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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宋史·卷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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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董作宾：《清明上河图·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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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中国的火葬习俗，参看C.Moule:《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4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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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梦粱录·卷十五·历代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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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第五章 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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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令与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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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的更迭让我们意识到时光的流逝。而某些异常的气象则使亲临其境者永志难忘，成为人生的路标。正因此，让我们首先谈一下杭州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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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杭州所处的纬度与埃及的开罗相同，但它在腊月底之后却时时经历酷寒的严冬。因而，在1186年，杭州城内连降大雪几达1月之久，积雪深10英寸。3年之后，又下了一场更大的雪，某诗人有句咏其事曰：“竹枝断，作异声。”1132年，运河与湖泊均遭冰封。一些从北方移居此地的人利用了他们营造地下冰窖的知识来储存冰块以备夏日取用，并且教杭州人掌握了此中的诀窍。但此后，一旦没能存下冰块供皇室之用，人们便利用快船日夜不停地将其从别处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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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季，细雨连绵，不见天日。此后，伏天（7月和8月）便接踵而至，而该城的全部活动都放慢了速度。穷人们身着夏季的短衫，坐在屋檐下纳凉，盼着能刮来一丝清风，要不便在入夜后于城中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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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则躲在其花园的凉亭中避暑。闷热的夏天乃是多雨的季节，但秋冬两季却往往滴雨皆无。秋季的干旱对收成最为不利，因为当时幼嫩的秧苗最需雨水浇灌。徐益棠曾经写道：“几十年来，从未有哪个秋天不举行祈雨活动。”[1]不过，杭州正像四川一样，几乎一年到头都充满湿气。而且，如果一句当地谚语可信的话，那里的天气是“雨夜便寒晴便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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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年4月9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在杭州的历史记载中肯定还可以找到其他例证）：“黄雾四塞，天雨尘土，入人鼻皆辛酸，几案瓦垅间如筛灰。相去丈余，不可相睹，日轮如未磨镜，翳翳无光采，凡两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桥东牛羊司前居民冯家失火，其势可畏。凡数路分火，沿烧至初七日，势益盛，而尘雾愈甚，昏翳惨淡，虽火光烟气皆无所睹，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庙墙，北至太平坊南街，东至新门，西至旧秘书省前，东南至小堰门吴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吴山上岳庙、皮场星宿阁、伍相公庙，东北至通和坊，西北至旧十三湾开元官门楼，所烧逾万家。”[3]还有其他自然现象影响到杭州居民的生活，比如每年9月在钱塘江入海口的潮汐。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主要是节令在人们心目中标记着季节的更替，产生了时间观念，并且在由12或13个月构成的中国年度中赋予时间以自身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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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法实际上是太阴—太阳历。宫廷的天象官把冬至后第二个月的朔日定为岁首。由此每年的日期都有所变化。比如，从1250年到1276年间，中国的阴历若与阳历相比较，其岁首最早是在1月16日，最晚却在2月13日。一年一般为12个月，大月为30天，小月为29天，故每年只有354天。这样，太阴年与太阳年的差别就需在每10年增加7个闰月来加以弥补（原文似有误，按农历置闰规则，应为每19年置7闰），所以有些年份就由384天组成。一年的每四分之一相当于一个季度，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并不标志各季的开始，而是各季的中点。正月、二月和三月被称为春季。不过由于增加了闰月，有时某个季节会包含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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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也曾在西历的影响下以星期来计时，但是由于他们钟爱秩序和均整，仍把每个月划分为10天为一单位的“旬”（每逢“小月”其“下旬”只有9天)。每一天又被划分为12个时辰，由一组可以循环的12个符号来标示。子时相当于从23点到次日1点。不过时辰又因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夜里的5个时辰称为五更，在城里由守更人击鼓鸣报，它们在冬季要比在夏季长。夏至时分，一更约为一个半小时，而到冬至时分则延长为两个半小时。根据另一套计时法，一天又可分为100“刻”，每一刻大致相等于我们所惯用的15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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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柳艇图（南宋·夏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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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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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柳堤回环，可以看到三层。岸边游船停泊，水上小舟来往，近处柳梢上露出酒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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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由朝廷确定日历，并把它印行和传播到整个帝国。根据最古老的传统，皇帝一直是历法的掌管者和规定者。对于农村人来说，日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载有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时间，并且提供了有关农事的详细信息。由于这种太阴—太阳年很难与实际的季节相符，所以上述信息就尤为重要。有些在一般百姓中间广为流行的日历是这样一种历书，它包括了有助于卜筮和确定风水的确凿细节，如当天在水、火、木、金、土的五行中属于哪一类，利于还是不利于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买卖、出行、殡葬、动土、洗浴等等），以及它在天干地支之循环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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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干地支是两组文字符号，前者包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样10个，后者包括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样12个。干、支相搭配，产生出60个组合符号，它们不仅被用来标记日子，而且被用来标记年份。这种60个一套的循环符号不仅为一般人所普遍习用，也为参照年号来确定年份的官方文献和史学著作所习用。由此，绍兴十三年若以干支纪年则为庚辰，相当于西历的1160年，而咸淳三年若以干支纪年则为丁卯，相当于西历的12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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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亚洲研究季刊》第18卷第3—4期上刊载了杨联陞的《中华帝国之作息时间表》一文，文中提供了不少信息，说明杭州人清晨起得特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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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若晴则曰“天色晴明”，或报“大参”，或报“四参”，或报“常朝”，或言“后殿坐”，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盖报令诸百官听公上番虞侯上名衙兵等人，及诸司上番人知之，赶趁往诸处服役耳。虽风雨霜雪，不敢缺此。每月朔望及遇节序，则沿门求乞斋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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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早朝时间在清晨5点或6点举行。早上7点就会被认为已经晚了。宫中击鼓宣告朝觐之刻开始。州衙和县衙则没有如此威严，在升堂时敲击铜锣或木铎。在办公开始时，政府官吏必须出席，否则便会挨打。一切公务均在上、下午处理。到了傍晚，官员们方得空闲。他们在闲暇时间读书、著文、游逛或下棋以为消遣。有时候，官员们还要在夜间值更，轮值的官员须将其名姓写在一份表格上。在北宋时期（960—1127)，管理四座皇家图书馆的官员惯于以肠胃失调为借口来推托值更的责任，故此皇家图书馆官员的花名册被称作“害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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