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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行政目的而设立的区域划分体系与杭州城的实际地理毫不相干。唯有城墙才是识别城市的标志，它把行政组织圈在其中，以防范叛乱事件。而一有战事，它也为周围乡村的农民提供保护。在那时，城市人口大幅度地增长。但商业活动却已开展到城墙以外，而城市则主要是行政和军事机构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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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的杭州，有相当数量的过剩人口居住在城外。而且，由于在长江中部流域有若干永久性的大型集市，所以商业中心就脱离开城墙圈，在距城有一段距离的河岸建立起来。杭州本身则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城市。它一度曾由于容纳了皇宫和中央政府的官衙而成为首都，它也是大型官邸的所在地，同时，在它的城墙之内又设立了两座较低级别的地方官署。此外，杭州城也是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两个当地的较低级别的行政官署统辖着城区、郊区和周围农村。不过，在其辖区内的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要远低于城市地区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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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凑巧，借助于12—13世纪间三个不同时期的户籍调查，我们知道了上述两个低级官署所统辖的人口数目。在1165—1173年间，户籍数为104699，这也就是说，如果每户4一5人的平均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则人口总数当为不足50万。在1241—1252年间，户籍数达111336，人口总数则相应地应在50万以上。最后，到1270年，户籍数为186330，也就是说，人口总数是在90万左右。[9]这些数字证明：在1270年前的二三十年间，人口总数在急剧膨胀。某位杭州居民曾这么说：“而今城中人口持续增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事实上，从户籍调查获知的数字必须被看作最低限度的，因为其中既未包括来访旅客，或许也未包括杭州的驻军人数。因而，在1275年前后，可以有把握地说，整个杭州地区的人口总数已逾百万。这个估计与当时作者们的说法完全吻合，他们中的一位说过：“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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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2世纪的前半叶，当朝廷刚迁都杭州的时候，该城的规模很可能与中国的其他省城相去无几。当时，城内的人口肯定不足20万。1126-1138年间，北方诸省的移民潮流使得居民人数陡然猛涨。由于这些新来者中的大部分均为逃自开封及北方诸省的高官显贵，故只得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地安置其住宿。他们在临时寄居之处忍受着不适。有些人则携其家眷住到了军营之中。但是，由于那附近卖淫业猖獗，对于上流社会的妇女们甚不适宜，故其丈夫们便被打发到城中去寻觅住处。[11]至于其他的难民，则被安置在杭州的佛寺及其周围，一道特别的敕令准许将此地区辟为临时的栖身之所。[12]此后，尽管兴建了大量新屋，但由于人口在持续和极其迅速地增长，加之城市及郊区火灾频仍，住房问题还是未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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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世纪中叶起，城区已布满建筑物，街面和巷道相互接通，似乎对中国人本身也属罕见。因为在大多数中国城市里，城内的建筑物一般总是相当稀落，城墙所圈起的往往是许多荒地、果园、花园甚至耕地。在7—10世纪成为唐朝国都的长安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该城所占的地面并不比今天的巴黎小多少。因此，杭州城内鳞次栉比的建筑，便显得气象非凡。该城的一位居民写道：“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桷，寸尺无空。”在马可·波罗之后若干年描写杭州的鲍丁南（Oderic de Pordenone)，则如此表达他对这座城市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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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再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圆达100英里，到处见缝插针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市郊的人口比市内还要多。该城共有十二座主要的城门，而在距每座城门8英里之外的地方，还各有一座比威尼斯或帕度亚更大的城镇，故一个人若在任何一处郊区走上6或8天，仍会觉得自己仿佛只走过了一小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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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地极端缺乏，而人口又在增加，势必要求建造多层的楼宇。这在当时还是件新鲜事。鲍丁南提及了8至10层的高楼，而各位阿拉伯的旅行家却较为谨慎。毫无疑问，说这些楼房为3至5层是更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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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一段文字似乎指出了，朝廷确实受杭州住房问题的困扰，故提出各种措施来鼓励房主将其房屋加高或建设多层楼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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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王还做过另外一件事。当他驱车遍游该城的大街小巷时……他突然发现两座堂皇宅院的中间有一座小屋……于是国王便问这所房子何以如此窄小……一个人禀告说，那所小房子的主人太穷，无力修造像别家那样大的宅院。国王随即下令由他自己出资把那所小房子修建得同样富丽高大。而设若那所小房子为某位富人所有，则他就要马上命令他将其拆掉。由于有了这道命令，在其王国的首都杭州，没有任何一所房子不是富丽高大，除此之外就是随处可见的大量巨型宫殿和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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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旅行家们如此屡次三番地提到杭州城的多层建筑，使得我们对它的存在无从质疑，尽管我们从中文材料中找不到这类信息，而只能找到一些朦胧不清的参证。还有，如果杭州的建筑和当时其他城市一样尽是些平房，那么令人困惑的是，如此划定的一个区域何以能够住下100余万的人口？多层建筑既使得杭州具有一种典型的城市风貌，亦极大地增加了其人口密度。从后一种因素来看，这种建筑模式对于一般生活方式和密切社会关系也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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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城墙外的城郊并未向外伸展太远：湖泊、河流和山岭阻挡了杭州的扩大。1270年左右，其人口密度大概是每英亩200人。南边的小山是富人的居住区，皇宫也坐落在那里。达官显贵们居住在面积为一万坪的小山顶上。[13]而那些在对外贸易中牟得暴利的商贾们则卜居于更南边的凤凰山。[14]那里的避暑山庄星星点点地掩映于花木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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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城墙内的低地位于宫城以北，而御街以外的贫民区的人口密度则达每英亩324人之多。多层楼房便建筑于此处，使得街面狭窄而拥挤。那些经过精心规划而横穿城市的大街、具有纪念碑风格的城墙与门楼、金碧辉煌的府第和寺庙，与狭窄的巷陌和嘈杂拥塞的贫民区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当然，这种反差并非于杭州所仅见。这在该帝国的所有城市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它似乎反映了诸种事务的政治现状，作为一种象征，它透露出——政府具有至上威权，众多百姓则在其阴影中过活，此外还有一些手执权柄却又无所事事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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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区的房子，正立面均极窄小，而进深却很大。底层通常都开设店铺或手工艺作坊。鲍丁南的笔录有时说到10层的房子，有时每座房子居住10户人家，这似乎指明，此种建筑无论有多少层，但总之是一家住一层。不管房屋是公产还是私产，租金都是按月交付。那些属于国家的房子由一个特设的机构——楼店务管理。有一段文字这样说：“楼店务在流福桥北，有官设吏令宅务合于人员，收检民户年纳白地赁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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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了解房租的数额，但既然房屋缺乏，而朝廷又屡屡颁令宽限交租的日期，就有理由假定房租对于城内居民来说乃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其中的一位市民曾述及，租金分为大、中、小三等。如遇因雪寒、淫雨、火灾等而祈祷恩典，“官司出榜除放房地钱，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日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经减者，遇大礼明堂赦文条划，谓一贯为减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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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火灾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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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多层楼房，既位于仅有小巷交通网的人口稠密区，又是土木结构。显而易见，这就使得火灾频繁，必须采取消防措施。在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火险都未尝如此巨大。确实，北方平原的古都中有宽阔的大街穿过，这些大街呈直角交叉，把城市划分成各个不同的街区。主干道的宽度超过300英尺，小街的宽度也在120英尺以上。这样，火灾便一般可以限止在特定的街区。不过，在北宋的国都开封，火灾也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由于人口密集，故除了从皇宫南门直通一座城门的宽大御街之外，其余街道均比唐代首都长安的街道要窄。因而，毫不奇怪的是，正是在开封人们首次发现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成立专门对付消防问题的组织机构。这种消防组织的构成是：每隔1500英尺设立一所警卫站，城中还设有若干水塔，常年由100名军士掌管，他们装备了一切必备的消防器材（刀斧、水桶等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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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消防组织的形式后来亦逐渐地被杭州城沿用。王朝的最初几年乃是一段改进时期，一位自开封南渡而来的市民尖刻地抱怨说，他看不到有远见的举措。在1132年夏历五月（即公历6月），他只能携其母亲和妻子及时脱险，来到了湖岸边。13000间房屋被尽付一炬，而他能够寻觅到的唯一容身之地便是周围的小山。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了1137年初，其时他又亲眼目睹了差不多同样惨烈的火灾，又有1万间房屋在烈焰中化为灰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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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哪一年不闹火灾，有时竟在一年内连出几起。这样，在1132年夏历五月、八月、十月和十二月，火灾烧毁了几处城区，而到了第二年，我们又注意到，在夏历一月、九月和十一月，火灾仍频频发生，而在十月竟惹出了两起。从开封来的难民提及，在1132年6月的一场大火中，火势在一个小时内便波及近2英里。同年8月，当局准许火灾中的受害者去城边小山的佛寺安身。政府告示还规定，凡贩卖竹子、防雨草席和木板者均可免于征税，另外房租亦暂停交纳。朝廷拨出120吨大米赈济穷人。类似的措施在每次火灾过后都要采取，而对于竹子和木材的征税亦会解除，其期限或为一年，或为数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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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137年的大火过去之后，短短几年便采取了更为得力的措施，已经仿效以前在开封存在过的消防系统了。有一份写于1275年前后的关于该城的描绘报告说，在人口稠密的街区已随处可见到望火楼。据推算，在城墙之内的人丁密集处有8座这样的望火楼，而在城外的地区则不超过2座。如果看到哪里有烟火升腾，楼上的哨兵便会发出警报，白昼以举旗为号，夜晚则悬灯为号，而旗帜或灯笼的数目则标志着发生火灾的相应位置。设若火起处在朝天门（这是一座业已废置的旧城门，御街即经此穿过）以南，哨兵便会举三面旗，如果此门以北起火，则举旗两面；而若是城墙以外有火险，只打一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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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火，杭州城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城内被分成14个区，城外则分为8个区。城内的消防军卒为数2000，而城外则有1200人。就像在开封府一样，他们装备有水桶、绳索、旗号、斧头、锯子、灯笼和防火衣。但是这些消防军卒并不是唯一被调用防集的力量；一旦发现火灾，杭州城的所有驻军均会被迅即动员起来。此外，负责街头治安的士兵亦须警惕火事。他们以4-5人为一单位（一铺），每隔二百余步则设有一铺，其主要职责便是“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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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城的消防措施，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看到的资料和宋代的中文记载并不完全吻合。我们不得不推测，这种消防组织在杭州被蒙古人占领后有所变化。对此的限制更加严厉了，而灯火管制亦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马可·波罗写道：“守望者们的职责是，在法定禁火的时刻到来之后，看看还有谁家露出任何火烛之光。如果他们发现到了，就会在其门上标上记号，而一大早房主便会被传唤到官吏面前，如举不出正当理由，便会受到惩处。同样，在法令禁止的时间内如果他们发现有任何人在街头乱走，亦会将其拘捕，并于次日清晨将其押送给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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