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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05 此外，家族组织尚通过其他结社形式，藉此辅助地方官员的统治，明代的“延龄会”与清代的“族祠戒烟社”，堪称典型之例。如松江府人宋瑛，因为疾病而辞官回到家乡，才45岁，组织了一个“延龄会”，“合族子弟愿学者为馆谷教诲之，远方来受业者甚众”（注：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卷1《洪武至天顺间人物·宋桧雪》，见《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这是通过教育族中子弟而使自己达到“延龄”的目的。又如在清代，官方极力提倡戒烟，减价售药，限期戒烟，甚至官府设立戒烟局，以提倡民间戒烟。至清末，黟县知县胡汝霖联合当地绅士，创立了“族祠戒烟社”，以辅助官力之不足。（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3《黟县胡令汝霖禀批》，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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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07 3.社团与地方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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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09 在传统社会，地方社会的管理者的职责，通常是由那些准官僚性质的地保与庄长承担。值得关注的是，早在清代乾隆末年，浙江地方基层组织中地保与庄长之选充，究竟是由殷实户乃至有身份的生员、监生充当，抑或由无业之人充任，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那些“殷户”或生员、监生，无不将其视为一种贱役，不但有损于自己的家业，更不利于自己的科举仕进。事实亦确实如此。如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个州县，一旦殷实户充任地保一职，必须面对来自库吏、户书以及皂快、头役等人的百般勒索，承担“上头费”、“图差”一类的额外性支出，最终导致家业荡尽。至于浙江宁波、温州八府所属州县之庄长一役，殷实生员、监生充任之后，同样也会遭到衙门胥役的盘剥，不但索扰酒饭，甚至被勒索“吊庄钱”，日无宁晷。所以，那些有志于举业上进的生员、监生，担心因此“废时失事，阻其上进之路”（注：不著撰者：《治浙成规·禁止勒派殷实农民生监充当地保庄长》，见《官箴书集成》，第6册，387页。），通常亦不愿担任此职。其结局就是地保、庄长多由乡里中的无业之民充任，进而导致地方基层组织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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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11 殷实户抑或绅士阶层是否参与地方基层组织，确乎关系到地方自治力量能否有效发展。就此而论，绥远归绥县之“公社”与“甲会”的出现，部分改变了原本地方基层组织流于涣散的不良局面。从调查资料可知，归绥县所属各村，无论住户多寡，均设有公社，选任村内“丰富之家及素行端正者数人”，作为甲会，轮流值年。凡是遇到公务，诸如官差、兵差经过或驻扎之类，各个甲会就召集村人，到社会议。议定后，由甲会出首办理。若系蒙人杂居之村，蒙人亦各自立社。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1类《民律总则》，18页。）此类公社，因地、村而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地主虽易，而社不因之而移。故归绥民间有“走地不走社”的俗语。例如甲村某乙卖地与丙村某丁，如地属甲村，则某丁仍应在甲村应社，不得以地主属丙村，而社遂变更。此外，公社所需经费，通常称为“应社”。社之设立，以村之大小，人之多寡为准。而社费之摊派，以地亩为本位，地亩多者多摊，少者少摊，无地亩者，竟可勿用摊费。在通常情况下，主持公社事务者，则为甲会与村中之“绅董”（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1类《民律总则》，18页。）。绅董进入地方基层组织，无疑对地方政治性社团的改良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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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13 至清末，已经形成一种地方公事会议制度。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如清末史料记载：“照得城乡地方公事，应由绅耆、保甲、乡正、族长公同会议。如会议各有偏见，尽可呈告有司，听候示遵。”（注：戴肇辰：《从公三录·严禁标贴长红示》，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311页。）可见，这种地方公事会议制度的出现，已经将绅耆、保甲、乡正、族长各派势力纳入其中，尤以绅耆作为其中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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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15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在清末民初，由于在社会观念、经济活动、政策法律和参政权利诸方面四民平等倾向日趋明显，随之而来者，则是民间社会力量开始趋于整合，具体反映到经济社团上，就是出现了“四民共建社团”的现象。在民国初年的经济社团中，有些社团的章程就明确表示，入会成员不受阶级和阶层的限制，如“民生实进会”、“中国实业共进会”的章程，均规定打破“农工商政学”之间的界限，甚至“不分种族”，“不拘党派”。有些社团，由知识界和工商界联合组成，如“中国工业会”；有些社团由工商界、知识界和军政界联合组成。如此种种，无不说明至清末民初，这些由四民共建的经济社团，不仅在成员构成上真正实现了“四民共处”，而且在业务活动上亦达臻“四民平等合作，互动互利”（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虞和平：《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292~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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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17 （三）官民之间：社群与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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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19 社团对地方事务的参与，究其本质，不过是处于一种官、民之间的活动，这从根本上反映了社团所具官、民之间媒介的角色地位。据《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清末的工商行会随着自身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权限。这些行会的会首可以亲自出面，与地方官府打交道，商谈诸如地方税收的税额安排，消防队和民团的组织和训练，重要的破产案例，救济金的筹集和运用，孤儿院、救济所的管理控制等等事务。总而言之，这些工商行会在政治、贸易、宗教和社会方面的观点，使其身份地位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甚至影响深远。当把各种权力联合起来抵制某人或某事时，更是如此。（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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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21 若是考察社团所扮演的官、民之间的中间角色，无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是必须的，即民间自治力量的崛起、工商行会与地方自治的关系以及“合群”与“自治”的关系。唯有如此，方可对社团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功能角色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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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23 1.民间自治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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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25 社团的演变历程大抵已经证明，在地方社会中，民间的自治力量正在崛起并逐渐壮大。通过“水龙社”、“水龙会”、“水筹会”以及其他各色善会等社团组织，民间自行解决诸如火灾及其他各类灾害的救援与救恤事务。所谓的“水龙会”、“水龙社”，是清代民间的救火团体，以天津最为著名，而且其法相当完备。其设施为在城内外置备水龙48座，每座下辖救火人员200名，“人皆土著，按期练习武力，无事仍安常业，有事则一呼毕至”（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6《水龙》，3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水会”组织，后逐渐传入北京（注：清末人李虹若著有一首《水会》诗，云：“救火津门最著名，年来公举满京城。水龙到处无相让，各局彼此道虔诚。”（李虹若：《朝市丛载》卷7《都门杂咏》，15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甚至在徽州的婺源县，亦出现了“水龙会”、“水筹会”，“以拯火灾为目的”（注：汪开宗起草，刘汝骥审核：《婺源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94页。）。这种救火组织，进而扩展到江南的一些乡镇。如青浦县之章练塘镇，救火设施相当完善，全镇共贮备水龙六座，分别存放在晏公庙、观音阁、城隍庙、圣堂、同仁堂、惠世庵等处，遇警则就近取水救火。章练塘镇的“水龙社”创始于嘉庆、道光年间，当时分为东、西、中三处。其中西水龙社成立于道光九年（1829），各派“司年”10余家或20余家，每家司值半年，以次递衍。此外，再各分派“司月”一职，设立循环簿，订定规则。每年的五月二十日，各社每家出资宴集，并酌给脚夫酒食钱，用水龙演习救火一次。十二月初一日，为新旧司董交替之期，亦举行相同的宴集，但不演习水龙，通过拈阄的方式确定来年的司月。凡是值社之人必须贮备龙嘴，准备灯、锣，以防不虞。听到火警，则值社之人必先“鸣金告警，不至者罚”。次日，值社之人邀请各司月举行宴集，给脚夫酒食。龙嘴若有损坏，则醵资修理。光绪三十年（1904），吴子汲作为发起人，由商界集资倡办皮龙，以资捍卫，火政更趋完备，故里中火警“无蔓延之患”（注：高如圭原编，万以增重辑：《章练小志》卷6《拾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8册，140~141页。）。在清代，社仓即使为官方设置，亦必须强调由民间自己管理，才能使善事绵延不绝。如清代青浦县天马山社仓，按照过去的惯例，专门由地方殷实良善之家谨慎管理钥匙，而官府胥吏不再参与其事。（注：周厚地辑：《干山志》卷4《社仓》，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48页。）唯有如此，方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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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27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清时期在安徽徽州地区所广泛存在的“文会”，显然已经在官方基层组织、宗族、乡约之外，发挥其应有的教化与裁判之责。这些文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当地有名望的精英阶层。（注：如歙县“潈川文会”的会规规定：“入会必须科甲、生监，此外惟封君、武科得与，中丞公有手书存于旧簿。如以他途通籍，不得援草昧之日一二宽政以为口实。客籍入泮，必到家入会后方书名。如未归者，姑俟之。”（《潈川文会簿·会规》，转引自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89~90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他们除了有教化乡里之责之外，更有甚者，当地的文会已经具备了讨论和处理地方重大事务的职能，乡里若有争竞，经过文会的公正评判，其结论甚至会影响到地方官员审判的结果。（注：如史称歙县：“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府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许承尧：《歙事闲谈》卷18《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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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29 至清宣统二年（1910），正式成立了地方自治机构。按照当时市乡自治章程的规定，乡镇一级诸如善会、善堂之类的慈善事业，均由乡公所直接办理。（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3《营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44页。）可见，民间结社之自治努力，最终于清朝灭亡之前，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并进而纳入专门的自治机构之日常事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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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31 2.工商行会与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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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33 每当朝廷举行重大的捐赈活动时，那些工商行会的领导者亦即所谓的“绅商”，都是积极的倡导者乃至参与者，其义举通常也会得到朝廷的表彰。如光绪三年（1877），江苏海州、山东青州等处被灾；次年，直隶河间及山西、河南等处又发生自然灾害。为此，一些绅商纷纷捐银助赈。如上海之果育善堂，广东之东华善堂，浙江湖州之仁济堂，上海之丝业会馆，均好义急公，捐集巨款，分投赈灾，所捐之银不下50余万两之巨。为此，朝廷颁发神灵牌匾给各善堂、会馆，加以褒奖。（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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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35 在此基础上，许多地方自治的发端，均有赖于工商行会的组建。下以上海、牛庄两地为例加以具体的考察。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县绅士郭怀珠、李钟珏、叶佳棠、姚文枬、莫锡纶等向沪道袁树勋建议，为“自动整顿地方，以立自治之基础”计，拟创办“总工程处”。袁氏对此非常同情，就在七月初六日那天，照会许可，令其开会集议，拟章送核。最为关键者，就是在批复中有“拟将南市工程局撤销，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等语，说明地方绅商开始广泛参与地方公共工程管理。在此之前，上海本无所谓市政，相关的清道、路灯、筑造桥路、修建祠庙、举办团防等事项，均归慈善团体同仁、辅元两堂经办。尽管到了光绪二十年，成立了南市马路工程局，并于光绪二十三年改称为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但其组织既不完善，而且成绩更无足称道。直至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推行立宪之政，上海绅商得风气之先，就乘机提出要求，由自己独立承担地方上的事情。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焦点，就是如何“公举董事”。在八月十二日那天，郭怀珠、李钟珏、叶佳棠、姚文枬、莫锡纶等人，在学宫明伦堂开会，召集各绅商参加，将沪道袁树勋的意旨加以说明。事前，他们曾经请教过游学东西洋的法政学家，知道欧美日各国的自治规制，本非一蹴而就；估量当时上海地方情形，普选制度，还不能立即实行，只有“先就向来办事诸绅商中公同选举”的一种办法。于是，先约定善堂、书院、警务以及各铺段的各项董事于十九日开会，投票公举，得及格者30人。在此基础上，又订定各行商业各举代表1人，于二十六日在明伦堂召开第三次集会，投票公举，选出28人。此外，又选出众望所归者18人，将这些人的名单呈请沪道，由沪道从中选定总董、帮董、议董等，组织一个“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经袁树勋选定总董1人，办事总董4人，议董32人。同时，总工程局简明章程经官绅双方拟定后得以公布。随后，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总办翁秉钧将经管事项移交，沪道将总工程局钤记验发，该局最终宣告成立。现在再来看看该局职员名单，从中不难发现，其中大半都是商界领袖，并且很多是当时会馆公所的董事，如：总董朱佩珍，是四明公所的董事；议董姚文枬，是米业公所的董事；林增赉，是先春公所的董事；干城，是木业公所的董事；程鼎，是花业公所的董事；沈功章，是典业公所的董事；张嘉年，是米麦杂粮公所的董事。由此可见，他们无不是代表自己的行会组织前来参与地方行政事务。（注：《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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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37 再来看牛庄的例子。根据《海关十年报告》，牛庄口岸的行会，其职责大抵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负责行会内部的管理，诸如草拟和执行管理银号、钱庄、汇兑和集市的规章；而第二类则已经类似于西方的市参议会，诸如维持街道、公路、沟渠、水库（池塘）的秩序，掌管公共土地，保护商人，经办或协助开办慈善事业等。（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622页。）毫无疑问，就行会的第二类功能而言，显然开始广泛参与地方自治活动，进而构成地方自治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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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39 进而言之，清末的城市已经普遍形成了“都市共同体”。在城市里，各式各样的团体陆续得以建立，诸如同乡团体、街巷团体、园艺农民团体，其中尤以工商业者同行业组织的行会最为引人瞩目。换言之，行会已经成为城市的基础社会。在这些都市共同体内，无不呈现出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在行会内部，劳资对立相当明显，亦即既有资本的支配，又有工匠的抗争；另一方面，业内成员通过行会而形成共同体，并最大程度地追求集团自身的利益。以此为视角，则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地方都市萨拉齐堪称典型一例。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在萨拉齐这座城市中，地方官员几乎不再为市民做任何事情，而市民也尽量避免与地方官员打交道。为此，行会不得不开始承担起全部的市政事务。大自组织军队负担城市的守卫，小至孤魂野鬼的祭祀，举凡政治、经济、社会等涉及市民生活的全部领域，行会商人均负起斡旋之责。这种实体显然可以称为“都市共同体”，“具有和欧洲的自由城市相同的性质”。这就是说，城市一旦形成共同体，那么，地方官员就会把市政委托给行会，市民税亦仅仅规定总额而让行会负担，所有市政事务无不需要行会的合作。当然，正如研究者所言，尽管行会具有作为习惯的“权威”与“限制力”，但由于官方在法律上并没有承认行会的自治权，从而与欧洲的自由城市迥然有异。与此相应，都市共同体内市民的自治意识和权利义务的观念尚没有确立，于是只有作为存在总体的市民，而个体的市民自由的概念并不明确。可见，都市的自治仅仅是“村落自治的扩充，其自由的趋向并不明确”（注：［日］今堀诚二：《清代地方都市（县城）的构成》，见刘俊文主编，栾成显、南炳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明清》，543、557~5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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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41 3.“合群”与“自治”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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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43 揆之传统中国各类社团组织，其核心内容就是一种“合群”的精神，然而在合群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社团而得以确立“自治”的态势，显然颇为值得关注与讨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遵宪在《致梁启超函》中，对传统中国的“合群之法”作了理性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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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45 首先，黄遵宪认为，自尧舜以来直至近代，中国的百姓无不接受“人为独一无二之主义”的统治，他们对于政府不知有“权利”，实际上导源于对于人群不知有“义务”。由于百姓“政治思想”所限，即使“分之以权，授之以政”，非特不能接受，反而会“造邪说而肆谤诬，出死力以相抗拒”。社会变革的最终理想在于通过“作新民”之法，以达到“新吾国”之目的。而其关键则在于讲求“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群治”，而其中必须有“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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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47 其次，按照黄遵宪的观点，传统中国的合群之法，从宗族一直到秘密会社，尽管有合群之义，却各不尽善。宗族制度应该说较有规模，亦即所谓的“宗以族得民”。然宗族制度“仁至而义未尽，思谊明而法制少”。况且宗族在实际演变过程中，无论何乡何村，聚族而居者并不只有一族，讲画太明，必然导致“树党相争”，其流弊极于闽、粤械斗而犹未已。其他所谓的“同乡”、“同寮”、“同年”，以及“相连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大抵不过是势利之场，酬酢之会，不过是藉此通人情而已，卑卑无足称道。合群意识更为明显者有会馆、“业联”（即工商行会），然亦不足自立。在黄遵宪看来，合群组织中最有力量，且能一唱而十和，小试而辄效者，莫如“会党”。究其原因，会党在名义上最讲究平等，而其主义则在于“利益均分、忧患相救”。法不可谓不好，但“挟之以作贼，则殊可痛也”！黄遵宪认为，真正的合群之道，应该在传统中国宗族制度互相“维系之情”及会党“相友相助之法”的基础上，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在“群治”明确的前提下，开“民智”、昌“民气”，然后再“进以民权之说”（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2编《文录·图南社序》，上册，444~445页。）。如此的见识，既有对传统中国合群精神的有效梳理与吸收，又适当引进了西方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概念，应该说真正达臻合群之道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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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6249 近代各类学会的兴起，显然是突破了传统的合群意识，在“启民智”上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当然是赞誉者的观点。而在那些诋毁者看来，学会的出现，则是一种“侵官权”的行为。这显然是评论者之出发点有“公”与“私”之别。正如黄遵宪所言，若是“能以公理求公益”，那么学会之启迪民智之功不可磨灭；反之，若“以私心求私利”，那么对于那些“擅权恃势之官”来说，确乎有侵夺官权之忧。（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2编《文录·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上册，282页。）值得思考的是，由理智的合群之道，进而启迪民智，其中所带来的“侵官权”的效果，正好说明了自治精神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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