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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板不是稀罕物，除了热闹之地，好些老旧寺庙、僻远驿站亦提供诗板——诗兴何时发作是不能自制的，于是唐人处处备好诗兴的载体，真是人性化的设计。题写诗板，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学历要求。任何人只要愿意，尽可以把自己的大作挂满一天一地。华夏蛮夷，男女老少，在诗板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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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佳作毕竟是凤毛麟角，劣质诗板太多，就有人站出来“替天行道”。刘禹锡离开白帝城时，途经一面诗墙，发现坏诗无数。这下刘禹锡挪不动步了，他停下来，就那样凭着一双手和一腔热情，摘下了上千块不入流的诗板，仅余几首杰作。这很像现代的论坛：大家可以恣意发表作品，也可以恣意对他人作品吐槽。而唐朝的“论坛”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敏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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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诗板，还有诗瓢。居于深山或清寂寺庙的人，平日与人接触甚少，写诗之后无法传播，便用葫芦小心翼翼装好大作，投入小溪、河流，任葫芦将自己的心血带向天涯海角。唐代僧人唐球曾在投放诗葫芦后写诗道，“斯文不沉没，方知吾苦心”，不求一举成名，只求有人倾听灵魂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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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诗屏，唐人将原创诗篇题于屏风之上，来家中拜访的宾客都能看到。但是，极懂成人之美的唐人，宣传的诗篇不一定是自己的作品。白居易就曾在自家的屏风上题写元稹绝句百首，元稹则将白居易的诗作题满寺庙的墙壁，因此白居易感叹说，“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元、白二人的诗歌太浅露，缺少反复回味咂摸的余地，素不为我所爱。但两人彼此间细密的情谊，我无从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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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端居耻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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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板也好，诗屏也罢，都是没有目标的随意宣传。而干谒，却是目标明确的宣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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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四海晏清。帝国一天比一天强大繁华，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天比一天壮怀激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在滚烫的时代精神中，再也没有人愿意蜷缩在故纸堆里咬文嚼字。终于，初盛唐的知识分子舍弃了六朝时独善其身的做法，昂首阔步走出书斋，挽起衣袖，企图兼济天下。他们走出书斋的第一步，便是携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或是文学作品，或是国事建议——去干谒政治、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大人物，希冀得到赏识和提拔，“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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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此画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众王会棋的情景。背后竖一屏风，屏风上绘唐代白居易《偶眠》的诗意图，这亦算是另一种诗屏。因诗末两句“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可知此屏风画中的屏风上描绘的是清丽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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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以前和以后，同样存在干谒。但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没有唐人的干谒来得骄傲和豪爽。唐代干谒者不像前代的干谒者一般扭扭捏捏，对于露骨地表达功名愿望，他们不以为耻，因为无法建功立业才是有志男儿的耻辱，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长吁问丞相，东阁几时开”。至于什么“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种陶渊明式的精神胜利法，在唐人中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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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干谒者乐于向当权者提出五花八门的建议，以最卑微的身份，参与最高层的决策，间接指点一国江山。譬如王勃十四岁即上书刘右相，他在书中称自己为“眇小之一书生耳，曾无击钟鼎食之荣，非有南邻北阁之援”，但就是这未有击钟鼎食之荣的渺小书生，提出了四条关于国之大事的建议。四条建议劈头第一条便是反对唐王朝讨伐高丽，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发动这样的侵略战争只是徒增平民的负担，于帝国荣耀毫无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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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唐寅《落霞孤鹜图》。画家自题“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对《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表示羡慕。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时便被人举荐为朝散郎，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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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通过这些建议得到当权者的欣赏，固然是好事；若不能，他们也不以为憾，国之兴衰匹夫有责，他们心甘情愿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在帝国崛起的历史里，没有人愿意做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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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对一则故事印象至深：北齐一位士族子弟极爱写诗，水平却惨不忍睹。众人为了戏弄他，总是假意称赞，士族子弟信以为真，时常大开筵席招待这些“文友”。但士族子弟的妻子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丈夫四处丢丑，于是屡屡哭着向丈夫进谏，结果士族子弟仰面长叹：“我才华之高，竟然连我的妻子都无法包容我了，何况路人？”这则故事最妙的地方在于它的标题，叫做“自诧才华”。自己都为自己的才华所惊艳，那是怎样一种境界？难怪被冯梦龙当作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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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自诧才华”者辈出：唐代干谒者不认为干谒是在谋求一己私利，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避免国家流失人才，才主动跳出来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让唐帝国发展提速，请快些重用我”。杜甫在献给韦左丞的干谒诗中就赤裸裸地表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张楚的自信不输杜甫，他说“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将两位大诗人的话大致翻译成现代文，杜甫说的是“我才华出众，所以一定要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张楚说的是“我的聪明才干，必须在关键职位上发挥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让没什么才的普通人去做吧”。干谒者之所以干谒，是因为他们笃定自己能为唐王朝添砖加瓦。如果他们有才干却不能身居要职，这是帝国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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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树穀《弄胡琴图》。画中描绘的是唐陈子昂的故事。陈子昂多次行卷自荐，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只好出奇招：陈买下价值百万钱的胡琴，邀约众人次日到某地听自己演奏。次日待众人围聚，他当众砸毁胡琴，再将自己的作品广散来宾。有了砸琴的噱头，宣传效果自是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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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中国历史上哪一句豪言壮语最使我动容，我会告诉你：不，不是秦代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鄙视王侯将相之后，也不过是想要做王侯将相；不是金朝完颜亮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他只是想要征服一个国家，将中原踏于足下；甚至不是汉代陈汤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细细想来，这句话的境界并不比“睚眦必报”更高。最使我动容的，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为只有他的理想，是让每一人都过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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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都是“自诧才华”，冯梦龙笔下的北齐士子缺乏自知之明，沦为笑谈；唐人却是怀揣鸿鹄之志、报国之愿，令人感佩。他们那些宣言，直到今天仍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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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有个很坏的习气，一味挑剔当权者这项做得不妥，那项行得不公，抱怨得理所应当。仿佛事不关己，仿佛一切丑恶现象都是官员们的责任，仿佛我们的责任就是抱怨官员。唐人的做法，比我们勇敢多了：如果政府做错事情，那我要尽一切力量告诉政府做错了；如果国家缺少好官，那我要站出来当个好官；如果我有能力让社会进步哪怕一寸，那我就用我的能力，去实现这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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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辞官才是高洁之举，求官都是蝇营狗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陈情表》，是婉拒朝廷安排的官职，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艰辛，表达要留在家中侍奉祖母的决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拳拳孝心感天动地。唐代员半千写给唐高宗的《陈情表》，是要求朝廷给自己安排官职，一句“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报国之心同样令人击节叹赏。而员半千一生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终不负“披露肝胆”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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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唐代干谒者——尤其是初盛唐时期的干谒者——之观念中，无论是一介小民还是达官贵人，都是在为他们深爱的王朝做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与那些名流显达是战友关系，一起为帝国的昌隆戮力同心，所以他们在干谒的对象面前鲜有自卑感；所以任华敢于教训大夫“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若你自以为身份比我高贵，就不以礼相待我这种人才，那么你内涵的深浅，世人就会有评断了；所以王泠然敢于威胁御史“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你要是贵人多忘事没有提拔我，待我奋斗到与你一个官阶的时候，你怎么后悔都没用了；所以李白拜谒高官韩朝宗时，作“高冠佩雄剑”的打扮，将自己的形象定格在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所以尽管干谒是想要得到提拔，但唐人做来全无摇尾乞怜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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