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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唐寅《落霞孤鹜图》。画家自题“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对《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表示羡慕。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时便被人举荐为朝散郎，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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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通过这些建议得到当权者的欣赏，固然是好事；若不能，他们也不以为憾，国之兴衰匹夫有责，他们心甘情愿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在帝国崛起的历史里，没有人愿意做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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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对一则故事印象至深：北齐一位士族子弟极爱写诗，水平却惨不忍睹。众人为了戏弄他，总是假意称赞，士族子弟信以为真，时常大开筵席招待这些“文友”。但士族子弟的妻子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丈夫四处丢丑，于是屡屡哭着向丈夫进谏，结果士族子弟仰面长叹：“我才华之高，竟然连我的妻子都无法包容我了，何况路人？”这则故事最妙的地方在于它的标题，叫做“自诧才华”。自己都为自己的才华所惊艳，那是怎样一种境界？难怪被冯梦龙当作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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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自诧才华”者辈出：唐代干谒者不认为干谒是在谋求一己私利，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避免国家流失人才，才主动跳出来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让唐帝国发展提速，请快些重用我”。杜甫在献给韦左丞的干谒诗中就赤裸裸地表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张楚的自信不输杜甫，他说“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将两位大诗人的话大致翻译成现代文，杜甫说的是“我才华出众，所以一定要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张楚说的是“我的聪明才干，必须在关键职位上发挥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让没什么才的普通人去做吧”。干谒者之所以干谒，是因为他们笃定自己能为唐王朝添砖加瓦。如果他们有才干却不能身居要职，这是帝国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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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树穀《弄胡琴图》。画中描绘的是唐陈子昂的故事。陈子昂多次行卷自荐，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只好出奇招：陈买下价值百万钱的胡琴，邀约众人次日到某地听自己演奏。次日待众人围聚，他当众砸毁胡琴，再将自己的作品广散来宾。有了砸琴的噱头，宣传效果自是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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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中国历史上哪一句豪言壮语最使我动容，我会告诉你：不，不是秦代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鄙视王侯将相之后，也不过是想要做王侯将相；不是金朝完颜亮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他只是想要征服一个国家，将中原踏于足下；甚至不是汉代陈汤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细细想来，这句话的境界并不比“睚眦必报”更高。最使我动容的，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为只有他的理想，是让每一人都过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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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都是“自诧才华”，冯梦龙笔下的北齐士子缺乏自知之明，沦为笑谈；唐人却是怀揣鸿鹄之志、报国之愿，令人感佩。他们那些宣言，直到今天仍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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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有个很坏的习气，一味挑剔当权者这项做得不妥，那项行得不公，抱怨得理所应当。仿佛事不关己，仿佛一切丑恶现象都是官员们的责任，仿佛我们的责任就是抱怨官员。唐人的做法，比我们勇敢多了：如果政府做错事情，那我要尽一切力量告诉政府做错了；如果国家缺少好官，那我要站出来当个好官；如果我有能力让社会进步哪怕一寸，那我就用我的能力，去实现这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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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辞官才是高洁之举，求官都是蝇营狗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陈情表》，是婉拒朝廷安排的官职，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艰辛，表达要留在家中侍奉祖母的决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拳拳孝心感天动地。唐代员半千写给唐高宗的《陈情表》，是要求朝廷给自己安排官职，一句“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报国之心同样令人击节叹赏。而员半千一生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终不负“披露肝胆”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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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唐代干谒者——尤其是初盛唐时期的干谒者——之观念中，无论是一介小民还是达官贵人，都是在为他们深爱的王朝做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与那些名流显达是战友关系，一起为帝国的昌隆戮力同心，所以他们在干谒的对象面前鲜有自卑感；所以任华敢于教训大夫“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若你自以为身份比我高贵，就不以礼相待我这种人才，那么你内涵的深浅，世人就会有评断了；所以王泠然敢于威胁御史“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你要是贵人多忘事没有提拔我，待我奋斗到与你一个官阶的时候，你怎么后悔都没用了；所以李白拜谒高官韩朝宗时，作“高冠佩雄剑”的打扮，将自己的形象定格在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所以尽管干谒是想要得到提拔，但唐人做来全无摇尾乞怜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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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崎岖见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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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干谒之举中，有一种特殊的干谒，叫做行卷。何谓行卷？这还得从唐代的科举制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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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制科与常科。制科，为招非常之才而设定，名目纷杂，令人眼花缭乱，有文辞、经义、治道、军事、长才、拔取遗才、激励风俗等一百多种，无论你拥有的才华多么偏门，唐政府都为你提供了进取的道路；常科，顾名思义，乃是较为通常的考试科目，常科中最为主要的，是进士与明经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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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科有点像现代高考特招艺术尖子生、体育尖子生，且制科不是常设，每年或许有或许没有，全凭皇上高兴。所以虽然制科名目繁多，好像机会一大把，但绝大部分的考生仍然选择考取常科。而在常科之中，进士、明经貌似是平行并列的两项，事实上两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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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苏六朋《清平调图》。此画绘唐玄宗召李白作“清平调”的故事。李白通过多年的干谒活动，“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得到多人的赞誉和举荐，最后终于闻达于玄宗。玄宗召李白进宫作“清平调”，亦是对他文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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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明经科，及第与否的关键在于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只要你背得下大小经义，你就能登第；考取进士科，诗赋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考生的思考能力和文学素养成了决胜的法宝。无论考生头悬梁锥刺股死记硬背下多少诗文经义，写不得一手锦绣文章，就莫奢望在进士科中取得胜利。进士科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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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科比明经科考取的难度大得多，进士也就比明经的出路好得多。唐政府很清楚，死记硬背当然亦是一种才华，但死记硬背的才华与倚马千言的才华相比，终究还是落了下乘。安排官职时，进士就普遍比明经高出几段来，且社会各层也对进士抱持更高的评价与期许，这也算是进士的一笔隐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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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进士及第，声誉日盛。元稹钦慕李贺的才华，想要与之结交，便登门拜访李贺。但李贺毫不客气地将元稹拒之门外，理由是“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元稹你是明经登第，与我这个进士，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啊？进士相对明经，心理上的优越感不亚于小姐相对丫环。这段故事大概只是时人的胡乱编派，但再次证明在那个崇拜风流才子的时代，才华横溢的进士与死嚼书本的明经，在人们心中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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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也有明经通过不懈奋斗最终位极人臣的案例，但获胜概率比进士低得多。拿数据说话，唐代从宪宗到懿宗七朝中，共有宰相133人，其中104人都是进士出身。因此要想赢在起跑线上，非考取进士不可。只是，我始终以为，唐人之所以热衷考取进士，绝不仅仅因为进士前途光明，还因为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进士科是更为精彩刺激的挑战。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说得比钱穆先生更为精辟：“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不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不即不离地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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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热爱围棋，因围棋变化多端，每一次对弈皆是全新的冒险征程。仅是181枚黑子和180枚白子，纵横19道线形成的361个交叉点，就能制造出“千古无同局”的效果；那么近十万个汉字，可以排列组合出多少花样？终唐人一生，终所有人一生，也无法挖掘出文字所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字是比围棋更加迷人的游戏，足以挑逗争强好胜的唐人最末梢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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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读书人拼命打磨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但进士科的诗赋考试只一场，能在考卷上展现的才能不过九牛一毛。加之进士科的竞争极为激烈，大江南北莘莘学子，一年却至多录取三十来人。唐代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即一年又一年地考进士，若在五十岁能考中，都算是很年轻的进士了。由此可见，进士登第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了全方位展现个人才华，为了增加进士及第的可能性，“行卷”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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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卷，就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应试的举子们精心挑选代表自己最高水准的作品，递呈给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以求这些贵人能够向主考官推荐自己，或是提高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实名制”，也就是说，考卷不糊名，哪张卷子属于哪个举子一目了然。主考官评阅试卷之外，自然而然还会参考举子在文坛上的名声以及其他作品，甚至说参考都不准确——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决定着考场内的胜负。而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靠行卷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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