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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需要面对的是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上面提到的,研究者是否能够看到各种重要和核心的档案史料文献,缺乏这个基本条件,一切无从谈起。二是在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些“禁区”,这些禁区让研究者无从下笔,动辄得咎,甚至令人对一些敏感题目望而却步、退避三舍。从我这些年的经验看,现在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许多历史文献和材料已经公开出版或能够查找到,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期望在这些方面主管部门的思想可以进一步解放,使民国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一些重要历史档案材料可以正式出版,这无疑将推动民国史的研究。另外,我感到有些传统的“敏感”话题也能够讨论了,比如我写的关于“民族”定义和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文章,有些杂志不能登,但在另外一些杂志还是能够刊出的。总体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包容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者自身了,就看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去查找资料、阅读文献和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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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负担很重。所在单位的各种指标性考核逼着他们不得不去申报一些“政治口号式”的研究课题,不得不去写一些“短平快”的文章,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质量却难以提高。但是,我也读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实实地讨论问题,引证了许多别人很少注意但十分重要的史料。我以前不认识熊芳亮,是从《中国民族报》上读到他写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感到他对文献和史料的发掘和独立思考超过我以前读过的相关文章。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读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更不了解孙中山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的争论,读后觉得很受启发。熊芳亮是国家民委的年轻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的专业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这就更为难得。从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一代年轻学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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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开始,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已经先后出版了十几本。当熊芳亮提出希望我为他的《从大清到民国》这部书稿写一篇序时,我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建议他把这部书稿放到这个丛书里。我认为这是一本在历史文献方面认真下了功夫的研究成果。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动荡,这部书稿特别注意以形势变化为历史背景来分析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设想的演变历程,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这部书稿中应用的一些概念和从文字解读中引出的一些因果关系是否适当,对一些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确,这些都是可以在今后进行讨论的。我想任何研究成果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是我们需要对年轻人认真做学问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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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关注的研究专题。我相信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人在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感到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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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写的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书稿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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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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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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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茉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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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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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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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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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1949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不过是弹指一瞬,却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波谲云诡的恢宏篇章。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所缔造的伟业、所经历的变局、所遭受的屈辱、所忍受的苦难、所激发的奋斗,无不堪称“三千年之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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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三千年之未有”的历史,不仅曾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的汇聚与总和,而且现在也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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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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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曾经的现实,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地方、每一刻时间,无不是历史的延续、未来的过往、偶然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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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说,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会引发太平洋上的巨大风暴;历史学家说,古代埃及一个女人[1]的鼻尖,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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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曾言,“六经皆史”,故“学者最紧要者,乃通知史事”。笔者虽难妄称“学者”,却凭借这一点朴素的认知,在数年前发下宏愿,幻想着一定要穷己之力,弄明白公元1644—1949年这三百余年间,中国的民族政策经历了哪些变迁,它又对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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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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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说,关于新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与解读成果,不可谓不丰;投身其中、造诣非凡的学人,亦不可谓不众。作为后学之辈,恬不知耻地许下如此宏誓大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近年来“反思”“质疑”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言论及相关争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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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笔者并没有民族学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在民族院校求学的教育经历,因工作需要才比较系统地学习、认知、践行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学界的“反思”“质疑”及其论辩,确实曾给笔者在思想和认识上带来极大的困扰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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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引发笔者困惑与困扰的并不是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正确性”“正当性”的争议,抑或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应该“政治化”还是“文化化”的道路选择与方向分歧——作为一名公务员,首先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认知——而是出于对“反思”“质疑”从何而来、因何而起的学术追问。在笔者看来,“反思”“质疑”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客观、公正、深入地探究引发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才不会人云亦云、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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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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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许正是探究和窥视这一社会现象的最佳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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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工作时开始接触、学习民族学的著作和文章起,笔者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国民族学史的理论构建有一点“异样”。这个“异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史”在某种程度上的模糊与缺席。在某些关乎史实的表述中,有的时候“欲言又止”,有的时候“语焉不详”,有的时候“旁顾左右而言他”……同时,一些明显悖于历史常理、违反历史常识、缺乏历史根据的观点与看法,却一直在“以讹传讹”,而且“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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