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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板不是稀罕物,除了热闹之地,好些老旧寺庙、僻远驿站亦提供诗板——诗兴何时发作是不能自制的,于是唐人处处备好诗兴的载体,真是人性化的设计。题写诗板,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学历要求。任何人只要愿意,尽可以把自己的大作挂满一天一地。华夏蛮夷,男女老少,在诗板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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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佳作毕竟是凤毛麟角,劣质诗板太多,就有人站出来“替天行道”。刘禹锡离开白帝城时,途经一面诗墙,发现坏诗无数。这下刘禹锡挪不动步了,他停下来,就那样凭着一双手和一腔热情,摘下了上千块不入流的诗板,仅余几首杰作。这很像现代的论坛:大家可以恣意发表作品,也可以恣意对他人作品吐槽。而唐朝的“论坛”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敏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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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诗板,还有诗瓢。居于深山或清寂寺庙的人,平日与人接触甚少,写诗之后无法传播,便用葫芦小心翼翼装好大作,投入小溪、河流,任葫芦将自己的心血带向天涯海角。唐代僧人唐球曾在投放诗葫芦后写诗道,“斯文不沉没,方知吾苦心”,不求一举成名,只求有人倾听灵魂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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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诗屏,唐人将原创诗篇题于屏风之上,来家中拜访的宾客都能看到。但是,极懂成人之美的唐人,宣传的诗篇不一定是自己的作品。白居易就曾在自家的屏风上题写元稹绝句百首,元稹则将白居易的诗作题满寺庙的墙壁,因此白居易感叹说,“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元、白二人的诗歌太浅露,缺少反复回味咂摸的余地,素不为我所爱。但两人彼此间细密的情谊,我无从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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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端居耻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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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板也好,诗屏也罢,都是没有目标的随意宣传。而干谒,却是目标明确的宣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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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四海晏清。帝国一天比一天强大繁华,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天比一天壮怀激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在滚烫的时代精神中,再也没有人愿意蜷缩在故纸堆里咬文嚼字。终于,初盛唐的知识分子舍弃了六朝时独善其身的做法,昂首阔步走出书斋,挽起衣袖,企图兼济天下。他们走出书斋的第一步,便是携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或是文学作品,或是国事建议——去干谒政治、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大人物,希冀得到赏识和提拔,“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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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此画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众王会棋的情景。背后竖一屏风,屏风上绘唐代白居易《偶眠》的诗意图,这亦算是另一种诗屏。因诗末两句“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可知此屏风画中的屏风上描绘的是清丽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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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以前和以后,同样存在干谒。但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没有唐人的干谒来得骄傲和豪爽。唐代干谒者不像前代的干谒者一般扭扭捏捏,对于露骨地表达功名愿望,他们不以为耻,因为无法建功立业才是有志男儿的耻辱,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长吁问丞相,东阁几时开”。至于什么“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种陶渊明式的精神胜利法,在唐人中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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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干谒者乐于向当权者提出五花八门的建议,以最卑微的身份,参与最高层的决策,间接指点一国江山。譬如王勃十四岁即上书刘右相,他在书中称自己为“眇小之一书生耳,曾无击钟鼎食之荣,非有南邻北阁之援”,但就是这未有击钟鼎食之荣的渺小书生,提出了四条关于国之大事的建议。四条建议劈头第一条便是反对唐王朝讨伐高丽,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发动这样的侵略战争只是徒增平民的负担,于帝国荣耀毫无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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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唐寅《落霞孤鹜图》。画家自题“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对《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表示羡慕。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时便被人举荐为朝散郎,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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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通过这些建议得到当权者的欣赏,固然是好事;若不能,他们也不以为憾,国之兴衰匹夫有责,他们心甘情愿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在帝国崛起的历史里,没有人愿意做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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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对一则故事印象至深:北齐一位士族子弟极爱写诗,水平却惨不忍睹。众人为了戏弄他,总是假意称赞,士族子弟信以为真,时常大开筵席招待这些“文友”。但士族子弟的妻子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丈夫四处丢丑,于是屡屡哭着向丈夫进谏,结果士族子弟仰面长叹:“我才华之高,竟然连我的妻子都无法包容我了,何况路人?”这则故事最妙的地方在于它的标题,叫做“自诧才华”。自己都为自己的才华所惊艳,那是怎样一种境界?难怪被冯梦龙当作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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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自诧才华”者辈出:唐代干谒者不认为干谒是在谋求一己私利,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避免国家流失人才,才主动跳出来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让唐帝国发展提速,请快些重用我”。杜甫在献给韦左丞的干谒诗中就赤裸裸地表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张楚的自信不输杜甫,他说“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将两位大诗人的话大致翻译成现代文,杜甫说的是“我才华出众,所以一定要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张楚说的是“我的聪明才干,必须在关键职位上发挥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让没什么才的普通人去做吧”。干谒者之所以干谒,是因为他们笃定自己能为唐王朝添砖加瓦。如果他们有才干却不能身居要职,这是帝国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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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树穀《弄胡琴图》。画中描绘的是唐陈子昂的故事。陈子昂多次行卷自荐,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只好出奇招:陈买下价值百万钱的胡琴,邀约众人次日到某地听自己演奏。次日待众人围聚,他当众砸毁胡琴,再将自己的作品广散来宾。有了砸琴的噱头,宣传效果自是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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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中国历史上哪一句豪言壮语最使我动容,我会告诉你:不,不是秦代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鄙视王侯将相之后,也不过是想要做王侯将相;不是金朝完颜亮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他只是想要征服一个国家,将中原踏于足下;甚至不是汉代陈汤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细细想来,这句话的境界并不比“睚眦必报”更高。最使我动容的,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为只有他的理想,是让每一人都过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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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都是“自诧才华”,冯梦龙笔下的北齐士子缺乏自知之明,沦为笑谈;唐人却是怀揣鸿鹄之志、报国之愿,令人感佩。他们那些宣言,直到今天仍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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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有个很坏的习气,一味挑剔当权者这项做得不妥,那项行得不公,抱怨得理所应当。仿佛事不关己,仿佛一切丑恶现象都是官员们的责任,仿佛我们的责任就是抱怨官员。唐人的做法,比我们勇敢多了:如果政府做错事情,那我要尽一切力量告诉政府做错了;如果国家缺少好官,那我要站出来当个好官;如果我有能力让社会进步哪怕一寸,那我就用我的能力,去实现这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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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辞官才是高洁之举,求官都是蝇营狗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陈情表》,是婉拒朝廷安排的官职,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艰辛,表达要留在家中侍奉祖母的决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拳拳孝心感天动地。唐代员半千写给唐高宗的《陈情表》,是要求朝廷给自己安排官职,一句“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报国之心同样令人击节叹赏。而员半千一生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终不负“披露肝胆”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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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唐代干谒者——尤其是初盛唐时期的干谒者——之观念中,无论是一介小民还是达官贵人,都是在为他们深爱的王朝做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与那些名流显达是战友关系,一起为帝国的昌隆戮力同心,所以他们在干谒的对象面前鲜有自卑感;所以任华敢于教训大夫“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若你自以为身份比我高贵,就不以礼相待我这种人才,那么你内涵的深浅,世人就会有评断了;所以王泠然敢于威胁御史“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你要是贵人多忘事没有提拔我,待我奋斗到与你一个官阶的时候,你怎么后悔都没用了;所以李白拜谒高官韩朝宗时,作“高冠佩雄剑”的打扮,将自己的形象定格在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所以尽管干谒是想要得到提拔,但唐人做来全无摇尾乞怜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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