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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 山西繁峙岩上寺金代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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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场分布于东南诸路（江西、浙江、福建)，每一家皆有其独到的风格和工艺流程。杭州本地便有两家大陶瓷场。一家位于凤凰山脚下的皇城区内，专向宫廷供应有史以来的最上等青瓷，也拿出一部分来供出口。另一家位于天坛附近，大约在南城墙外1英里处。在福建沿海的最大港口城市福州也有一些陶瓷场，那地方虽然不如杭州富庶，但其地理位置却更宜于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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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丝与瓷的出口贸易有所增长，中国却从12世纪初就开始日趋贫困。贵重金属和铜钱流向国外，正证明了贸易上的逆差。中国人正在寅吃卯粮地过活，而且中国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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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奢华排场和寻欢作乐的狂热，在杭州城尤为强烈。那里正是宫廷皇室、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居住的地方。上流社会和暴发商人的富有和雅致，使得奢侈品的贸易至关重要。各个不同城市的著名特产均在杭城中心有售，要么在御街上，要么在御街边上。在那里可以发现苏州的丝绸，以及浙江南部海岸城市温州的漆器、经由海路远来的福建和广东的罐装茉莉花、产自位于鄱阳湖西南的城市南昌的扇子、产自江浙一带的著名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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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本身则以加工珠宝著称，其中有金银头饰、人造绢花、梳子、珍珠项链及耳环等。此外，杭州还擅长制造儿童玩具、金丝织锦以及印刷书籍。有位当地居民热心地为我们描述了每一样可以在杭州城内得到的名产，只是我们不可能跟着他去追记所有的细节。我们只要知道以下情形便足矣：我们可以在“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买到最好的犀皮，在“沙皮巷孔八郎头巾铺”或“三桥河下杨三郎头巾铺”买到最好的头巾；而买文学作品的最佳去处是“往大树下桔园亭文籍书房”；最后，人们可以在“铁丝巷笼子铺”买到用柳条编扎的笼子，在“官巷内飞家牙梳铺”买到象牙梳子，在“炭桥河下青篦扇子铺”买到折扇和绘有图画的扇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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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售特产或生产某一类名产著称的店铺和作坊，均竭尽全力地保持自己的声誉。其中有些家为百年以上的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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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须记住，此外尚有大量小店铺，它们销售普通百姓的日用物件，比如布匹、干鱼、面条、蜡烛、酱油等等。和那些有名的专门店铺与作坊不同，这些小杂货铺通常并不雇外人，只由店主一家负责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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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杭州城内的商业活动是人为地使之过于发达了。就我们所知，在京城内出售一家店铺的索价极其低廉。在12世纪，只需25贯钱便可盘下一间小杂货店。人们只要想到铜钱乃是街市上通用的最小货币单位，便会明白此价很平。在另一方面，商业的利润却相当高，在京城每天赢利达百分之一是常见的事。这种经济格局是：普通百姓的生计显然十分艰辛，结果致使店铺增多得过分，对此情况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会均制止不了。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一旦科场失意，而如果其家庭的势力又不足以为他谋求一个小小的政府职位，那么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盘一份生意来做。这种偶然成为店主的人在城里被称为“官人”，他们显然盘踞了更具独占性的贸易领域。人们决不会让一个良家子弟终老于屠夫或面贩的行当，而会让他去经营干熟药铺、文籍书房、刷牙铺（大致相当于牙医），或者去卖士子们所戴的特殊帽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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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这类小规模的贸易为数多大，杭州城内最主要的商业活动还要数对当时已如此众多的居民进行供应。我们看到，在城墙外有大约15个主要日常消费品的供应市场。仅稻米交易一项，每日即要成交数百吨，经营此业者有大商人、中间商、店主、脚夫等。该行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而且根据当地一位居民的记载，“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25]。米的种类不计其数，要遍知此中的事宜可真是一门艺术。让我们来列举一下，除了其他的种类之外，尚有“早米、晚米、新破砻、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秆、粳米、糯米、箭子米、黄籼米、蒸米、红米、黄米、陈米”[26]。批发和零售是分开进行的，不单米业是这样，其他的主要消费品如猪肉或鱼大概也是这样。《梦粱录》的作者吴自牧记述道：“且言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作价，经发米到各铺出粜。铺家约定日子，支打米钱。其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俵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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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工匠以及所有其他行业的成员们，均组成了和米业类似的团行。这类团行多得令人瞠目：珠宝业、刀剪业、金银打扱业、裱褙业、骨董业、蟹行、青果行、糖蜜行、姜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曰香水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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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团行经常分门别类地在城里的某个特定区域聚集，而如果同行业的所有商人和工匠均集中于一个市场，该行业的名称就会被原原本本地用来称呼那条街道。在杭州，某些行业一直处在该城的某—特定角落。因此，“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务算清盐钞引，并诸作分打扱炉鞴，纷纭无数。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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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不聚集在同一条街上的行业，也仍然具有它们的行会，因为组织这样的联合体大有好处。每一个行会都由一个头领主管，该头领对行会成员有普遍的控制力，谁有需求或谁尚未成家均可得到他的帮助，但他也坚持要求每一位成员必须绝对诚实可靠。在9世纪或9世纪以后访问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均一致夸赞中国商人的忠诚，他们中间的一位说：“中国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诚实得无可挑剔。”[29]马可·波罗也具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无论在经商活动方面还是在制造方面都诚实可信。”没有人会背信弃义自食其言；而且货物的制造被如此地关切，乃至于国家为监督它而制订了一些固定的标准[30]。行会是一种宗教性的组织，或至少是以相同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各有各的祭祀其行业神的年节，这些行业神可能是传说中的精灵，也可能是被神化了的英雄。每遇此种场合，行会成员均要聚饮一番，每人分摊宴会的费用，并展示他们的精心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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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商业行会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向商人和工匠们提供了一种协调他们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手段。一当政府当局有任何需求，无论是要征用舶来的货物还是作坊里的工匠，均会向行会头领提出。通过这种办法，政府便居中保障了适度的价格和工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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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的商人拥有他们所想要的一切：财富、奢华生活及影响力，但传统的等级秩序却仍然强行否定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因此就不难理解，他们的一个愿望是把自己的身价抬高到上流社会的水平上去。”资产化的士绅”（bourgeois gentilhomme)是普遍的现象，或者至少是一种必然会在某种社会形态中找到的存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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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地，船主、盐商和城中奢侈品商店的老板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其子弟受到良好教育；他们为之延聘教师，并冀望他们能成为士大夫。但对此也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具有官方性质：在理论上商人的子弟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但这决不是说在实践中就没有办法绕开它。第二个障碍则具有心理学的性质：富商子弟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去糟蹋掉父亲的财产。正像一句法国谚语所讲的：“老子敛钱儿子花。”如果说这种情况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经常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在中国的富商家庭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中国并无一种把节俭看作美德的经济信条，而且对于工作也远非像在基督教国家那样把它夸赞为一种善德，而是加以鄙视。身居高位者均不屑劳作，只发指示。因而，每一代人都面临着挥霍穷尽的风险，也显露出追求财富的无情冲动。杭州城内的纨绔子弟中无疑有许多人是出身于暴发富商的家庭，而看到他们的后代已能跻身于城中的时髦场所，对于那些看来始终耽于逸乐的父辈来说，自然是满足了其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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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在南宋王朝末年，即在蒙古人入侵的几年之前，国家决定开放大农庄，以增加对军需品的供给。为了替此项事业筹措资金，朝廷开始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均卖官鬻爵。肯定有不少商人借此机会为他们自己或者其妻子、儿子谋得了官衔。而另外一些人，则无疑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了田产上，这是一种有保障的投资，而且除非他们已经直接获得了某种官衔，则还可从此交易中得到一个决非仅仅是空名的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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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虚荣的暴发户还发现了进一步获得满足感的途径。他们就像茹尔丹先生[32]那样，仿效着上流社会的习惯用语和风俗，而且——用马可·波罗的话来说一假装起一副“严肃而庄重的行为举止”。这位威尼斯旅行家的以下寥寥数语，勾画了杭州城内富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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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店铺的大老板们从不亲手干活，相反倒是假装起一副严肃而庄重的行为举止。同样，正像我们刚才讲到过的，商人家的太太小姐们也都姿色动人；她们自幼养成了极其纤柔高雅的习惯，裹着绫罗绸缎，闪着珠光宝气，其衣饰的价格难以估算。而且，虽说先王制订的法律规定每位男子均需继承父业，但却又允许他们一旦发财之后便可免做体力劳动，因为知道他们会继承祖业，雇佣劳工来从事传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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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们有附庸风雅的愿望。在御街的大客栈和大茶馆的门厅和房间里，均挂满了寄卖于此的名家字画。一遇上儿女婚嫁之事，在布置宴会厅方面决不怕破费。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商人们为了显得有点儿文化味道，花去了不少钱财。他写道，商人们的房舍“造得漂亮，装饰也精美；他们喜爱装潢、绘画和建筑，在这方面的花销之巨，会使你为之惊叹”，不过，这是一种格调不高的艺术，由于它唯一的目的便是讨好暴发户的低下趣味，遂为了铜臭而贬损了其品质，并无真正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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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心理特征值得一提。在杭州城里发了大财的人们，还有通过海上或内河贸易发家致富的商人，都很热衷于慈善业。行善布施对于他们来说乃是弥偿其获财过多的一种手段，也是向神明交纳的一份税金。我们有必要摘录一段当时人就此的记载，即使只是因为它同时也揭示了大部分居民的极端贫困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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