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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蹴鞠纹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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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称球为“鞠”,“蹴鞠”即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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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上述种种娱乐,并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人们在空闲时还会从事各种各样的户内游戏。这类游戏非常丰富多彩,为的是适应各种年龄及各个阶层的要求。有时在玩某些游戏时甚至还有男女之别。因此,秋千是专供年轻上层女性消遣之用的。而有时用铜钱来作筹码的赌钱游戏,则特别为下层百姓所钟爱,——尽管当局对此明令禁止。孩子们也当有他们的游戏,只可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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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有些游戏则为社会上上下下共同喜爱,比如“双陆”之戏。这种棋类活动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的,它由24个棋子组成,靠掷骰子来下。“打双陆”在宋代甚为风行。根据一位12世纪的作者的说法,“富人们的赌注是他们的奴仆和马匹……穷人们则谁输了谁付下一轮的酒账”。中国宋代所使用的骰子和我们西方人使用的一样,但其中的四点(相当于西方人的么点)却被漆成了红色。正因此,有一种规则和扑克牌相似的游戏便被称为“翻红”(turning up the red)。此外,我们还应提及骨牌、麻将,以及有东西南北四张王牌的纸牌,后者大约是于唐代在中国出现的。最后,在上流社会的传统游戏中,还有象棋和投壶,这两种游戏早在公元前即已出现,长期以来被用于进行占卜和神判。中国的象棋和国际象棋有关系,尽管在规则上有很大出入。投壶则需要很高的技巧,竞赛者需要让飞镖穿过一层鼓皮而进入很细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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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林广记》载“双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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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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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宋一代的各种文艺表现手法中,不论它们是诗词、话本、小说、类书还是歌曲、器乐或绘画,均可见出当时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普遍表现方式,艺术是为了审美家而存在于它独自的领域,而审美家则很可能会忽略上述那种琐碎的物质性问题,或者仅只是附带提及它,并未予以认真考虑。然而,在一项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中,我们却势必要把在时代、历史瞬间、当时的人际关系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所获得的精确性看成是不可或缺的,这既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又是为了得到理解诸种事实的前提。准此,我们究竟有无可能指出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对于艺术的影响呢?造成主题和风格变化的,是多种因素的一个复合整体。同时,也正是这个复合整体使得宋代的艺术和文学转向了它的特定追求目标。过去那种在书、画、诗、赋等方面无一不通的士大夫,越来越被专业化人员所取代。再加上从10世纪开始的印刷术的传播,以及售书行业的发达,话本、杂剧、傀儡戏和流行曲谱的增多,文学社团的形成,古董和艺术品买卖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新生事物都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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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因素中,影响最深远的显然是印刷术的出现。完全可以说,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得恰逢其时,因为当时正在扩张的社会阶层刚巧在试图通过学习而改进自己,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儿,是企求通过阅读来获得自己在聆听传奇和诗歌时曾经体验过的快乐。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地应用开来。正是社会变迁赋予了此项发明以正当的用途,否则的话,它就会被轻轻地忽略掉。我们就此所找到的证据是,事实上印刷术的最早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在8世纪以前,木刻板是被用来在纸上印出咒符、护身符和宗教小册子的,而最重要的是,它是被用来印制专供分发的佛像的;大量的此类可以被重复印制的佛像均掌握在佛教徒手中,以期产生惊人的宗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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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书影《孟东野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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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的技术发轫于佛、道两教的寺庙中,然后才在9世纪和10世纪由世俗阶层在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长江下游和四川西部进一步发展起来,在这些地区的百姓那里流传着历书、星象书和初级的字典。然而,到了公元932至953年之间,根据官府的命令,人们用木板印制了一版儒家的经书,而在此之前它只是被刻在石头上。在960至971年间出现了一部佛教经典,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内容包括经典原文、注释以及有关教规的著述。在10世纪中叶,人们曾尝试使用黏土、锡和木头来制造印刷用的活字。但是,由于书面文字数目巨大(中文的常用字在7000以上,不像拼音文字只需相当有限的印刷符号),也由于劳动力的便宜以及人们宁要精美的书法而不要印刷品的偏好,遂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延误了印刷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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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有流传的许多更早时期的著作才得以保存至今。这些印刷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令人惊奇的材料,证明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和13世纪中国人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决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历史。印刷术的发展并非可以验证这种比较的唯一证据。事实上,在西方和中国的上述发展阶段均出现了复古思潮,而这种复古思潮却又伴随着普遍的革新意识,无论在艺术、文学还是思想领域均如此。唐代的学者满足于解释汉代经学对于儒家经典的注疏,而宋代的学者却要对之进行再次释读和重新注疏。新的注释者是由新的哲学来支持的,古代哲人的思想被基于“性”(万物和人类的本性)和“理”(万物的内在秩序)来加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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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发现激起了艺术专门家和艺术爱好者的浓厚兴趣。在徽宗统治时期(1101—1125年),一些古代的青铜器和玉器在河南安阳附近出土了,它们被断代为发端于公元前两个千年纪之末叶,与1899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属于同一个时代。由此,论题十分广泛的目录、类书和文集出现了,它们中有论述怪石、玉器、古钱、墨块、竹子、梅树、荔枝、柑橘、香菇、各种花卉、鱼蟹的专文,有关于绘画和书法的论文,也有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一些还涉及域外的地理),以及历史学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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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第一部非官方的中国通史问世了。而有些士大夫为了消磨时光,则去编纂一些初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小册子,或者干脆去搜集治病的偏方。我们在其中可以读到诸如此类的笔记:“夏月热汤入井成冰”、“蜈蚣畏油”、“薄荷去鱼腥”、“枳实煮鱼则骨软,或用凤仙花子”、“油手以盐洗之,可代肥皂用”、“脚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纹面瓦片磨之”、“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姜子同食,或呷醋一口,或食芝麻尤妙”、“漆器不可置藁菜,虽坚漆亦坏”。[12]收藏、编目、博学或列举奇闻轶事乃是整个那一时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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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思辨方面的倾向有好几种。而其中为主的倾向则是在宇宙论方面的崭新兴趣,这原本是被古代儒家和中国人本主义创始者本人所轻视的课题。孔子认为,对于圣哲的反思而言,人是唯一适宜的题目。宋代的宇宙论思想是被在一些玄奥的图表中表达和综述的,那些图表解释了世界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宇宙论哲学的目的在于用一种纯粹中国式的关于整个宇宙的解释,来取代佛教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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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位大哲学家,他对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位哲学家便是朱熹(1130-1200),他是一种实在论哲学的创始人,该哲学将实体和本质收纳进一个总结性概念,此概念又与形式相对,或者依照这位哲学家所使用的中文表达方式,此概念是与赋予了每个单个生命以特性的“气”相对。不过,形式和实体并非互相反对而是相互补充。宇宙仍被设想为一个整体,它由变易不息和相反相成的原理所构成。中国思想拒斥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它认为如果宇宙的平衡还要保持下去的话,相反的东西就必须合作。在伦理学领域,朱熹思想的特点则在于强调教化和努力。其他哲学家的观点与朱熹对立,他们的思想体系建立在某种基本的直觉之上,而这使得他们与释家的禅宗或古代道家很相似。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和心灵合而为一。可大多数人却由于其愚昧而对此种同一性了无所知,他们的愚昧并非纯然出于智力上的差别,自私和算计更使之蔽而不明。只有真正能“超然物外的”个人,才能获得直觉式的理解,看到存在于宇宙和宇宙间生灵之中的深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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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宇宙观之扩展同时存在的,还有经由新形式之运用和新倾向之崭露而产生的文学繁荣景象。创造崭新文学潮流的,不再仅仅是上流社会的士大夫,还包括“资产阶级”和普通百姓。此一时期的文学,大量运用了既来自下层百姓也来自上层阶级的口语,这部分是由于口头文学传统所致,但即使是笔头创作,也更注重听的效果而非读的效果。说书者、职业剧作家和表演木偶戏与皮影戏的艺人们创作了为数甚多的作品,其中包括传奇故事、佛教传说、短篇公案以及有关三国时期或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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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雅集图(南宋·马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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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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