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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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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抚养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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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孩子被教养得和气、文雅和恭顺。他们被教导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时必须学会乐天知命，并与亲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处。礼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甚至已经传播到了下层百姓之中。这种礼法反映了某种对人生的理解，并且自有其动人的魅力。这是因为，合乎礼法的彬彬举止并非单纯外在的形式，它还伴随着和唤醒着其表达的感情，——在它成为唯一准许的表达感情方式时尤其如此。由此，待人接物的规范就教导孩子们从中兴发出尊长敬贤的感情。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诲：在聆听父母训诫时不得还嘴，在长者（包括父母及其朋友和其他长辈）仍然站立时不得就座；在长辈劝饮时不得推托不喝。在从中亚发现的晚唐时期的文献中，有些教化德行的课本就包括了这类训诫。孝子、挚友和节妇乃是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人格理想，那些人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现了登峰造极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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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养的方式窒息了个性，并且倾向于塑造出顺应社会的刻板人格类型。这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心，也不易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据记载，体育运动到13世纪已经不大受提倡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身体锻炼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当时的上流社会还对从伊朗传入的马球投以极度的热情。无论如何，在13世纪，只有军队才演练拳击、角力、击剑、马球、射箭和蹴鞠了。宋代时期，在寻常百姓所喜爱的锻炼身体技能的游戏项目和为文人士夫所喜爱的贵族化的游戏（棋类、书法和文学）之间，恰成一强烈反差。为军事用途而进行技艺训练的情况已很罕见，且不受欢迎。这就导致了应召人伍者大多数属于文盲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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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到欧洲同时期的风习时，我们就不难想象马可·波罗对下述情况所表现的惊异——“[杭州]城内的居民天性热爱和平……他们对于如何使用武器了无所知，而且其家中也未备任何武器。[10]你听不到在他们中间有任何争执吵闹……男男女女都以诚相待、和睦相处，以至于你会以为整个一条街上住的都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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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之一。孩子们获准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巷尾尽情嬉戏。他们从不被责打，即使对付实在太淘气的孩子，也只不过是借妖怪之类的东西吓唬他们罢了。这些鬼怪之一称作“刘胡”，其肤色黑得就像一个印第安人或马来人。”杨大眼威声甚振，淮、泗、荆沔之间，童儿啼者，呼云：‘杨大眼至！’即止。将军麻秋有威名，儿啼辄呼：‘麻秋来！’即止。……江南人畏恒康，以其名怖小儿……”[11]我们只要看一看走街串巷卖糖果和玩具的小贩为数甚众，便可想见当时的孩子们一定是更经常地受娇惯，而不是受惩戒。直到孩子们长大到适于上学的年龄（大约7岁左右），他们才会被送进学堂，而富裕人家则会为孩子延聘家庭教师。另外，在杭州城内，还有专门为皇亲国戚开设的贵族小学。“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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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庭婴戏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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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设色 26cm×25.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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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活泼可爱的儿童在竹栏环绕的庭院中游戏，南宋早期儿童画精作。无款印，不见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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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这样一座商业性的城市中，也许会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他们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只有较穷困人家的孩子才会成为文盲。在郊区，这类的孩子从小就必须帮着家人拾柴禾、打井水和饮牛。而在城区，他们又得帮着父母做买卖，或是帮着母亲干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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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也许还有印刷术的传播（从公元10世纪起就有两种印刷版本的经书），均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南城镇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繁荣。这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参加官方科举考试的考生数量，而通过这种考试，官僚机构吸收了新的成员，统治阶层也获得了新鲜血液。杭州城内有不少小规模的学校，其教师为致仕官吏和科场失意者，他们靠学生家长缴纳的束脩过活。据说在该城到处可以听见朗朗读书声和阵阵笙管声。另外还有一些通常设在山林幽静处的私人书院，其间藏书甚丰，专供程度较高的学生修业之用。从11世纪开始，官学已不再只向贵族和高官的子弟开放。而到了11世纪末叶，在朝臣的奏议下，各路均开设了县学和乡学。这样，杭州城便兴办了一家府学和两家县学，均开设在官衙的围墙之内。再有，朝廷南渡至此之后不久，原来设在北宋首都开封府的3座高等学府亦迁至杭州，它们是太学、武学和宗学。除此之外还开办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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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庭婴戏图轴（宋·苏汉臣） 绢本设色197.5cm×108.7cm 台北故官博物院藏 苏汉臣早年曾当过民间画工，宣和年间被征入徽宗画院。擅长画佛像及人物，其中尤以童婴题材最为人所赞赏。在这幅画里，姐弟二人围着小园凳，聚精会神地玩推枣磨的游戏。旁边的圆凳上，草地上，还散置着转盘、小佛塔、铙钹等精致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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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等学府均占地很广建筑甚多，以供藏书楼、教室和祠庙之用。尽管太学所收的学生最多，但它仍可被当成其他学府的样板。在太学中有20间教室、15名学官和2000名住校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学生，在12世纪中期为数300名，此后增至1000名，而到了1270年，则增至1716名。医学相形之下是最少受重视的，所以同期的医学学生不超过250名或300名，学官也只有4位。上述学府每3年招生一次，入学考试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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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绘杂技戏孩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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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立学府的预算，以及某些私立学校的预算，均来自借助于土地收益所建立的基金会，这种做法无疑是受到了佛教团体之教育基金会的启发。这样，1142年建于开封的太学，在迁至杭州后，到13世纪末可供其使用的岁入总计达33600贯钱。太学生之食宿均免费。不过，那里的学规似乎相对来说也甚为严格：每月有一次小考，每年春、秋两季各有一次大考。当他们出门进城时，必须穿戴统一的制服。这些学生在家时，只被教导要尊敬和祭祀祖先，有时也包括默记一些佛教的经文。而到了太学里，宗教训练在其生活中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每所学院都供奉各自的主神、先贤和古代英雄，如后土神祗、神化了的名将、医师神应王等。而祭祀诸神的礼仪——学生在仪式中被要求遵循各种各样的仪规——似乎构成了学府之教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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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教育完成以后，所有的课程均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设计：把学生塑造成适应官方科场的考生。它们一般是以古代的经典著作为本，其语言古奥简朴，与当时通用的口语语言有很大差异。学生们终日沉浸在这些古代经典之中，变得不仅能谂熟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表达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经书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意象和文体，而能够在行文中驾驭它们又正是一位真正学者的标志。进一步说，机械式的训练被赋予了极度的重要性，一位优秀的学生须在心中牢牢记住主要的经典著作，并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诗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们的风格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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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件事揭示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苏轼极其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同时也告诉我们科场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巧——“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又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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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形式的艺术性质深为忧虑，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教育出审美家和业余的文艺爱好者，而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知识——质言之，人们并未为其在行政系统中的预定角色做好准备。以此观点来看，太子在13世纪中期所受的教育便可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据说，太子黎明即起，去向父皇请安。一个时辰以后，他回到东宫主持有关自己官中事宜的会议。然后，他来到书房温习经书和正史。傍晚时分，他再次侍立于父皇左右。皇上向他询问当日上午学习的功课，如其答复令人满意，便会赐其座位及茶水。如果不能令人满意，皇帝便会发怒，并令其次日重新解释同一段落。记述这件事的历史学家问道：在帝国的经济形势和外敌的边衅早已敲响警钟的时候，这样做不是有点儿舍本求末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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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经创办过州学和县学）曾于1071年上书痛陈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的谬误和阙失。他宣称，这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创立，完全是因为科场提供了晋身官场的唯一正常途径。可是，究竟还有什么能比强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关在书斋里以其全部时间和活力去吟诗作赋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须为政治哲学和实际行政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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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世纪初叶，实际问题无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样受到忽视。缘此，太子的老师于1193年交给了他一幅天文图，一幅中国地图、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和一幅苏州全景图（该城当时在中国是仅次于杭州的最繁华城市)。这位老师一再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对于侵占中国北方的胡人要怀有爱国主义的义愤。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提醒太子：根据儒家的优秀传统，自我克制和自我检省的德行才是立身之本。[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