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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土地神的崇拜，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与比附性。社神的祭祀，原为祀“后土”，经传有记，本不足怪。但令人称奇的是，民间百姓偏偏将后土之祀女性化，于是扬州就有了“后土夫人祠”，将后土塑成妇人之像。这种做法，其实在宋代即已出现。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下诏，将奉祇宫改为太宁宫，内设后土圣母塑像，“选道士焚修，本庙崇奉，一如旧制”（注：宋真宗：《改奉祇宫曰太宁宫设后土圣母像道士焚修诏》，见《全宋文》卷240。按：在宋代，后土圣母庙已经在各地普遍兴建。如天禧四年（1020），河中府万泉县就新建一座后土圣母庙。后土之祀，源自传统的“王者以父道事天，母仪事地”。参见《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显然，将后土社神女性化，不仅仅是民间的误会，而是始自朝廷祀典的不察。当然，就经传本意而言，社神祀后土，当为男性崇拜。《尚书》曰：“皇天后土。”皇者，为大意。后者，厚也。在古字中，后、厚通用。《礼记·月令》云：“其神后土。”据注，后土为颛帝之子孙。又《礼记·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亦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在古代，天子称元后，诸侯则为群后。后夔、后稷即可为证。可见，社神之祀，应当为男性偶像。（注：相关的探讨，可参见俞琰：《席上腐谈》卷上，《宝颜堂秘笈》本。）应该承认，后土夫人祠的出现，以及后土社神的女性化，同样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社神崇拜内容的丰富性。另外，清人又将社公讹为土地公公，“且茧袍乌帽，装扮白发翁矣”（注：顾禄：《清嘉录》卷2《土地公公生日》，44~4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土地公公与后土夫人，正堪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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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社神崇拜，只是对土地的崇奉。社祭场所只是坛，而社主或用石、木。根据古制，社神有坛，“遗而不屋，俾之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6《社坛记》。）。关于社主、社坛的规制，礼无明文。《韩诗外传》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诸侯半之。唐人韦叔夏建议，社主当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注：韦叔夏：《社主制度议》，见《全唐文》卷189，第2册，1909页。）。其说的出典在于五为土数，二为阴数。宋有《政和五礼新仪》一书，淳熙年间曾有印本，颁行州郡。据此可知，州县社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如社坛之制。社以石为主，其形状如钟，长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社主在社坛上的分布位置，或言置于坛之中，或言置于坛上之南方。（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8《答社坛说》，《四部丛刊》本。）随着社主的人格化与偶像化，必将出现“去坛而为屋”的现象。于是，社祀场所由坛变为庙，社庙、土地庙、土谷祠随之纷纷出现。这种现象早在南北朝时就初露端倪，如前述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所言“为屋于树下”，就是这种变化的真实反映。唐宋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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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人何佟之言：“中国之神，莫贵于社。”（注：何佟之：《社稷位向议》，见《全梁文》卷49，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由此可见，在农业社会，土地崇拜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人多有《社颂》之文，以颂扬社之功德。曹植《社坛》言：“于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龙，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实为灵主。克明播植，农正具举，尊以作稷，丰年是与。义与社同，方神北宇，建国承家，莫不修叙。”（注：曹植：《社坛》，见《全三国文》卷17，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六朝宋时何承天《社颂》文亦云：“社实阴祇，稷惟谷元。率育万类，协灵昊乾，霸德方将，世号共工。厥有才子，实曰句龙，称物平赋，百姓熙雍。唐尧救灾，决河流江，弃亦播植，作乂万邦。克配二社，以报勤庸。”（注：何承天：《社颂》，见《全宋文》卷24，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上古时代，社稷与宗庙并立。社者，土地之祀。而宗庙，则王者所居。所以，帝王对社稷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仪一如宗庙。上古舜受终，故禋于六宗。后周立祀典，最重郊社，并宗同于社，可见对社神的重视。宗、社并称，足证社祀在上古极受重视。（注：清代广东“过社”之习惯，显然是宗、社并称之遗存。据史料记载，按照广东风俗，人死之后，其殉葬之衣，辄持至社坛，“燃香火灼之”，称为“过社”。于是，宗族祭祀与社神祭祀合而为一。相关的记载，参见徐珂：《清稗类钞》之《丧祭类·粤丧之过社》，第8册，3548页。）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又可以代表国家、朝廷。如元姚燧言，“宋社既墟”（注：姚燧：《牧庵集》卷3《读史管见序》，《四部丛刊》本。），云云，其意则指宋朝廷已经灭亡。此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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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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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社当指土地神，只是到了后代才趋于人格化与偶像化。社日为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分为春、秋二社，春祈秋报，由此就产生了“社会”。在古代，社日时人们的聚会，实际上就是节日活动。在社日期间，民间举行各种庆典，亦可称之为“社”，这当属社会组织意义上之“社”，而非泛指原始的土神。可见，所谓“社会”，就是社日时民间祭祀社神所举行的各种庆典活动及其相关的结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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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商代，就有社祭。周时，武王问太公天下之神事。太公答道：“请树槐于王门内，王路之左，起西社，筑墙垣，祭以酒脯，食以牺牲，尊之曰社。”（注：《全上古三代文》卷7《齐太公》，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时阙名撰《立社祝》一文，述社祭事甚详，不妨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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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某月日，君为某立社。祭社土而主阴气也。五谷用成，万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令日以来，福请雨止，惟灵是听，子孙眉寿，万神含灵。（注：《全上古三代文》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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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知，先秦社祭的祭品已有豚、蔬菜以及酒。至于其祭祀的目的，更多的还是祈求社神保佑“五谷用成，万民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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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民间春秋二社的社会更趋普及。《汉书·陈平传》载：“里中社，（陈）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在这里，宰的意思是主持社会后分餐时切割祭品社肉之事。显见，里社“社会”在秦末即已流行。汉朝建立以后，制定礼仪，设立官社，但未立官稷。王莽篡位后，在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谷树，“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注：王莽：《言立官稷》，见《全汉文》卷58，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于是，民间里社纷纷出现。如西汉时，韩延寿为官崇尚礼仪。每年春秋乡社，就“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赋，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注：《汉书》卷76《韩延寿传》，3211页。）。于此可知，汉代不仅春秋乡社祭祀盛行，而且地方官员已将其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成为定期宣布教化的组织。东汉末，里中社会，在史籍中亦时有反映。《三国志·王脩传》载，王脩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值得指出的是，汉代已有社腊祠，其祭品除各种熟食外，尚有肉、米、酒、脯腊，以及一些珍奇之物，而且还杀牛祭社。（注：桓谭：《新论·谴非第六》，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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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民间社会已渐趋兴盛，而且出现了合会即醵钱举行社会这样一种组织团体。宗懔《荆楚岁时记》云：“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社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据郑氏云：“古百家共为一社。”上述所谓“四邻并结综”，显然为共立之社，即合会。这于史有征。如《魏书·刁雍传》载，北魏时，刁逵“以刘裕轻狡薄行，负社钱三万，违时不还，执而征焉”。晋殷堪仲有《合社文》一首，述其丧乱南徙之后，思桑梓之遗风，重新立社祀，“优选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众，稽旧章以作宪”（注：殷堪仲：《合社文》，见李昉等纂：《太平御览》卷532，清嘉庆间刻本。）。上引“负社钱三万”，以及明称“合社”，说明举行社会时，其经费即社钱也是醵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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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民间社会也很兴旺。现有的史料无不证明，每当春秋社日，妇女均不作“女红”，称为“忌作”。此习在唐宋皆然。（注：如张籍诗云：“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周美成词云：“闻知社日停针线，采新燕，宝钗落。”均可为证。唯世移俗改，至后世遂不知有此禁忌。相关的记载，参见姚旅：《露书》卷8《风篇》上，198页。）在唐人李商隐所纂的歇后语中，亦有很多反映了民间各种会社组织的实际情况。试举几例如下：贫家作会——迟滞；大暑赴会——不得已；书斋作会——寒酸；好听馆不作会——虚度。在这些歇后语中，其中有一条可能就是民间社会的明证，即：社长乘凉轿——不相称。（注：李商隐：《义山杂纂》，见《说郛》卷76。）可见，在唐代民间社会中，其会首则称“社长”。在唐代，根据前朝社祀经验的积累，社日风俗已基本定型。唐代的社日活动，基本可分为祀句龙、择元日、白社、青春、受脤、升坛、立社、置社、秋报春祈、陈平分肉、阮修伐树、设斋祭社、择日命民、瞻榆望杏、罢社、结宗等16项内容。（注：韩鄂：《岁华纪丽》，见《说郛》卷69。）唐代社日祭社活动的内容极其丰富，祭社之仪大致继承历代民间之习。至于在社日奉斋守戒，说明唐代社祭已与佛教相结合，是佛教教义向传统社祭渗透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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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间的社会更趋活跃。如八月社日，民间举行“糕会”，以祭秋社。（注：四水潜夫辑：《后武林旧事》卷4，见《宝颜堂秘笈》广集第3。）宋代民间社会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出现了行业性的社会，社的祭祀与行业组织相结合；二是社庙改由道士住持，社祭与道教趋于融合；三是产生了“并社为会”的现象，亦即社祭与佛教的宗教活动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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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于是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分别有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觝社（相扑）、清言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而尤以七宝、马二会为最。至三月三日，有殿司真武会，三月二十八日又为东岳生辰，“社会之盛，大率类此”（注：周密：《乾淳岁时记》，见《说郛》卷69。）。这种行业性社会的出现，显然是民间祭社时，百戏行参与民间社会祭赛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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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下诏将奉祇宫改为太宁宫，内设后土圣母像，“选道士焚修，本庙崇奉，一如旧制”（注：宋真宗：《改奉祇宫曰太宁宫设后土圣母像道士焚修诏》，见《全宋文》卷240。）。“选道士焚修”，说明社祭之事已改由道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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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间的社会祭赛，有时则在佛教寺庙举行。如每年夏首，关西凤翔府岐山县民在法门寺举行“社会”，“游惰之辈，昼夜行乐”（注：宋真宗：《令官司严加警察关右民社会诏》，见《全宋文》卷238。）。在江苏昆山，每当四月望日，“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教以祈岁事，并社为会，以送神”（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1页。）。祈岁祭社，改设佛老，这是宋代民间祭社活动的特点，以致最终出现了“并社为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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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的“并社为会”的习俗，在元代犹有遗存。如元人载：“四月望日，以庆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会，以祈岁事。”（注：杨纂修：《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113页。）又如山西上党的里社祭祀，亦有相同的特色。从史料记载可知，上党民间之俗，质直好礼，勤俭力穑，百姓“勇于公役，怯于私斗，自昔称为易治”。然上党民间百姓，“事神”尤勤，凡是井邑聚落之间，无不有神祠，岁时致享。在里社祭祀聚会之时，其所祀之神，包括下面两类：一是传说中的圣王，诸如伏羲、神农、尧、舜、禹、汤之类，二是“山川之望”，即山川一类的自然神灵。在每年的正月，农事刚刚兴作之时，当地的一些父老率领男女几十数百人，“会于里中祠下，丰牲洁盛，大作乐，置酒三日乃罢。香火相望，比邑皆然”。此类里社祭祀，一直延续到十月农事毕为止，“岁以为常”（注：《重修真泽庙记》，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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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立国，朱元璋就制定了里社祭赛的基本仪式。这就是明人所说的“乃立社稷，以教民事鬼神”。明代里社祭祀礼仪规定，凡是各处乡村人民，每里100户内设立社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年有一户轮当会首，遇到春秋二社，预期置办祭物。至社日，约聚村民祭祀。祭品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纸随用。祭毕，举行会饮的仪式，会中先令一人读“锄强扶弱”的誓词，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使不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一切为非之人，并不许入会。”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座，尽欢而退。（注：《皇明制书》卷2《洪武礼制·祭祀礼仪》，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从明代官方所定里社祭祀礼仪来看，从中无不体现出朱元璋的乡治设想，即“锄强扶弱”，所以其间规定了通过里社祭祀会饮达到邻里互助的基本条例。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即通过乡村里社祭祀这一仪式，以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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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实来看，这种官方制定的里社祭祀礼仪在明初得到了部分的贯彻执行。自中期以后，民间里社祭祀活动虽不绝如缕，但这套仪式显然已形同虚设，地方官员仅仅祭祀州、县社稷，至于各里社之祀则废置不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者，乡村纷纷设立“淫宇”，甚至一里有多达数十座者，称之为“土谷之神”。鉴于此，明代有不少地方官员和乡绅在建设乡村社会之时，对里社祭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与改革，以期使乡村风俗更趋淳厚。如黄佐就主张，凡是城郭坊厢以及乡村，每百家立一社，“筑土为坛，树以土所宜木，以石为主，立二牌位，以祀五土五谷之神。设社祝一人掌之”。每次里社祭祀聚会，由约正等预行编定，凡入约者，每年一人轮当会首。平时由社祝督率社夫打扫社坛。社祭祭品，富乡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楮钱随俗从宜，而贫乡则不过三牲之类。每次举行社会之时，乡人各出银二分，贫者半分，极贫之人则不必出银，仍可与会。（注：黄佐：《泰泉乡礼》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叶春及在担任福建惠安知县时，也对惠安乡村里社祭祀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为恢复明初洪武礼制所规定的里社祭祀仪式，以期里社重新恢复春祈秋报。他的改革大致是洪武礼制的翻版，有些地方也与黄佐的《泰泉乡礼》有契合之处。当然，叶春及所提出的里社祭祀仪式，也有其特殊的内容。如每年春秋社日举行社会时，由会首主持社坛祭祀事宜，会首亦为轮充，但由见役里长充任。社祭时，除了洪武礼制所规定的誓词，又新定了祝文，其祝文为：“伏愿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官赋足供，民食充裕。”另外，叶春及特别指出，春秋二祭，当遵守古人祈年报赛之礼，“务在精诚，不许装神舞鬼，以为盛会，违者罪之”（注：叶春及著，泉州历史研究会整理：《惠安政书》10《里社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可见，朝廷规定的里社祭祀礼制及地方官刻意恢复里社祭祀古礼，与民间的社会祭赛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大体说来，古礼与官方礼制追求的是乡村和睦，官赋足供，以行乡村教化之实，而民间里社却是迎神赛会，借悦神之事，行娱人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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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社日赛社活动极其频繁。明人王稌有赋民间社日活动之诗，其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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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柳无花桑柘树，不寒不暖社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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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邻赛社相娱乐，分肉宁论均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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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典祈农令不违，里中散社纸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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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帘卷春风坐，检点寻巢燕子归。（注：王稌：《瞆斋稿·社日醉书》，见《续金华丛书》，影印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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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明代的民间社会仍保持着原先的祈农传统，举行分社肉、散社纸钱等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