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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上述礼俗尤为上层社会所严格遵循。不过，此类礼俗亦因地而异。在杭州，人人都想摹仿开封的旧俗。但据记载，它们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异，其中包括一项与开封原先的做法大相径庭的更改：在两家开始计议迎娶之事时，未婚夫妻被允许会面。而如果男方对女方不中意，还可以解除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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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其他一切重要事务之外，婚姻尚需媒人两头说合。媒人的装束因其社会地位高下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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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官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色髻背子，或只系裙子，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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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娶之礼，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忏，得吉无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明开，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家因定帖，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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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也。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红绿销金酒衣簇盖酒上，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五男二女绿，盛礼书为头合，共辏十合或八合，用彩袱盖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须掠，皂罗中缎，金玉帕环，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之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樽一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箸一双，葱两株，安于樽内，谓之“回鱼箸”。若富家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并以彩帛造象生葱双株，挂于鱼水樽外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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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缎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次日择日则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道曰方行送聘之礼。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缎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锭，谓之“下财礼”，亦用双缄聘启礼状。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而已。名下财礼，则女氏得以助其虚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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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聘送之后，节序不送，择礼成吉日，再行导日，礼报女氏，亲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盝、洗项、画彩钱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铺房，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方敢纵步往来。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其女家以酒礼款待行郎，散花红、银碟、利市钱会讫，然后乐宫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既已登车，擎檐从人未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檐作乐，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克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以压青阳煞耳。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本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遂以二亲信女使，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锦褥或青毡花席上行，先跨马鞍，蓦背平秤过，入中门，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迎入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富贵”……婿登床右首座，新妇坐于左首，正坐富贵礼也。其礼官请两新人出房，诣中堂参堂，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倒行；女挂于手，面相向而行，谓之“牵巾”，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毕，女复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房，讲交拜礼，再坐床，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钱、彩钱、杂果撒帐次，命妓女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毕，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结发，名曰“合省”。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绿抛纽，次掷花髻于床下，然后请掩帐。新人换妆毕，礼官迎请两新人诣中堂，行参谢之礼，次亲朋讲庆贺，及参谒外舅姑已毕，则两亲家行新亲之好，然后入礼筵，行前筵五盏礼毕，别室歇坐，数杯劝色，以叙亲义，仍行上贺赏花节次，仍复再入公筵，饮后筵四盏，以终其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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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在杭州城内时兴的婚礼风俗。任何人都一无例外地努力效法它。不过，由于各个家庭的钱财和地位并不相同，婚庆中的花费仍有大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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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婚姻结成的家庭联盟更多的是一种“外交上的”结盟，而非情感上的结盟。的确，新媳妇一过门，便很少与娘家有更多的来往。拜过天地之后，她立刻就算是婆家的人了。现在，她开始参加祭祀新家的祖先，并且必须孝敬公婆，侍奉夫君。她难得获准回娘家一趟，而且除非遭到休弃就不可能再加入原先生养她的家庭圈子。一位模范的儿媳妇即使在其丈夫早夭之后亦要与公婆住在一起并照料他们；倘若娘家的父母和兄弟为她安排了改嫁的机会，她也会引从一而终为荣。但无论如何，这种行为只是特殊的例外，所以才值得高度褒奖，我们理应推测，在一般情况下年轻的寡妇是会返回其娘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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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传统认可的出妻理由有若干条。我们应该注意它们的排列次序，以及其中的四条均意味着媳妇与公婆的关系跟她与丈夫的关系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这些理由是：不事公婆、无子、妒忌、恶疾、口舌和滥用婆家财物。不过，如果媳妇的亲生父母均已亡故，或者她已经为公婆的死戴过孝，或者这位妻子是丈夫在贫贱时娶来的而现在丈夫已经发达，这类出妻的理由便不再生效。最后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尽管婚礼的仪式非常庄重，但实际上婚姻并非如想象的那样是不可挣脱的纽带，只要彼此同意，仍然准许离婚，并没有任何宗教性的约束来保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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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来说，其最为人称道的美德便是谦逊、纯朴、贞洁和孝敬公婆。这种美德有时会被遵守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于是地方官员便会不遗余力地宜扬此类最典型的教化案例。《宋史·列女传》中就不乏这类的记载，比如：“郝节娥，嘉州娼家女。生五岁，母娼苦贫，卖于洪雅良家为养女。如笄，母夺而归，欲令世其娼，娥不乐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习织作组紃之事，又辄精巧，粗可以给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终为良，可乎？’母益怒，且棰且骂。”再比如：“朱氏，开封民妇也。家贫，卖巾屦簪珥以给其夫。夫日与侠少饮博，不以家为事，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夺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将行，一夕自经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为不义屈也。’吴充时为开封府判官，作《阿朱诗》以道其事。”朝廷对这样的烈女，会给予官方的奖掖。事实上，这种道德律令是受国家鼓励的。不过，只是在最边远的省份和农村，这种道德律令的约束力才最为强固。如果女儿犯下了丑事，那么，不管她已做了母亲还是仍未过门，都会被毫不留情地逐出家门。周密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在江西瑞州高安县旌义乡，有位村姑名叫定二娘。由于此女初已定姻，而又与人有奸怀孕，便被感到羞耻的父亲卖到邻近地方为婢女。[21]如遇事情紧急，人们有时也可能求助于堕胎药。根据《夷坚志》的说法，有位村姑在与一个人形的妖魔发生了关系以后，便借此办法打掉了胎儿（堕胎之后才发觉此妖魔不是别的，竟是隔壁人家的老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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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道德法则通常是很严厉的，反对越出妇道半步。一个女子，婚前需守身如玉，而一旦出阁，则应忠于丈夫孝敬公婆。只要有钱，其丈夫就有权利纳一个或几个妾，而她却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些竞争对手，哪怕连稍微显露一点儿嫉妒都不行。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不止有一位合法夫人的一夫多妻制，也仅仅存在于上流社会和富商大贾那里，中间阶层的男人，特别是寻常百姓家的男人，一般是没有那么多钱去讨几个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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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统礼教对妇女管束得很严，不过在城市周围，特别是在杭州周围，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化解了。让我们看一个有关该城妇女行为的极为明显的例证：“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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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凡事总是与其社会环境有关：这类风习在上层社会是绝不允许的。无论如何，夫妻反目的情况看来是很罕见的。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杭州城内的中国家庭显示出夫妻关系是极其和谐的。毫无疑问，这也是人们从小所受教养的结果之一，马可·波罗写道：“这里的家庭夫唱妇随亲密无间，女人从不嫉妒猜忌。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而一位男子若对一位已婚女子道出非礼之辞，便会被视作无耻的恶棍。”杭州城内富人的行为规范确实是谦恭有礼，不过妇女的地位也视其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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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图（宋·佚名） 美国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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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官显贵家的命妇和富商大贾家的夫人，过着悠游自得的生活。她们极少在大庭广众中公开抛头露面，而通常只是足不出户地呆在自家的府第之中。除了把时间打发在梳妆打扮以及统管家事之外，她们的活动就只剩下室内游戏和刺绣了。另一方面，小商人的老婆则积极参加做生意，她们管理账目并接待顾客。有些饭店甚至是由女性自己经营的。的确，可供妇女从事的职业并不多，她们可以当接生婆、媒婆、看护妇和干各种活计的佣人。然而无可怀疑的是：由于中下阶级家庭的已婚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她们在家中也就有着与其丈夫同等的权威。许多妇女深谙经营之道，她们充满了进取心，并且擅长于出谋划策。她们的能力有时不免会变成专横，贪婪和泼悍者亦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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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末尾处，我们有必要约略谈一下中国人的两性关系。在唐宋的传奇话本中，有不少一见钟情如醉如痴的故事。倾国之绝色、祸水之狐媚，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典型人物。然而，不论在何种情境中，爱情似乎总是有其千篇一律的方面：在情侣或夫妇间充满了至死不渝的忠贞。最为宋代人称誉的美女甚至显得千人一面。而唐代的女性理想类型则矫揉造作有失天真。贵妇和歌妓们总是在头饰、梳篦、项链以及更重要的脂粉香水方面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尽管这样，唐代和宋代的理想女性仍有相当的差异。前者把发髻精心地盘在头顶，显示了一种雍容华贵的美，而使8世纪中国北方的男人们为之倾倒；后者则纤巧、娇小而优雅。中国美女类型的这种转变，无疑是与人们行为方式和道德风尚的转变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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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杭州城内的奢华、财富以及一部分人的闲逸，再加上社交活动的频繁，故而这座大都市的环境就特别有助于促进礼节和文明化生活方式的发展。然而，这里也同样容易滋生奢靡与淫佚。文人士夫表面上总是装得循规蹈矩非礼勿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放纵自己，相反倒是只有加剧这种不检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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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记述道：“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术，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盖交感之道，必精与气接，然后可以生育。而偏僻之术必加系缚之法，气不能过，是以不能有子也。爱身者当慎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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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提供上述证据，人们也应当能够猜想得出，从穷人家娶来的成群小老婆并不单纯是为了替大家庭传宗接代的。而且，从身价不等的娼妓为数众多这一点，人们也不难推测：在13世纪中国杭州的城市生活中，卖淫业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马可·波罗也确实看到过，当时在中国已弥漫开来的淫佚放荡之风，乃是这个国家向外族拱手称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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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马可·波罗写道，决非勇武的斗士。他们贪恋女色，除此之外别无兴趣。皇帝本人更是甚上加甚，除赈济穷人之外，他满脑子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而这些蛮子的领地原本是很强固的，所有的城池都围着很深的护城河，河宽在强弩的射程之外。因此，设若此处的人们为赳赳武夫，这个国家原是不会沧陷的。但偏巧他们不善征战，才落得国破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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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在杭州城内淫佚奢靡之风四处蔓延，不过我们也不应忘记，中国和印度一样在性保健技术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些技术可以在道教的观念中发现，并且受佛教密宗的影响。中国性保健的技术被神秘化了，人们以为掌握了某些戒律，便可以达到“长生不老”，修成金刚不坏之身：而由于妇女的躯体能够收容阴气，便可以向男人提供为其自我实现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大多数的性行为都是为了使男子在与女性的神秘力量交合时得以保存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原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类采补之法却只能使人失去平衡焦躁不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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