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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永远只是个弃我而去的梦境罢了,充其量只能在惊醒之余心怀悲凉地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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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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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话说回来,尽管寻常人们总爱笑话“痴人说梦”,但他们哪里知晓:其实真会“说梦”的,却不单要有很高的天分和灵气,还更要有极深的学养和定力呢!我在这里讲的绝对是发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因为倘非亲身尝试过,并使自己豪迈的学术抱负大受挫折,我还真领教不出做历史学研究的难处。事实上,随着文明进程的展开,人类不仅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历史经验,还更为了追记这种经验而发明了日益精到的“记忆术”。而果欲掌握这种“记忆术”,则绝非简单地开出“借鉴年鉴学派”或“追求哲学与史学之合”之类的大支票便能一蹴而就;相反,那需要不断积攒历史残迹的“碎布头”,然而再借助于“受控想象”来进行谨慎的织补。只可惜,面对着案头一部勾来抹去而迟迟不敢杀青的草稿(它希望通过对于宋代之社会总貌的案例分析来确立一种中国研究的崭新范式),我却只有油然兴叹道:相对于自己过去所受的训练而言,倘要论争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究竟何在,或许尚可放胆雄辩一气,但若要层层剥笋地将其下贯到整个文明系统的各个环节,使之织成一张埃利亚斯意义上的网络结构,还原出马克·布洛赫所讲的那种有血有肉的“总体史”,则实感左支右绌!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到要按捺一下自己心粗气浮的性子,先从最强调跨学科研究的“新史学”的故乡——法国,译介进来谢和耐先生这本详细描述南宋时期之中国“小传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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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译介这本书还有助于纠正下述肤浅的偏见,即人们(包括一些历史学的从业者们)往往误以为作史家的便不需太多的思想,哪怕是一味地“学而不思”,亦足可“安身立命”。但实际上,大家只要把那些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翻拣一通就不难发现:纵是在得以心游万仞之后,究竟能否循着年鉴学派所谓“问题史学”的家数,选出真正值得追记的殷鉴式主题来做,那还是很需要一点见识的。大家至今还不住地称道王国维的“选点准确”,正说明他何等地具备作为大史家的器局和洞见。同样,我刚刚看到谢和耐先生这本书的封面,就顿觉眼前一亮,领悟出它的作者到底不愧是唯一能够凭一己之学力来完成大部头中国通史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文明进程确有敏锐而透辟的历史感。所以,尽管同是在努力追忆,但此中仍能显出手笔大小,——关键在于你能否记住那些最值得记住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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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其令人叫绝的标题便很能说明问题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数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众所周知,宋代的重文轻武,或者说它的兼为中华文明的文修之峰巅和武备之谷底,乃是最令后人尴尬两难的历史经验,因为它最足以让中国人自弃,又最足以使其蒙羞,这一点恰如谢和耐所云:“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中国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的、坚执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之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本书笫4页)恰因乎此,后世的史学家,为着重现华夏文明的荣光而又避免其再度失落,便不能不一再地检讨赵宋王朝的沉痛教训。人们就这段历史的细部问题撰写了大量论文,比如设问倘无太祖之矫枉过正的“强干弱枝”当会如何,倘无真宗之姑息迁就的澶渊之盟当会如何,倘无荆公之变法失败所招致的积弱难振、党争不已及士风低迷当会如何,倘无徽宗之放纵无度而惹起的花石纲之乱当会如何,倘无高宗因苟于偏安而坐视权臣以“莫须有”的理由去自毁长城又当如何……毫无疑问,任何一桩历史大错的铸成,都是若干小错累积的结果,正因此,在历史学的个案研究中,人们就总会倾向于为过去的某项具体失误而追悔。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假如只盯住细枝末节,而将整个文明的衰落归罪到畸出于该文明自有规范之外的若干偶然变因之上(如某些似乎并非不可避免的国策制定、人事安排甚至领袖气质等),便很难从短时段中拔脚出来,高瞻到真正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历史规律。故相形之下,当谢和耐把临安的日常生活置于马背文明的恒久压力之下时,尽管他限于该书的论题而并未对游牧民族的铁蹄正面着墨,但其眼界却究竟开阔得多了。循着这条思路,人们必然会想到,假如一个社会共同体偏在边衅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居然还有心思去空前精巧化其生活艺术,使人“直把杭州作汴州”,恐怕其失落就有点必然性了。其实,当蒙古草原卷来的尘埃刚刚落定,马可·波罗便在其游记中替中国人进行检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他们贪恋女色,除此之外别无兴趣。皇帝本人更是甚上加甚,除赈济穷人之外,他满脑子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而这些蛮子的领地原本是很强固的,所有的城池都围着很深的护城河,河宽在强弩的射程之外。因此,设若此处的人们为赳赳武夫,这个国家原是不会沦陷的。但偏巧他们不善征战,才落得国破家亡。”正因此,我们就不单有理由说,宋王朝的覆灭乃是出于“自杀”而非“他杀”(借汤因比的一个妙喻),还应进一步去想:是否刚好由于这个审美文化恰在当时登上了辉煌的顶端,才注定要演出同样刺目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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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就有可能逼出中华文明的病根了。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中国人对生活所持的态度,相对更接近于拉丁民族中的最称贪图逸乐的法兰西。而如果有谁像我这样曾在所谓“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杭州亲身生活过,或者他业已读罢了谢和耐这本描述南宋行在之日常生活的著作,便更会对韦伯的这个判定印象深刻。令人扼腕的强烈反差是:一方面,《鹤林玉露》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恰因柳永歌咏“钱塘自古繁华”的《望海潮》流传甚广,才使“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但另一方面,又正如谢和耐所分析的,尽管“对于那些手执权柄、其爱国心又强到足以使他们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如所周知,中国人很有一套处世的哲学。”(本书第4页)假如我们进一步追问——这套处世哲学的底蕴到底是什么?它究竟何以致使那些古代社会的花花公子在如此严重的挑战面前忘却了应战?则无法不把心情向上回溯,将其归咎于早在轴心时代便已定型的中国文化的内在基因:作为一种以追求“无压抑境界”为其终极指归的审美文化,它必然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席勒意义上的“游戏冲动”,从而在康德所谓“主观之合目的性”的心态中体猃自由感,只可惜,这种审美愉悦毕竟只是得自主观世界中的和谐幻觉,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危机则必须被自觉地排除掉,所以无论玩心、玩文、玩世还是玩物都可能丧志,都有可能因“心外无物”而玩得“梦里不知身是客”。正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华文明的各个因子(无论是其大文化还是小文化)都是“造极于赵宋”的,则文明的“瓜熟”和“蒂落”在历史上同时出现就并非不可理解了。正所谓——“成也审美败也审美”:倘无前人在审美境界中的苦心孤诣,他们就创造不出至今尚令人如此陶醉的伟大古代文化,但也正因为他们在审美快感中的“一晌贪欢”,却又使这种文化无可避免走向了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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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因为这样,两宋的繁华才在后人心目中更像酣睡方醒的南柯一梦。众所周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以素为世所珍爱,恰是因其喧闹的画面曾为无数追忆北宋之盛世景象的人们圆了梦。同样,那些借文字来描述宋代日常生活的历史记述(不妨说是立体的《清明上河图》),也总是以一个“梦”字来点题的。其中,铺叙汴京者首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详陈临安者则首推吴自牧的《梦粱录》,——前者序曰:“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而后者亦序曰:“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当然,我们决不可以因为往事散尽,便武断说书中描摹的梦境并不足以给后人带来美感,而且,或许恰因其如梦如烟,朦胧缥缈间才更增添了一层惹人追思和向往的情致。然而,有了上面那一番检省,我们却总可以醒悟到:孟元老、吴自牧之流的忆旧之作,实不过是在“梦中说梦”罢了,——他们毕竟还没有看破古代文明成就的先天脆弱,毕竟还只是在徒自梦游着“太虚幻境”。所以相形之下,终究还是生于文明末端的曹雪芹悟性更高,因为他的《石头记》向我们表明,作者业已从千年之梦中大觉大醒。正如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所总结的:“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中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中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世间的最大的悲剧!”[3]呜乎——谁道“都云作者痴”呢:整个华夏审美文化的历程,不正像雪芹笔下的红楼一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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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可怕的还在于,倘非处在某个文明已是流水落花之际,人们便总是很难像曹雪芹那样蘸着血泪去为它写一个清醒的跋尾。我辈焉知后之视今,不若今之视古呢?所以我尽管在此撰文指出《梦华录》、《梦粱录》的作者是在“梦中说梦”,却讲不清后人是否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本身也是“梦中说梦”。由此我不禁记起在香港的酒店顶楼上体验到一番别样滋味:当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引着我去看楼下那一片圣诞灯火时,我却陡然间联想起徽宗时代汴京的上元灯节,不觉平添了无限惆怅。按说,若比起一千年前“烛龙衔耀,黼藻太平春”的盛景,香港的霓虹灯当然已是有过之无不及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文明似乎达到了更高的成就。可是,这一片比东京的螯山更辉煌的灯火,却又正是人类无情耗费有限资源的最好象征,所以谁又能断言——如今这种更加迎和放纵人类物欲的现代文明病得比古代文明轻?极而言之,只怕后人竞连像我们这样检省前人失误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今人很可能正在把整个的生存环境糟蹋一空,落了个白茫茫大地更干净!那么,人类的历史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衰落?活在现代的人们究竟是在醒中说梦还是在梦中说醒?自己此身究竟是蝴蝶还是庄生?……在一片恍惚迷惘之中,我无法不这样兴叹——梦来梦去,仍只有哲学家庄子才会说出最深刻最难解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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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今宵梦醒何处”呢?我却不得而知,竟至于连是否还能留下:“杨柳岸晓风残月”,也觉得“不可说不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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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谢和耐先生不仅慨然允许我翻译他的这本著作,还为我手头的原文复印件补齐了缺页,谨此向他表示由衷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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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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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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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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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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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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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法]谢和耐(Jacques Gemet)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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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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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时光·图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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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07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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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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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la veille de I’incasion mongole, 1250-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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