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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庭婴戏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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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设色 26cm×25.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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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活泼可爱的儿童在竹栏环绕的庭院中游戏，南宋早期儿童画精作。无款印，不见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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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这样一座商业性的城市中，也许会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他们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只有较穷困人家的孩子才会成为文盲。在郊区，这类的孩子从小就必须帮着家人拾柴禾、打井水和饮牛。而在城区，他们又得帮着父母做买卖，或是帮着母亲干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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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也许还有印刷术的传播（从公元10世纪起就有两种印刷版本的经书），均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南城镇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繁荣。这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参加官方科举考试的考生数量，而通过这种考试，官僚机构吸收了新的成员，统治阶层也获得了新鲜血液。杭州城内有不少小规模的学校，其教师为致仕官吏和科场失意者，他们靠学生家长缴纳的束脩过活。据说在该城到处可以听见朗朗读书声和阵阵笙管声。另外还有一些通常设在山林幽静处的私人书院，其间藏书甚丰，专供程度较高的学生修业之用。从11世纪开始，官学已不再只向贵族和高官的子弟开放。而到了11世纪末叶，在朝臣的奏议下，各路均开设了县学和乡学。这样，杭州城便兴办了一家府学和两家县学，均开设在官衙的围墙之内。再有，朝廷南渡至此之后不久，原来设在北宋首都开封府的3座高等学府亦迁至杭州，它们是太学、武学和宗学。除此之外还开办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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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庭婴戏图轴（宋·苏汉臣） 绢本设色197.5cm×108.7cm 台北故官博物院藏 苏汉臣早年曾当过民间画工，宣和年间被征入徽宗画院。擅长画佛像及人物，其中尤以童婴题材最为人所赞赏。在这幅画里，姐弟二人围着小园凳，聚精会神地玩推枣磨的游戏。旁边的圆凳上，草地上，还散置着转盘、小佛塔、铙钹等精致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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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等学府均占地很广建筑甚多，以供藏书楼、教室和祠庙之用。尽管太学所收的学生最多，但它仍可被当成其他学府的样板。在太学中有20间教室、15名学官和2000名住校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学生，在12世纪中期为数300名，此后增至1000名，而到了1270年，则增至1716名。医学相形之下是最少受重视的，所以同期的医学学生不超过250名或300名，学官也只有4位。上述学府每3年招生一次，入学考试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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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绘杂技戏孩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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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立学府的预算，以及某些私立学校的预算，均来自借助于土地收益所建立的基金会，这种做法无疑是受到了佛教团体之教育基金会的启发。这样，1142年建于开封的太学，在迁至杭州后，到13世纪末可供其使用的岁入总计达33600贯钱。太学生之食宿均免费。不过，那里的学规似乎相对来说也甚为严格：每月有一次小考，每年春、秋两季各有一次大考。当他们出门进城时，必须穿戴统一的制服。这些学生在家时，只被教导要尊敬和祭祀祖先，有时也包括默记一些佛教的经文。而到了太学里，宗教训练在其生活中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每所学院都供奉各自的主神、先贤和古代英雄，如后土神祗、神化了的名将、医师神应王等。而祭祀诸神的礼仪——学生在仪式中被要求遵循各种各样的仪规——似乎构成了学府之教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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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教育完成以后，所有的课程均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设计：把学生塑造成适应官方科场的考生。它们一般是以古代的经典著作为本，其语言古奥简朴，与当时通用的口语语言有很大差异。学生们终日沉浸在这些古代经典之中，变得不仅能谂熟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表达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经书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意象和文体，而能够在行文中驾驭它们又正是一位真正学者的标志。进一步说，机械式的训练被赋予了极度的重要性，一位优秀的学生须在心中牢牢记住主要的经典著作，并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诗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们的风格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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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件事揭示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苏轼极其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同时也告诉我们科场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巧——“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又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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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形式的艺术性质深为忧虑，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教育出审美家和业余的文艺爱好者，而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知识——质言之，人们并未为其在行政系统中的预定角色做好准备。以此观点来看，太子在13世纪中期所受的教育便可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据说，太子黎明即起，去向父皇请安。一个时辰以后，他回到东宫主持有关自己官中事宜的会议。然后，他来到书房温习经书和正史。傍晚时分，他再次侍立于父皇左右。皇上向他询问当日上午学习的功课，如其答复令人满意，便会赐其座位及茶水。如果不能令人满意，皇帝便会发怒，并令其次日重新解释同一段落。记述这件事的历史学家问道：在帝国的经济形势和外敌的边衅早已敲响警钟的时候，这样做不是有点儿舍本求末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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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经创办过州学和县学）曾于1071年上书痛陈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的谬误和阙失。他宣称，这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创立，完全是因为科场提供了晋身官场的唯一正常途径。可是，究竟还有什么能比强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关在书斋里以其全部时间和活力去吟诗作赋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须为政治哲学和实际行政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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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世纪初叶，实际问题无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样受到忽视。缘此，太子的老师于1193年交给了他一幅天文图，一幅中国地图、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和一幅苏州全景图（该城当时在中国是仅次于杭州的最繁华城市)。这位老师一再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对于侵占中国北方的胡人要怀有爱国主义的义愤。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提醒太子：根据儒家的优秀传统，自我克制和自我检省的德行才是立身之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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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确实实，教育也并非总是纯然文学性和书卷气的。进士科当然是最为人们向往的，它考的是韵文和散文，而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并为高中者打开了一条辉煌的仕途。不过，此外还有更专门化和更技术性的考试科目，如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等，不必说还有武学和医学。另外，在私立学院所施行的教育中，还出现过其内容远远偏离经文的奇异倾向。一位11世纪的中国作者沈括告诉我们，江西人热衷于打官司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居然有了一本由以善于施行骗人诡计而闻名的讼棍撰写的书。是书一开始就列出了谣言惑众的例子，并教人们如何编造这些谤词。然后，它又讲了如何诬告，并在最后提示人们如何诱使别人犯下轻罪，以便抓住向其敲诈勒索的把柄。沈括还（似乎有点儿夸张地）补充说，这部书甚至在乡间私塾中被传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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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相当确凿：文学教育对女孩远没有对男孩那样重要，尽管女孩子也并非完全与此无缘，因为女文学家和女诗人亦曾崭露头角。宋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清照（1084—约1151)便是女性。甚至还有一位年仅7岁的小女孩曾被女皇帝武则天召进宫中，奉命即席以与其兄弟惜别为题赋诗一首。这首诗的题目是《如意女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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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路云初起，离亭叶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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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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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小女孩们主要还是要学习纺织和刺绣：织布是女人的传统工作。唯有那些预定要过卖笑生涯的女孩子才会学习唱歌和奏乐。在下层人民中间，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之外，妇女们通常并无固定的职业。她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属于实用性的，这件事本身也反映出了她们在社会上全然缺乏独立性和处于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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