奉弥勒佛，号称弥勒下生即可“丰乐安稳”，借此鼓动民众。如前述，隋唐以来，就有关于秘密宗教结社作乱的记载。至宋代，白莲教又与明教即摩尼教相合，于是除了弥勒下生这一说法之外，又增添了“明王出世”之说。元代佛教活动极为盛行，白莲教一方面崇奉弥勒佛，另一方面又借助秘密宗教结社进行反抗蒙古统治的民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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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中叶以后，政治趋于腐败，民不聊生，白莲教乘机而起。泰定二年（1325），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声称“弥勒佛当有天下”，在河南息州起事。（注：《元史》卷29《泰定纪》1，6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至元四年（1338），僧人彭莹玉以及其徒周子旺，起事于江西袁州，反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者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人”（注：权衡：《庚申外史》，《豫章丛书》本。），力量较前更大。至正十一年，颍州白莲教徒刘福通奉韩山童为首领，“以红巾为号”，举兵起义。韩山童为白莲教首领，其祖父就“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至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注：《元史》卷42《顺帝纪》5，891页。），于是起兵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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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元代民间秘密宗教结社也有归属自己系统的寺庙，即“神堂”。如平阴女子刘金莲“假妖术惑众，所至官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之”（注：曾廉：《元书》卷68《陈天祥传》，清宣统三年刻本。）。可见，所谓的神堂，既是供奉民间宗教神灵之处，又是民间秘密宗教结社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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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的建立，得力于元末白莲教徒举兵起事。可以这么说，明太祖朱元璋最初与白莲教的关系极深。立国以后，他对宗教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尤其以“上逼国号”为理由，对“明教”及白莲教的活动严加禁止。早在洪武三年（1370），中书省臣上奏，请求禁止“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朱元璋下诏从之。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礼部榜示天下：“为民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论议沮论者，皆治重罪。”（注：《明太祖实录》卷231，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条，《明实录》本。）这是公开对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实行禁止。又据史载，朱元璋得到皇帝宝座之后，厌恶顽民窜避缁流，“收聚数十，掘深坑，埋身露顶，大斧一削，去数颗，名曰铲头会”（注：王文禄：《龙兴慈记》，见《说郛续》卷5。按：《明朝小史》（《玄览堂丛书》本）亦记此事。）。这条史料固属可疑，但明太祖憎恨秘密宗教结社则是事实。这样，僧人稍不慎或有越轨行为，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如洪武二十五年，下令度僧。“天下沙弥至者三千余人，中有冒名代请者。帝大怒，悉令锦衣卫戮之”。后因苏州僧人永隆请求焚身以救免，“上乃宥三千人之诛”（注：徐祯卿：《翦胜野闻》，见《说郛续》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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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律作了如此严厉的规定，但释道混同世俗之风仍广泛存在于有明一代，而且自中叶以后，其势更盛。尤其是妇女，信佛尤甚，与僧道相交亦更频繁。弘治十一年（1498），户科给事中丛兰言，北京妇女时常“出入寺观”（注：《明孝宗实录》卷142，弘治十一年十月辛卯条，《明实录》本。）。明人张萱记明代妇女的宗教活动如下：“今田野人家妇女，相聚三二十人，结社讲经，不分晓夜者。有跋涉数千里外，望南海、走东岳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庙烧香者。”（注：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阃范》。）明末人陈龙正亦说：“近见大族妇人入寺焚香听经，拜高僧为师。”（注：陈龙正：《几亭外书》卷2《戒妇女勿入寺》，《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尤其在浙江湖州，更有一种“宣卷”之俗，与秘密宗教结社关系极为密切。史载其事云：“近来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什伍成群，相为倡和，名曰宣卷。盖白莲之遗习也。湖人大习之，村妪更相为主，多为黠僧所诱化，虽丈夫亦不知堕其术中，大为善俗之累。”（注：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2《风土类》，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此外，明代乡村“斋供”之风也相当流行，“隐伏乡村，诵经食素，召集男妇，罗拜而师之，十百为群，夜聚晓散”（注：《明神宗实录》卷172，万历十四年三月戊申条，《明实录》本。）。所有这些，均堪称秘密宗教结社滋生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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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活动频繁，教派纷呈。明人熊鸣岐在《昭代王章》中提到明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有“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他解释白莲社云：“如昔远公修净土之教，今奉弥勒、十八龙天，持斋念佛者。”释明尊教道：“谓男子修行斋戒，奉牟尼光教佛者。”释白云宗道：“盖谓释氏支流派分七十二家，白云持其一宗，如黄梅、曹溪之类。”（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卷2《句解》，明刻本。）万历十九年（1591），礼部题疏道：“异端之害，推佛为甚。缘此辈有白莲、明宗、白云诸教，易以惑世生乱，故禁宜严。”（注：《明神宗实录》卷234，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己丑条。）云云。显然，也将白莲、明宗、白云作为民间宗教的主要派别。其实，白云宗在元代就极兴盛，并以其世俗化的特点而闻名于当时。在元代，白云宗一派，“既自别于俗人，又复异于僧道。朝廷不察其伪，特为另立衙门”（注：曾廉：《元书》卷70《郑介夫传》。）。所谓“另立衙门”，即指江南白云宗都僧录司。史载，元代浙西白云宗十分强梁，“富人相率出厚赀要权贵，稍依傍释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诱劫持，合其徒数万，凌轹州县，为奸利不法”。可见，白云宗在元代即已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