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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本书确定的时间与地点，还出于其他的一些考虑。不可否认，有关宋代的考古学上的材料既稀少又无特殊的揭示。12和13世纪生产的陶器相当重要，并且留下了数不清的标本，但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很少一点东西了，比如妇女的饰物、玻璃杯、漆瓶漆盒、彩绘枕头以及铜币等等。由于中国建筑所用材料的轻脆，竟连一件建筑上的碑铭也没有留传下来。能够向我们提供日常生活细节的，主要来自绘画作品。宋代的画家们的确喜爱描绘富家生活的细致场景或街景。在其他的这类文物当中，我们可以参考一幅表现了12世纪初叶之开封城的长轴，此幅长轴出自一位特别擅长描画城墙和车马的画家。[2]然而，很不幸的是，由于明代的画家特别偏爱收藏有关花卉、竹子和山水的画作，像这样具有生动写实风格的绘画作品留存有限，只剩下寥寥几幅原作（或更确切地说，是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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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古材料的欠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几乎可以说是丰富已极的文字材料所弥补了。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这类信息资源的骤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从10世纪初叶以来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教育的进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中间并不存在对于描绘琐碎细节的藐视，这一点与文吏大相径庭。至关重要的是，当时的史料在有关1275年前后的杭州城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多得惊人的信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涉及它的一切都记下来留给了我们：它的街衢、运河、建筑、官衙，它的市场及商业交易，它的节庆和娱乐……简直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竟可以事无巨细地将这座京城重现出来，找到人们做每一类买卖的精确地点，以及每一座寺庙的准确位里。我们甚至获知了当时最红歌妓的姓名、主要街道上铺路石板的块数，以及各个最佳的去处：诸如在哪一座桥边，在哪一家店铺，可以寻觅到最好的蜜饼；又在哪一条街巷有最好的房子待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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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粱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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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粱录》二十卷，作者是宋代钱塘（即今杭州市）人吴自牧，生平无从查考。书名取自唐人小说中的寓言“黄粱梦”。此书叙述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的情况，举凡山川景物、节序风俗、公廨物产、市肆乐部，无不详载，取材于嘉佑、咸淳《临安志》以及作者的耳闻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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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个城市来描绘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马可·波罗曾于那里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时值1276年至1292年间，也就是从杭州落入蒙古人之手起，直至他启程返欧止。在这段时间内，杭州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马可·波罗的回忆录中，其最长和最详尽的部分之一便是他对于自己离别的中国京城的回忆。那也是其最生动的部分。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衡量他这本书，它确实是基于一位蒙古将领的官方记载而写成的，后者自1276年年初起对杭州进行围攻。但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他仍然同样经常地利用了他个人的亲身感受。他的描述既有趣又朴实，其功绩不在中文文本所提供的记载之下。在他的描述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准确细节方面与杭州居民的刻画不尽相符之处。长期以来，此书的所谓拉姆索（Ramusio)版本遭到了怀疑，可是它在描述杭州城的细节方面却比更常见的版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Marco Polo)丰富得多，而且，在将其与中文资料相印证以后，我们也发现它的细节在大多数场合也与后者貼合得多。我们最经常援引的正是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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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补充一点：本书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而在许多方面又补充了完全崭新的信息。可供征引的二手材料极其匮乏，这是因为除了极少数研究家之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未吸引更多的作者。更何况，中文确乎是一种难于掌握的语言。也许，上述原因倒可以成为一个原谅本书种种阙失的理由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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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官方的人口调查，中国的人口总数在1060年至1110年间似乎翻了一番，而到了蛮族入侵的前夜——1126年，则达到了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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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当指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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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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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第一章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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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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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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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常会把事情安排妥帖。公元1126年，当马背上的蛮族女真人以雷霆之势攻占宋王朝的国都（即今日的开封，位于黄河流域）时，南迁便开始了。不过，当时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杭州注定会成为新王朝的行在。它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边远省份的省会，坐落于浙江口，距离主要的商道相当遥远。二帝及其廷臣，一行3000余人，被蛮族押送到沈阳以远的地方。一个逃脱的皇侄于公元1127年在南京称帝，尔后便在游牧民族侵袭之前望风而逃：有时候逃到长江中游的城镇，有时候再向东逃到扬州，大运河在那里与淮河相接；或是逃到长江右岸的镇江，江水经南京流到这里，又再向南逃到苏州，接着是杭州。这些地方的城墙均不足以抵御侵略。但相比起来，高宗多次停留过的杭州，却比长江流域的城池更易于防卫。若要抵达那里，须先经过一片布满无数湖泊和泥泞稻田的地区，这使得骑兵难于展开。在开封失陷10年后，局势恢复平静，中国划淮河而分为两半，淮河以北为蛮族所据，以南则属于汉人，而皇帝终于选杭州作为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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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之所以作此决定，既不是出于杭州城的重要性，亦非鉴于它过往的历史。只有南京才一度当过南方小朝廷的京城（公元317-590年），那里似乎更值得考虑被当作天子的居所。除了与受入侵威胁的地区有适当的距离间隔之外，杭州只有一个好处：它那令人流连的风光。城西的湖泊以及环湖的优美山势，使得它至今仍是中国最有魅力的胜景之一。人们在13世纪对它的描绘，虽然与某位学者的下述铺陈比起来尚不免相形见绌，却兴许足以引我辈入胜了：“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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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府图（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见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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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秀丽当然会在选都时成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而此事一旦定夺，它在地理形势上的诸般好处亦开始显露出来。在长江和东南沿海之间当时正有若干大商埠崛起（其中首要的当推福州与泉州），而就在杭州成为京都的同时，它也注定要成为蓬勃兴起的新的南部中国的大商业中心。考虑到当时的实情，杭州作为一个扩展中的城市，还是比古旧的南京更适于作为首都，后者正处于衰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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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并无热情去把杭州当成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直至12世纪中叶，皇帝及其廷臣仍然对是否要永久安身于杭州犹犹豫豫。他们不舍得花钱去改善居所，说只要能遮风挡雨便足矣。而只有较北县境中的官邸，才是皇帝以及主要行政机构惯常居住的地方。临时宫殿的主要门柱之间距，其宽度不超过一二百拃。[2]到1133年，才勉强决定在皇宫（以前的县衙）南门修造一条遮蔽路，以便百官在雨天中能不再于泥泞中穿行。而直到1148年，才又决定把宫墙扩建至东南方，但其中的建筑物仍然稀稀落落，且装修不足。两座主要的建筑物，高只有60英尺，宽则不超过80英尺。总起来说，它们并不比一所大的县衙富丽和奢侈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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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朝廷并未习惯于外省的生活，而长期对此持保留态度。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杭州城本身有任何抵触，而是由于100多年以来皇帝及其朝臣均始终怀有收复北方各省的夙愿。而杭州也从未获得过作为国都的名义。它只不过是皇帝的临时行宫而已——在中文中称为“行在”，而在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行在”—词均被改作Quinsai，或Quinsay、Kinsay等等（尽管杭州已被蒙古人占据，这个名词却一直与该城相连)。朝廷当时落脚于此，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种权宜之计的后果却是巨大的：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这座中等规模和具有外省特点的城市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庶和最享盛名的都会。在13世纪末叶，杭州城的生机勃勃、亲切美丽使得马可·波罗为之倾倒。他很少能领悟到，如此一座伟大的城市竟是从如此质朴无华的起点上发展出来的，他也想不到，宋代皇帝竟是如此半心半意地把它当成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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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的城址在宋代以前有过变动。在早些时候，由于考虑到缺乏足够的灌溉用水及饮水，曾有人想到过开挖一个人工湖泊，该湖将因修造一条堤坝截留住周围群山的水源而形成。到了公元7世纪，杭州城才最终坐落在现在的地方，位于一块1-2英里宽的狭窄冲积沃土之上，这块土地又夹在浙江左岸和那个湖泊之间，浙江由此通向入海口，而那个湖泊又在杭州城以西近2英里处。在7世纪初修筑的城垣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形而建的，它长11英里，从南到北大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这些城墙到宋时又向西南扩展，遂形成了13世纪的城垣。它开了5座大城门，运河即经此城门流过；又开了13座门楼，城市的大街直通这里。它们把这座城市定了型，以至直到13世纪居民们仍然常常根据这些城墙来区分城区和市郊。在有些地方，南、北城墙分开得好远，相隔超过了4英里，而东、西城墙却多少有点儿平行，把这座城市围在半英里或至多也只稍微超过1英里的空间之内。这些城墙以土和石块充填而成，可能以砖头铺面，高30英尺，墙根厚约10英尺。城墙上缀有堞口，并且很可能像若干其他城市的习惯做法那样，每月都刷白一次。[4]那13座圆形拱门之上均建有尖塔，其中3座位于城东的城门，并且由于处在该城易受攻击的一边，筑有更进一步的防御工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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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图（据《咸淳临安志》 见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