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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63 其三，清末商会及其他新式社团的成立，大抵标志着传统会社已经成功转变成为带有近代色彩的新式团体。这是会社发展史上相当值得重视的结构性转型。在清末新旧过渡时期，民智初开，会社团体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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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65 一方面，“公益”一词，已经成为一种“美名”，而“权利”、“义务”、“合群”、“组织”、“机关”等新名词，更是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4《休宁县岁贡生韩熙禀批》，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9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当然，若是以安徽徽州府社团作为具体解剖的实例，那么在处理权利、义务两者关系上，其认识尚相当混乱。清末之人受西方学说的影响，显然已经能够对权利、义务作出正确的阐释，将两者认作对应、匹配的关系，亦即：“权利者，义务之对待；义务者，权利之匹配。天下固无无权利之义务，亦不能别义务而为权利也。”（注：朱瑞麒编纂，刘汝骥审核：《绩溪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11页。）从徽州府黟县的社团实况来看，当地的民众已经能够正确处理权利、义务两者关系，不但在“尚义”的名义下，从事诸如“施茶”、“施棺”、“代族邻完课”、“输米石赈饥民”以及独立捐修“桥梁峻岭”等公益事业，而且对“借义务之名，争夺权利”之事，深感耻辱。（注：余攀荣起草，刘汝骥审核：《黟县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07页。）清末选举频繁，学堂增多，公益之举众多，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尽管如此，风气初开，尚须提倡。当风气初开之时，权利、义务尚属新名词，民众对它的认识必然还有诸多缺陷：一是对权利、义务观念尚未完全分明，以致“假公济私，以私害公，比比皆是”（注：朱瑞麒编纂，刘汝骥审核：《绩溪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11页。）。二是对“权利”二字有所误会，“未办一事，先行科派，似于义务权利真解尚未分明”（注：方振均起草，刘汝骥审核：《祁门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01页。）。清末徽州府知府刘汝骥亦坦言：“近日士夫学说，皆误会权利二字，日以竞争为事，不独学界、警界屡起冲突，即学界中人，亦且有同室操戈、互相攻讦情事。究其眼光所注射者，不过此阿睹中而已。”（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5《绩溪县商会司事高维干等呈批》，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05页。）三是借义务而争权攘利，如一些“险陂贪狡之夫”，假借义务为名，以行其“争权攘利之术”。如办学堂，目的只在争公费；办邮政，目的只在拆私函；办警务，目的只在扣饷肥身家；办工艺，办戒烟，目的只在勒索捐款。就其本质而言，确乎“绅董其貌，奴隶其心”（注：汪开宗起草，刘汝骥审核：《婺源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93页。）。四是一些富有人家，对“义务”二字尚缺少自我的觉悟。如以徽州府休宁县为例，从选举人名册一事来看，亦不乏下面的例子，即“家有不动产五千元者，不肯书名；屯溪、黎阳数百店，报营业者无一成；越国紫阳诸大族，甘放弃者居多数”（注：王世勋起草，刘汝骥审核：《休宁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5页。）。换言之，民众对“新理”尚未明白，必然会产生“心死”的弊病，使他们对公益缺乏出于自我觉悟之上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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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67 另一方面，新旧社团开始发生分化，进而出现了新旧社团并存甚或互相攻讦的局面。以徽州府歙县为例，就集会、结社的目的而论，社团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其分化的结果，则是“明达士绅”之上流社会，开始组织商会、教育会，加上原先就已经存在的文会、善会，无不均以公益为目的。至于下流社会，则好以迎神为事，诸如“保安会”、“忏会”，则以迷信为目的。（注：鲍鸿起草，刘汝骥审核：《歙县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0页。）以徽州府祁门县为例，自从集会、结社之说兴起以后，民众开始知道“团结之义”，随之出现了商会、物产会、统计学会，无不以“开民智、谋公益”为目的。至于原本已经广泛存在的关帝、土地、中元、灶社等会社名目，尽管“事本报赛，迹近迷信”，但因行之已经四五百年，也很难得以禁止。（注：方振均起草，刘汝骥审核：《祁门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02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社团出现分化迹象之后，新旧社团开始互相攻讦。以清末徽州府绩溪县为例，原本最为流行的是“迎神赛会”，就其多数人的目的而论，其愚者不外“祈冥福、祓不祥”，其黠者则“藉此敛钱肥己、聚赌抽头”而已。为此，当新式的“教育会”、“商会”成立之后，新旧社团之间，出现了互相“非笑”、“阻挠”的局面。“旧者集一会，结一社，而新者非笑之；新者集一社，结一会，而旧者阻挠之。”双方激战，相持不下。两相非笑、阻挠，必然造成社团内力的消耗，最终陷入“学务无发达之期”、“商业鲜振兴之望”之窘境。（注：朱瑞麒编纂，刘汝骥审核：《绩溪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12页。）这是会社转型初期的必然现象，不能说民众无“团结力”，而是民众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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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69 若以苏州作为具体的考察实例，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商务总会的成立。据曹允源等民国年间所纂《吴县志》可知，苏州商务总会创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总会的会址在阊门内刘家浜。鉴于苏州府城一方面为吴中省会，民物繁昌，商业兴盛，而且城外又开辟成为通商口岸；另一方面，随着他日宁沪铁路的建成，苏州“地当孔道，货物流行，华洋毕萃”，诸如提纲挈领、保卫维持，以及使商务日有进步，均需要商会的指导与管理。于是，当时苏州人王同愈、尤先甲、张履谦、吴本齐、潘祖谦、彭福孙等，联名呈请商部核准，再请奏准备案，正式成立商务总会，并由朝廷“颁给关防，以资信守”（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78页。）。二是市民“公社”的出现。苏州城内的市民公社，成立于清季的共有四处，分别为：观前公社，宣统元年（1909）五月成立；阊门下塘桃坞公社，宣统二年八月成立；渡僧桥四隅公社，宣统二年九月成立；道养公社，宣统二年十一月成立。（注：曹允源等纂：《吴县志》，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79页。）从工商会馆、公所，到商会、市民公社，无不说明会社性质有了近代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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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74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44]

1703025875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节　会社的规约、文书及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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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77 在会社的组织结构中，其经费来源最为关键。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经费的保障与否，牵涉到一个社团能否得以长期延续不衰。而欲对各色社团的经费加以研究，必然需要对各种资料加以广泛搜罗。在会社资料中，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社文书与会簿。在这些专门的会社文书中，不但有详细的经费来源资料，而且还包括各类会社所定的章程、规约，藉此可以对会社团体的组织结构作更深层次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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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79 一、会社的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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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81 社与会建立以后，随之而来的是设立一整套规章制度，以此来约束其内部成员，使组织更具凝聚力。这种规章制度，一般称作“会约”、“约法”、“盟词”、“盟书”、“课程”、“规条”、“章程”、“科条”、“条例”。在所有这些名称中，大多容易理解，唯“盟词”一称颇费解。结社犹如歃血拜盟一般，归根结蒂就是要参加者同心同德，犹如异姓结盟兄弟一般。复社的社约称作“盟词”，其因大概就在于此。另绍兴的“素盟社”，名曰“素盟”，其意无非亦表示“愿笃同道也”（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15《评素盟社刻》。）。这一解释同样可以为“盟词”下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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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83 根据会社各自情况的不同，其规章制度亦小同而大异，而且长短不一。短的如复社的盟词，一共才写下了以下这么几句：“勿从匪彝，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注：陆世仪：《复社纪略》卷1，210页。）又如清初慎交社之盟书云：“与斯盟而中已者，是谓寒盟，寒盟者，七邑之人共弃之。与斯盟而复与他社者，是谓败盟，败盟者，七邑之人共讨之！”（注：佚名：《研堂见闻杂录》，284~28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复社立下的规条与课程，亦与盟词一样，只不过寥寥数句。长的章程连篇累牍，啧啧烦言，重复申述，务期使同人遵守。如李日华所创立的竹懒花鸟会，其章程就长达九条，尚不包括其他内容。当然，无论各种会社所定下的章程是多么的长短不一，内容歧异，然究其实无非是为了向世人或内部成员表明本社或本会的宗旨，以便让其成员共同遵守。这种宗旨也是各不相同。逸乐会的宗旨是：“凡我在会之人，有善相劝，有过相规，有疑事则相质，其有忧患，亦相与为力也。”（注：蔡清：《虚斋集》卷4《逸乐会记》，8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刘宗周创设的越上“证人会”，定下的宗旨是“所期长善救失，互相切劘，以无陨于名教，庶不至上辱先贤之灵”（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0《示诸生讼帖》，清道光刻本。）。顾宪成设立的“东林会”，亦定下了会约，先是高攀龙作序，“首列孔、颜、曾、思、孟”，这是为了明统宗；其次又列出《白鹿洞学规》，这是为了“定法程”，并在各方面对其会员进行申饬，“卫道救时，周详恳列”（注：许献：《重修东林书院志》卷2。）。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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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85 定下社规会约之后，就需要成员严格执行与遵守。为了保证这种社规会约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各类会社还在章程中制定了具体的奖罚措施，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本团体的纯洁性。陆世仪与同里人结成文会后，其列为首务者就是做到“严赏罚”。复社也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果社内成员犯有小错，就郑重向他提出劝告，假如犯有大错，则直接将其开除出社，摈弃不用。清初陈确所立之南湖“宝纶阁社”，在其社约中，明确指出朋友有过，需要“面正之于前，而非私议于后”，尤其是陈确所秉持之“恕于俗人而苛于同人”之论（注：陈确：《陈确集》之《文集》卷17《南湖宝纶阁社约》，上册，3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更可证明此社纪律相当严明。竹懒花鸟会在其章程中，对有故不参加大会者，尽管可以说出“不得已之故”，但仍然处以“酒赀二星”的处罚，将它送到直会处公用。胜莲社立有清规，对一些不执行清规的成员处以罚金，罚金“明载于籍”。如果当罚不罚，就要处罚会首。月会也定有戒杀等禁条，如果有人违反，重则罚放生银五分，轻则当时就要饮闷气酒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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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87 至清代，在一些工商行会如会馆、公所的规约中，对其成员的惩罚措施更为明确。在清末的行业会馆及公所条规中，尽管对会员退会的规则并无定议，但对同业者违反公议条规者则有惩罚措施，重则甚至“使其退帮，并请地方官惩治”（注：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98页。）。如在清末的湖南，在会馆以及各商帮中，同样订有“罚则”，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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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89 违反公议条规，则有处罚之法，此商事惯习，所以与法律相关也。湘省各业，罚则随地殊异，有罚戏者（一以敬神，一以鸣众），有罚酒席者（服礼赔罪），有罚钱及货物、或并罚戏罚酒席者（湘潭酱园，有浙南西北本四帮，公议货价，违者罚席四桌、戏一本，钱五千。又银业纯阳堂公规条七，违者罚钱一串，油一篓），甚者且革逐出业。如安化西帮药业，有犯规约者，革出境外。（注：《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会馆》，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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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91 可见，行会内部的惩罚方式多种多样。轻则采用诸如“罚戏”、“罚酒席”、“罚钱及货物”或者“罚戏”、“罚酒席”并行，重则“革逐出业”，使其不再具有从事同业的资格，甚而“革出境外”，使其丧失在本地立足存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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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93 当然，在商业行会的惩罚条例中，以罚戏最为普遍。下以清末杭州酒业公所为例，加以说明。杭州城内各家酒铺，绍兴酒的定价一向为每斤售钱28文。其后一天，东街新开某号酒栈，低价销售，每斤只售钱20文，引起同行的公愤。为此，经酒业公所会议，决定对此号处以罚戏三台。“上城在吴山城隍庙演出，中城在佑圣观，下城在弥勒寺。一时红男绿女，拥挤异常，真极一时之盛云。”（注：《沪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61页。）行会以罚戏作为惩罚措施，究其原因，大抵出于下面两个目的：一是罚戏均在公众场所演出，又当着众多观众之面，显然是为了起到广而告之的效果，以期引起同行的警戒。此即史料所谓的通过罚戏而“鸣众”。当然，罚戏在这一层面的含义之外，尚有“敬神”的另一层意义。二是通过演戏这种公众娱乐的方式，使惩罚措施显得更为人性化。对此，西人玛高温在《中国的行会》中的观察，显然符合当时的实情。他认为，工商行会喜欢把“欢宴”和“惩罚”搅在一起是一种“谋略”。换言之，这种寓惩罚于节庆之中的特殊方式，颇具中国特色。对被罚者而言，强制他们以戏曲、酒席招待同行，理应是一种耻辱，但同时他们作为筵、戏的主人，却又受到礼貌的对待，同样也会在被罚的过程中而感到心满意足。（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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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95 会社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大会，就要发出通告，以便让其会员及时参加大会。这种通告一般称作“传单”、“传帖”、“刺”、“檄文”、“小启”，有时又称“疏”或“疏头”。明崇祯五年（1632），复社召开虎丘大会时，盟主张溥就相约各个社长，“先期传单四出”。到召开大会的这一天，复社成员从四面八方陆续赶到。江西复社成员艾南英，在论学宗旨上与张溥、张采等发生矛盾，于是三吴的社长就“传单各邑共绝之”，将艾南英开除出复社。胜莲社每次聚会之前，总是先由会首发出“传帖”，筹集会费。竹懒花鸟会聚会之时，一般先在会前五日，由直会者发“刺”前往会员处，告知聚会的日期及地点。张岱设立斗鸡社，仿照王勃之行，亦作有一篇《斗鸡檄》，以此檄文邀请同好。此檄采用四六句的形式，引经据典，写得很有文采。（注：张岱：《琅嬛文集》卷3《斗鸡檄》，111~112页。）当张岱成立丝社或结会出游时，照例亦写下《丝社小启》或《游山小启》，通知同社好友。倪元璐设立一命浮图会，亦专门写了《一命浮图会疏》，在同好中流传。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会茶以后，拜盟结为兄弟，就请玉皇庙道士吴道官写了一个“疏头”，在神前发誓。清末广东商人在福建设立的行会中，其中的行规也提到行会开会时必须发出“通知”。（注：如行会行规云：“当行会须召开会议讨论会务时，应预先向全体成员发出通知。”（《中国的行会及其行规》，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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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97 这种传单或小启，有些可能与“揭帖”相同，也是张贴在通衢的墙上。关于这一点，尚有待于更多的史料加以证实。传单或传帖，通常是由专人送去，让全体会员传阅，所以在当时就有了专门的“传帖人”。在胜莲社中，如果其成员在这一天不能参加聚会，就要在传帖中注明，并派人给会首送去“赎生之金”，至于用在聚会花销上的“分金”，则可以免去。在竹懒花鸟会中，直会者将刺发往各成员处，参加者就在刺上面写上一个“知”字。如果要出远门，或很久不能回来，同样必须在刺上明白地写上不能与会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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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899 二、会社文书：社文书与会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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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901 在会社文书中，唐宋时期敦煌的社文书与明清时期的会簿，颇值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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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903 敦煌社文书包括《社司转帖》、《社司牒状》、《社条》、《纳赠历》及《杂斋文》等。在《社条》中，对社是怎样的组织有明确的表示。社条是由各个社按照《社条文范》写成的，因此《社条》文书有两类，《社条文范》是《社条》的摹本。《社条》由前言、社规和社人名单三部分组成，在前言中叙述结社的意义和目的；社规包括社的主要事业、社人的继承、退社条件及处罚规则等内容。所谓“纳赠历”，就是社邑举行丧葬互助时所记的香奠账目。社司转帖是举行丧仪、宴会时，由录事写成的让社人传阅的文书，可以说是个巡回传览牌。社司转帖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召集社人征纳物品的传阅通知，上面记载着要办的事情和集合地点、日期及对违背者的处罚等；二是向社人征集物品作为葬仪香奠的通知，上面记有赠物的种类、数量；三是协议会的通知。（注：相关的探讨，参见［日］长泽和俊：《敦煌平民生活与社的关系》，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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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905 在明清两代，会社内部除章程、规约外，现在保存下来的尚有大量会社内的会簿。除了在山西、安徽徽州、四川巴县发现了不少会簿之外，遗存于各地档案馆、博物馆以及散落于民间的会簿理应尚有很多。（注：在明清两代，安徽徽州的“文会”相当兴盛，同样保留下来很多文会会簿。如徽州府歙县呈坎的“潈川文会”，就存有《潈川文会簿》。参见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89~90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假若能够对这些会簿加以充分的利用，无疑将使我们对会社的内部结构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下面以北京的《法兴会簿》及四川巴县的《苏州会簿》、《清正会簿》为例，对会簿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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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907 上面所列的三种会簿，各具特色，显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细究之，《法兴会簿》所记者，是清末北京地区的异姓祭祀团体以及其内部的基本结构；《苏州会簿》所记者，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川巴县苏州籍客商的合会运转情况；而《清正会簿》所记者，则是清嘉庆十年（1805）四川巴县地方社会治安的互助组织及其相关的实施细则，藉此可观清代徭役互助的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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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909 法兴会所共同祭祀的神灵是“法兴”，这是一位巫师的法名，其真名叫陈思恭。生于明宣德元年（1426），卒于明正德三年（1508），民间百姓称之为“法兴爷爷”。清咸丰七年（1857），当地百姓16人“各出谷二斗”，在法兴诞辰之期，祭祀醵饮。（注：陈乐天：《法兴爷爷传》，陈东华：《法兴会叙》，均见廖三云编：《法兴会簿》，清光绪间刻本暨稿本。）法兴会员共计16人，分别为：陈胜龙、陈盛周、陈希仲、廖三云、陈东华、陈朝典、陈毓秀、李朝大、张大山、陈胜宝、陈茂仙、傅九仑、廖家熺、陈胜一、陈胜就、陈英华。（注：《法兴会簿·聚会人名》。）可见，法兴会成员以神主陈思恭的后裔为主，参加者适当包括北京郊区“窑上”这一地域的其他别姓家族成员，诸如廖、李、张、傅等姓。换言之，法兴会既是家族祭祀组织，却又突破家族祭祀圈，从而形成一个以地域为中心的诸姓联合祭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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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911 法兴会成立后，就公同编立印簿，共立“散簿”15本，以备十五会各执一本。其散簿编号之法，则以“法兴社皆敬公者，三五而盈，莫敢废也”15字编列。又立“坐簿”四本，由四名经管人各执一本，以“轮管递执”四字编号，录收簿名。（注：《法兴会簿·轮簿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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