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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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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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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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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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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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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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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辨流 求本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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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有诗云：“谁擘岩扉石窦开，中流玉水潄苍苔。有时卷雪从天下，端是源头蓄得来。”[1]流水飞瀑，自有其源；理论政策，亦是如此。以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而言，她本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评估、评析理论政策的优劣、得失，显然需要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之下，探究其生发的本源、思想的渊源、实践的效果和未来的走向，然后才能得出科学、客观、准确的结论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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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历了昏暗腐朽的晚清和民国时代。这个时代，不单单记录着全体中国人的屈辱和苦难，同时也记录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可以说，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孕育、生长出来的。最早接触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并介绍、传播这门学科进入中国的学者，大多也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从康有为“平满汉、去种界”的上书，到梁启超“合汉满蒙回藏”的主张，再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判断，都是对一代又一代学人忧国之心、救国之志的历史写照。而处于同一时代的政治家或革命家，同样高度关注民族问题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从兴中会的“驱除鞑虏”到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从北洋军阀的“规复旧制”到孙中山的“国族融合”，再到蒋介石集团的“国族—宗族论”，各派、各系政治力量曾经先后提出了多种试图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方案和政策措施，但最后都未能也不可能结出现实的果实。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充分汲取了同时代学人的理论智慧和政治家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理论政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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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芳亮同志的这本书，对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民族政策的转化、变迁的过程，做了一个较为体系性的梳理，是一本严肃而又严谨的著作。作为一名在机关工作的年轻人，能够在工作之余，耗数年光阴执着于一事，实属不易。更为难得的是，这本书稿在方法上“朝”“野”兼顾、“史”“理”兼修，在内容上“内”“外”兼具、“正”“反”兼容。虽然错漏、不当之处可能在所难免，但对于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于民国时期民族政治和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了解而言，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做学问，不急于近利、不希图捷径，更不管中窥豹、不坐井观天，只是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思考，占有和掌握大量甚至第一手的基础性资料，再进行深入、严谨的梳理和辨析，溯源辨流，正本求真，这很难能可贵。也只有这样才会有所见、有所得、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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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梦。广泛地凝聚力量、汇集智慧，更全面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深入地研究和发展创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当代民族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肩负的伟大使命。祈愿更多青年学者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领域，潜心用力，发挥所长，奉献光热，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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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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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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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吴昌裔：《九吟诗·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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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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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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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开启了亚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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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位于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国从此陷入一个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相遇后，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一再败绩，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这是与儒家传统、道家理念、佛教伦理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甲午战争再次让中国人通过切肤之痛真正地认清了自己是“弱者”。眼见中国人即刻面临“亡国灭种”的万古劫难，谭嗣同悲怆地感叹：“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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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当如何想、如何做才能做到“救亡图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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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朝后期、民国初年中国各族无数官员、学者、军人们都在苦苦思考、反复探索的问题。中国从东亚“天下帝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个过程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督抚，下至民间的文人志士，凡是有爱国心和关心时事的人，无不参与到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和亿万民众生存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特殊时代。郑观应建议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战”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康有为提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主张改良维新；梁启超力主变法，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章太炎、邹容鼓吹“种族革命”，主张通过排满建立汉人新国家；孙中山则首先主张学习美国模式进行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对美国失望后又转向苏俄道路。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介绍进中国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各界人士提出的政治主张，大多是以上种种学术理念、政治光谱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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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大变局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大思路。反思历史足迹，对比国际经验，这是当年这些思想家们拓展视野和思路、寻求更新政治理念、充实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总之，系统了解清末和民国时期围绕“中国应当选择何种道路”这个大议题所发生的理论争辩，包括“武器的批判”的种种实践，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认识并理解这段重要历史的切入点，也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根源的思想基础。中国的近代历史是那么厚重！几代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绞尽了多少脑汁、付出了多少血泪！我们真是不应淡忘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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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了。近些年来，边疆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有所凸显，推动了学术界对于“民族”定义、中国“民族构建”模式的大讨论，并引发对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这些讨论和反思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把一些对核心问题的讨论追溯到民国年代。例如对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使人们重新审视1939年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所引发的争论；对孙中山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后是否仍然坚持“大汉族主义”，也出现一些评议；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最初提倡联邦制转变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对于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委，人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要回答这些理解近代中国“民族构建”过程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学者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对这段历史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以史料文献为证据，揭示这些文献背后的那些当事者的真实思想和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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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前，这一文献研究工作是难以预想和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文件档案今天仍未公开或难以看到，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觉间已经有大量历史文献正式出版，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1989—1992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1卷），1997—2013年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91—2000年出版；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985年出版。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自80年代以来也陆续出版。这些看似枯燥的历史文献其实蕴藏了许多值得发掘的重要信息。同时，一些民国时期重要学者的论著也在近些年编撰出版，如《傅斯年全集》，2003年出版；《顾颉刚全集》，2010—2011年出版。这些史料与文献的出版为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和政策演变史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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