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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关注的研究专题。我相信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人在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感到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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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写的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书稿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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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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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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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茉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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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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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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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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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1949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不过是弹指一瞬，却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波谲云诡的恢宏篇章。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所缔造的伟业、所经历的变局、所遭受的屈辱、所忍受的苦难、所激发的奋斗，无不堪称“三千年之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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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三千年之未有”的历史，不仅曾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的汇聚与总和，而且现在也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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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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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曾经的现实，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地方、每一刻时间，无不是历史的延续、未来的过往、偶然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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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说，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会引发太平洋上的巨大风暴；历史学家说，古代埃及一个女人[1]的鼻尖，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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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曾言，“六经皆史”，故“学者最紧要者，乃通知史事”。笔者虽难妄称“学者”，却凭借这一点朴素的认知，在数年前发下宏愿，幻想着一定要穷己之力，弄明白公元1644—1949年这三百余年间，中国的民族政策经历了哪些变迁，它又对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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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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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说，关于新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与解读成果，不可谓不丰；投身其中、造诣非凡的学人，亦不可谓不众。作为后学之辈，恬不知耻地许下如此宏誓大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近年来“反思”“质疑”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言论及相关争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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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笔者并没有民族学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在民族院校求学的教育经历，因工作需要才比较系统地学习、认知、践行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学界的“反思”“质疑”及其论辩，确实曾给笔者在思想和认识上带来极大的困扰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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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引发笔者困惑与困扰的并不是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正确性”“正当性”的争议，抑或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应该“政治化”还是“文化化”的道路选择与方向分歧——作为一名公务员，首先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认知——而是出于对“反思”“质疑”从何而来、因何而起的学术追问。在笔者看来，“反思”“质疑”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客观、公正、深入地探究引发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才不会人云亦云、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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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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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许正是探究和窥视这一社会现象的最佳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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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工作时开始接触、学习民族学的著作和文章起，笔者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国民族学史的理论构建有一点“异样”。这个“异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史”在某种程度上的模糊与缺席。在某些关乎史实的表述中，有的时候“欲言又止”，有的时候“语焉不详”，有的时候“旁顾左右而言他”……同时，一些明显悖于历史常理、违反历史常识、缺乏历史根据的观点与看法，却一直在“以讹传讹”，而且“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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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外蒙古“独立”是孙中山“驱除鞑虏”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外蒙古有其自身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其“独立”是清政府分崩离析的大势使然，八世哲布尊丹巴可能连孙中山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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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但实际情况是，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赋予了“民族”以“国民”“公民”的意义。他的“新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学说——中也饱含着极具政治创造力和理论包容性的“人民”内涵，更遑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团结”“共同奋斗”的思想和主张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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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继承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但实际情况是，蒋介石集团打着继承“总理”遗志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歪曲、伪篡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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