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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中国的社与会》一书写成后，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中国社会史丛书》（第5批），于1996年出版。首印五千册，久已售罄。其后，台湾南天书局将此书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丛书》（第11种），于1998年在台湾付梓。书出版后，承蒙读者诸君与学术界朋友的抬爱，多有揄扬，少见批评。有关拙著的书评，分别见诸大陆之《中国历史年鉴》，台湾之《明代研究通讯》，日本之《明代史研究》，以及法国之《汉学文献评论》。更让我铭感的是，我一直内心敬仰的日本著名学者夫马进教授，在其所撰名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此书曾获日本学士院大奖）的正文及后记中，多次对拙著予以绍介。此外，诸如历史、文学、法律、民俗学界朋友对拙著的广泛引用，以及被列为海内外知名大学的参考书，这也是令我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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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友谭君徐锋，青年才俊，喜读书，有识见。蒙其不弃，约我重订旧著付梓。定交之后，或电话，或电邮，或面聚，纵论剧谈，深获我心，且解我“道孤”之忧。拙著此次再版，有删削，有订正，有增补。相比之下，删削、订正者少，增补者多。增补有二：一是资料的补充。拙著自首次出版迄今，已有十余年，其间又积累了不少关于会社的资料，借此次再版，稍作增补。二是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拙著之撰，虽不敢贪“筚路蓝缕”之功，但所做的尽是些“采铜于山”的工作，这亦不必讳言。鉴于此，原先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参阅甚少。事实上，在拙著之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亦复不少。尤其是自拙著出版以后，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之《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以及台湾学者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之出版，显然已经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示范之作，这次一并加以补充参考，无不对拙著的增订再版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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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势利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早已不再是清静世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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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是非之地。在各种不合理的非学术性的评判标准之下，不少学者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所谓的“学术”，亦已开始两分，学者不再重视“学”，而是热衷于“术”，此即所谓的治学有“道”，从而使学术的本质发生“异化”。如此令人担忧的学术生态环境，显然与所谓的经济“盛世”不相适应。这无疑是老实的治学人所不愿看到的怪现象，却又不能不去面对。反观自己，面对如此之势，“呐喊”不得，却亦不曾“彷徨”，而是关起门来，躲到“螺壳室”中，去寻找自己的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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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治学，一向秉持“为己”的原则，而非“为人”。按此观念，无论闲暇时的读书，抑或写作，无不照着自己的性情，藉此避免取巧。治学唯有为己，方可乐学，避免奔竞，而后乐群。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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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心有怨悱，笔下自然啧有烦言，聊以自解，想必不会笔端招祸，并祈通人达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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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村夫陈宝良再记于缙云山下之嘉陵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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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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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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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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