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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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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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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开启了亚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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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位于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国从此陷入一个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相遇后，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一再败绩，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这是与儒家传统、道家理念、佛教伦理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甲午战争再次让中国人通过切肤之痛真正地认清了自己是“弱者”。眼见中国人即刻面临“亡国灭种”的万古劫难，谭嗣同悲怆地感叹：“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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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当如何想、如何做才能做到“救亡图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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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朝后期、民国初年中国各族无数官员、学者、军人们都在苦苦思考、反复探索的问题。中国从东亚“天下帝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个过程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督抚，下至民间的文人志士，凡是有爱国心和关心时事的人，无不参与到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和亿万民众生存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特殊时代。郑观应建议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战”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康有为提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主张改良维新；梁启超力主变法，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章太炎、邹容鼓吹“种族革命”，主张通过排满建立汉人新国家；孙中山则首先主张学习美国模式进行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对美国失望后又转向苏俄道路。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介绍进中国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各界人士提出的政治主张，大多是以上种种学术理念、政治光谱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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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大变局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大思路。反思历史足迹，对比国际经验，这是当年这些思想家们拓展视野和思路、寻求更新政治理念、充实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总之，系统了解清末和民国时期围绕“中国应当选择何种道路”这个大议题所发生的理论争辩，包括“武器的批判”的种种实践，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认识并理解这段重要历史的切入点，也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根源的思想基础。中国的近代历史是那么厚重！几代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绞尽了多少脑汁、付出了多少血泪！我们真是不应淡忘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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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了。近些年来，边疆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有所凸显，推动了学术界对于“民族”定义、中国“民族构建”模式的大讨论，并引发对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这些讨论和反思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把一些对核心问题的讨论追溯到民国年代。例如对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使人们重新审视1939年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所引发的争论；对孙中山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后是否仍然坚持“大汉族主义”，也出现一些评议；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最初提倡联邦制转变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对于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委，人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要回答这些理解近代中国“民族构建”过程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学者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对这段历史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以史料文献为证据，揭示这些文献背后的那些当事者的真实思想和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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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前，这一文献研究工作是难以预想和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文件档案今天仍未公开或难以看到，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觉间已经有大量历史文献正式出版，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1989—1992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1卷），1997—2013年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91—2000年出版；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985年出版。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自80年代以来也陆续出版。这些看似枯燥的历史文献其实蕴藏了许多值得发掘的重要信息。同时，一些民国时期重要学者的论著也在近些年编撰出版，如《傅斯年全集》，2003年出版；《顾颉刚全集》，2010—2011年出版。这些史料与文献的出版为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和政策演变史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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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需要面对的是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上面提到的，研究者是否能够看到各种重要和核心的档案史料文献，缺乏这个基本条件，一切无从谈起。二是在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些“禁区”，这些禁区让研究者无从下笔，动辄得咎，甚至令人对一些敏感题目望而却步、退避三舍。从我这些年的经验看，现在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许多历史文献和材料已经公开出版或能够查找到，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期望在这些方面主管部门的思想可以进一步解放，使民国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一些重要历史档案材料可以正式出版，这无疑将推动民国史的研究。另外，我感到有些传统的“敏感”话题也能够讨论了，比如我写的关于“民族”定义和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文章，有些杂志不能登，但在另外一些杂志还是能够刊出的。总体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包容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者自身了，就看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去查找资料、阅读文献和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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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负担很重。所在单位的各种指标性考核逼着他们不得不去申报一些“政治口号式”的研究课题，不得不去写一些“短平快”的文章，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质量却难以提高。但是，我也读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实实地讨论问题，引证了许多别人很少注意但十分重要的史料。我以前不认识熊芳亮，是从《中国民族报》上读到他写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感到他对文献和史料的发掘和独立思考超过我以前读过的相关文章。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读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更不了解孙中山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的争论，读后觉得很受启发。熊芳亮是国家民委的年轻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的专业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这就更为难得。从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一代年轻学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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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开始，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已经先后出版了十几本。当熊芳亮提出希望我为他的《从大清到民国》这部书稿写一篇序时，我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建议他把这部书稿放到这个丛书里。我认为这是一本在历史文献方面认真下了功夫的研究成果。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动荡，这部书稿特别注意以形势变化为历史背景来分析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设想的演变历程，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这部书稿中应用的一些概念和从文字解读中引出的一些因果关系是否适当，对一些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确，这些都是可以在今后进行讨论的。我想任何研究成果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是我们需要对年轻人认真做学问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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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关注的研究专题。我相信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人在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感到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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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写的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书稿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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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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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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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茉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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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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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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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1949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不过是弹指一瞬，却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波谲云诡的恢宏篇章。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所缔造的伟业、所经历的变局、所遭受的屈辱、所忍受的苦难、所激发的奋斗，无不堪称“三千年之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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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三千年之未有”的历史，不仅曾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的汇聚与总和，而且现在也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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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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