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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杭州有一家药房，专门向一般大众供应药材。这种发轫于12世纪初叶的机构，每年均要接受缗钱数十万的补助，此笔款项先由户部垫支，然后再由皇帝的私人财库如数拨还给户部。办事人员和药剂师都是国家官吏和雇员。在这种慈善机构中产生了最无廉耻的流弊。“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橐豪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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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诸城市特别是杭州城的奢靡生活，导致了新的需求。上流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均渴望增加收入。各级官员、皇亲国戚和后宫宦官，多将其资产投入经商性的事业中。不过从理论上讲，是严禁官员们进行任何此类活动的。然而，人们总是有可能借其他人的名义做生意，以免危及其官位。因此，我们从公元955年的一桩判例中得知，有些官员利用中间人进行代理，从事外贸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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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是最赚钱的行业，在1275年的杭州城区和郊区有好几十家。这种机构起源于印度，并由佛教僧侣引进中国，通常是为了巩固其寺院的经济实力，有时也为了个人财产的增值。不过，当铺为佛教徒所掌握的证据，在杭州不如在邻近的福建多。比如，在福建，教育、公益事业甚至地方财政都由佛寺资助。所以，杭州的当铺不是属于出家人的——借用一位当时人的说法，它们是属于“豪门富户”的——而且肯定与身居社会高位的人士（皇亲国戚、后宫宦官、达官廷臣）和富商巨贾有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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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北建造的防火并防盗的仓库，是另一项获利很大的收入来源。其高昂的租金备受批评，因为防止火灾和偷盗的费用恰和这两种灾祸造成的损失相等。这些仓库属于皇帝“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8]。同样地，许多住房被按月出租给穷人，许多店铺也是按月出租，这些肯定都是上流社会成员（其中无疑也包括官吏们）的财产。最后，少数位极人臣者在城北的长江与浙江入海口之间拥有大量田产。他们在朝中对于南宋帝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所有涉及土地改革的企图都会遭到他们顽固的反对。一些官员拥有足以使其过上豪华生活的私产，尽管他们的薪水并不丰厚，这就使之采取了更对国家保持独立的姿态。另外，他们的私人利益也可能与帝国的总体利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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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有宋一代，特别是在13世纪，在官僚阶层中有明显的堕落迹象。任人唯亲与官官相护，朝臣中的党争，对财富的聚敛，腐败现象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使得道德水准每况愈下。然而，科场却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考生。宦途便是光宗耀祖之门径，没有任何别的人生道路能提供如此出人头地和如此令人艳羡的职位。一位功臣有机会在其身后得到谥封，甚至名垂青史。最起码，他的墓志铭也会使其名声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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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集团中尽管时有冲突发生，但他们仍然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一个小圈子。而且，他们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趣味，他们行为举止的高雅礼节，以及他们享有的特权，也都使之与一般百姓泾渭分明。对于后者，他们持一种严峻的家长态度。他们之间大多都或亲或疏地相互结识，要么是通过以前的上、下级关系，要么是通过以前的同窗关系。那些一起通过最终科举考试的同年们，彼此的关系尤为密切。在金榜题名者和他们的主考官之间，也会发展出一种类乎师生或父子的关系。一位官员一旦出行，其同僚们在沿途便会向他表示温暖的友情并给予盛情款待。他的到达、探访及别离，都提供了设宴畅饮的时机，每个人也都会在席间大逞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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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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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的声望几乎全部被文职官员所遮掩。军队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无疑可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其一是可推溯到很古的舆论环境，其二是在宋代被突出出来的历史环境：中国文人反对穷兵黩武的传统。显而易见，从一开始就把战争艺术当作谎言的藐视和怀疑态度，乃是每一种文明借此而获得其特性的多种选择中的一种，这种态度赞同的人类行为概念是：把重心放在礼仪和道德规范上，而不是放在任何形式的直接行动上。至于历史环境，这对宋代来说还是比较晚近的事：从公元8世纪中叶起，政治上的急需和中央集权的式微迫使唐王朝坐视了地方藩镇首领的势力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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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林广记》载“步射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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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职官员丧失权力的现象，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局和战乱，直至10世纪末宋王朝建立始告终结。鉴于这些不幸的史实，宋代皇帝和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均敌视任何有可能鼓励军事权力的政策。哪怕是在被围困的城中，军事将领仍隶属于地方行政长官，或听命于朝廷特派的钦差大臣。相对于文官们而言，武将们大多出身寒微，有些人甚至来自百姓或农民阶层，他们因为四肢发达而付出了缺乏文学修养的代价，这也是致使文职行政人员对之抱有轻蔑感的缘故之一。文官武将之间很少有共通之处。最后，即使是在一般百姓中间，尽管正是他们最经常地提供兵源，也仍然瞧不起行伍之辈。有句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事实也确乎如此，从8世纪末开始，军队便主要从社会渣滓中招募人员，部队不再由义务兵组成，而是由雇佣兵组成。而士卒们既已知道周围都是轻蔑和敌视的目光，也索性全然不守军纪，滥用其膂力及权力。（在和平时期，军饷极低的士卒们便经营生意，此乃一种传统。参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有关长安“西市”的一段文字：御林军的士兵因卖丝绸而养尊处优。其中最强健者则成为卖艺者，表演角抵、拔河或举重。[9]而在13世纪的杭州，士兵们则营销米酒。）—当周围发生战事而供养不足，乡村便会遭士兵抢掠。因此之故，人们对本国军队的惧怕并不下于敌兵。在村民们看来，兵匪本是一家。正像马可·波罗说的：“他们对于官兵的厌恨，毫不逊于对大汗军旅的仇视，并认为正是官兵们才使得他们失去了当地的国王和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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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对穷兵黩武的反对已十分普及，但在有宋一代，军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而其装备也在持续改进。公元960年，军队总人数为37.8万人，到了接近公元1000年的时候，便增至90万人，而在1041年以后，竟达125.9万人。除了陆军之外，南宋王朝（1127—1279年）又建立了水师，以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诸城市。1130年，水师的总编制为11支舰队，3000名水兵，1174年，增至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了1237年，更达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10]陆军则由步兵和骑兵两部分组成，身着皮制或金属制的铠甲，习练弓箭、强弩、击剑、摔角与拳术等等。各种型号的弩炮有16种之多，由数十或数百人操纵，藉以抛掷石块、金属块、毒弹和炸弹。尽管当时尚未出现大炮，但火炮却于此期间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因而，从1130年起，战舰上即开始装备可以发射爆炸物的火炮。中国的军事史至今尚未被探讨清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有关此类问题的文本在本应很有内容的地方反而太过简略，另一方面，我们掌握的所有这方面的讯息均出自文官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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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型历史学家们对于军事事务的这种掉以轻心，会把人引向歧途。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在人类历史中，中国的军事史乃是最惊心动魄和血雨腥风的篇章之一。然而，历史学家们却往往倾向于将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一言以蔽之，比如用一个简单的评语——“洪祸”，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一场重大的变乱，成千上万的生灵可能因此横遭涂炭，而且可怕的饥荒亦可能接踵而至。要不然，历史学家们就会使用某类轻描淡写的惯用笔法，比如“某城失陷”，这几个字可能意味着难以名状的恐怖现象和不可胜计的英勇行为。一切的战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均伴之以大屠杀和残忍的可怖行径。而这些行径也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乡村大肆杀人放火并对城池进行长期围困。攻城者口中含枚以保持安静，并利用云梯、轮机和堆高的通道来使自己登到城墙的高度。不过，一般来说对一座城池的围攻是不可能奏效的，除非旷日持久地进行攻打，或者施行某类诡计，如允诺宽赦、威胁将使全城鸡犬不留、在城墙脚下张贴告示并用弓箭发射传单以使被困者士气低落、向敌人发伪誓以使之相信其诈降术、派遣间谍去努力分化瓦解敌方之阵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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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 南宋浮雕彩绘，四川泸县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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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尊镇墓武士，左边人像连座通高186厘米，头戴兜鏊，穿铠甲，着披膊，护腰以革带扎紧，足蹬长靴，手握利剑，威风凛凛立于狮子造型的基座之上，右边人像连座通高162厘米，戴交脚幞头，甲裳外着圆领战袍，披帛着靴，手持骨朵，敦实浑厚，立于祥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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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代时期烽火不断，尽管蒙古人于13世纪中叶已占领了四川，而且这些蛮族的入侵已波及长江中游的诸城镇，但军事事务仍然并非士大夫们的主要焦点问题。在一个版图如此广阔的帝国中，入侵的势力只能造成有限的毁坏，而且像仅仅波及城乡老百姓的战争那样并不经常带来恐怖。直到1275年至1279年间的最后崩溃期，那些一贯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军官们，仍然被文职权臣严格地统辖着。就算这些军官也构成了该帝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却仍然只处在上流社会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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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族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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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主要是由那些向国家输送文职公务员的书香世家组成。这类家族在宋代要比在前朝多得多，而到了第13世纪，其数目已达数万家。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东南诸路；有许多家族是富家大室，拥有大量田产。它们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而且，通过其在政府任职的家庭成员，它们也在帮着制订帝国政府的政策。这样的一批人构成了一个贵族阶层，手中握有皇帝赋予的大权，不过也免不了宦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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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文臣武将，他们或因功勋卓著而加官晋爵，或者干脆就只是因为取悦于龙颜而官运亨通；另有一些人，他们本人并无官衔，却能身蒙浩荡皇恩；又有一些人，乃是高官权贵们的姻亲，——所有这些人都合并进了那些生而为贵族的人中间，并构成了贵族阶层的外围延伸。那些皇帝国戚们，以及那些备受恩宠者们，通常都享有相当高的俸禄，要么由朝廷直接拨发，要么通过其田产上的岁入得到，而这些田产都是和官衔一起被赐予的。这些人和高官显宦们一起，享有法律上的特权，从而超然于一般法律程序之外，并免受普通刑罚之制裁。一件11世纪的轶事可以说明这种法律上的特权会使人获益到何种程度。事件的主角名叫范温，是个冒险分子。他因自己有一个已亡故的近亲而感到自豪，而且，为了加重自己的名分，他又将自己的祖母安葬在那位著名死者的坟中。数十年间，他设法躲避了普通百姓应服的一切劳役，而且总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他曾被判流刑，却又因行贿而获免。京城里的人为之义愤填膺，却又无人自找麻烦。一位高等司法机构的官员审查了他的案卷，但却在正要完成其报告时奉命调离，足见范温的活动能量之大。最后，只有御史台——它无疑更具有对抗暗中压力和反对腐败的能力——才得以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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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贵族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朝政呢？皇后、宠妃、公主、王子、幸臣等等，即使他们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也仍然处于可以影响皇上决断的位置。他们是在暗中施加影响，但这并不妨碍其影响的效果。宫闱的氛围是出名的适于施行阴谋诡计。皇室成员和皇帝之旁系亲属的野心和私利有时恰和中央王权的利益相冲突，在其他时候又和这个或那个官员集团的政策相符合。除了某种根据行为的礼法和根据一群体现了帝国之广泛利益的官员的举止所进行的纠正之外，这就是在杭州皇宫中占压倒地位的东方宫廷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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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除了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之外，还具有因财大气粗而获得的势力。皇帝的近亲们收入颇丰。因此，王子们——他们在13世纪大多居于杭州城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此外，这些贵族圈中的人们，特别是宫中的妇人和太监，都表现出了对于金钱的狂热追求。正像由历史过程中的许多事例所证明的那样，这在传统中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观察到，皇帝的后妃和富有的太监在杭州东北处拥有一些仓库，并将其租赁给过往的客商和城内的店主。毫无疑问，这些显赫的人物在杭州城内外也拥有许多其他种类的财源。由于他们拥有的财富之多，也由于他们生活风习的奢华，帝国的贵族们在中国经济中——特别是在杭州城内——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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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帝国还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角色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头号贵族，同时又是高层行政组织的首脑。他兼容了一对矛盾：一方是作为其近亲的贵族，另一方是身为士大夫的上层人物。上述两种因素构成了社会的高层，而皇帝则在它们中间受到折磨，有时候居间调停，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最核心的高层中成为冲突和敌对的玩偶。等到所有这一切都说完做尽的时候，到头来正是敌对集团的争斗决定了这位具有至上威权者的政策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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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双重性质体现在其职权的分化上。作为贵族集团的头领，正是他决定其近亲及其所封人物的等级、职衔和薪俸。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首脑，他又对官员进行任免，并且发布体现了帝国之一般政策的命令。一方面，他的礼仪行为牵涉到他的家族、他的祖先、他的王朝。但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又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有关。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同一种最基本的模棱两可：往往很难说清——他从自己的地位所发出的行动究竟是出于私人考虑还是出于公众考虑。仍然残留在一切帝国仪典中的有关君主之宗教责任的古老观念，也蕴涵着同样的含混不清。因此，每逢巨大的灾异降临，习惯上就要由皇帝举行一次忏悔。比如，在1201年，“临安大火，四日乃灭”，烧毁房舍5万余栋，宁宗皇帝便忠实于最古老的礼仪，“下诏自责……避正殿，减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