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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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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说，关于新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与解读成果，不可谓不丰；投身其中、造诣非凡的学人，亦不可谓不众。作为后学之辈，恬不知耻地许下如此宏誓大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近年来“反思”“质疑”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言论及相关争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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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笔者并没有民族学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在民族院校求学的教育经历，因工作需要才比较系统地学习、认知、践行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学界的“反思”“质疑”及其论辩，确实曾给笔者在思想和认识上带来极大的困扰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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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引发笔者困惑与困扰的并不是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正确性”“正当性”的争议，抑或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应该“政治化”还是“文化化”的道路选择与方向分歧——作为一名公务员，首先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认知——而是出于对“反思”“质疑”从何而来、因何而起的学术追问。在笔者看来，“反思”“质疑”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客观、公正、深入地探究引发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才不会人云亦云、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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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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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许正是探究和窥视这一社会现象的最佳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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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工作时开始接触、学习民族学的著作和文章起，笔者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国民族学史的理论构建有一点“异样”。这个“异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史”在某种程度上的模糊与缺席。在某些关乎史实的表述中，有的时候“欲言又止”，有的时候“语焉不详”，有的时候“旁顾左右而言他”……同时，一些明显悖于历史常理、违反历史常识、缺乏历史根据的观点与看法，却一直在“以讹传讹”，而且“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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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外蒙古“独立”是孙中山“驱除鞑虏”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外蒙古有其自身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其“独立”是清政府分崩离析的大势使然，八世哲布尊丹巴可能连孙中山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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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但实际情况是，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赋予了“民族”以“国民”“公民”的意义。他的“新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学说——中也饱含着极具政治创造力和理论包容性的“人民”内涵，更遑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团结”“共同奋斗”的思想和主张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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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继承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但实际情况是，蒋介石集团打着继承“总理”遗志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歪曲、伪篡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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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提出存在理论关联。但实际情况是，顾颉刚对蒋介石集团的边疆/民族政策一直持批评、批判的态度，两者可谓泾渭分明、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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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国民党的主张是“民族团结”“国族融合”。但实际情况是，蒋介石的“民族分治”思想深入骨髓，在“民族自决”的道路上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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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共产国际的“民族自决”政策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但实际情况是，“民族自决”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大国沙文主义”的支配和影响，不过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矫诏”，其目的就是要让国、共两党放弃对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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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自始至终都坚持把“民族自决”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但实际情况是，“民族自决”也曾经历提出、调整直至最终放弃的历史过程，斯大林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直接建议中共“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否则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形成，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与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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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灵魂与核心，它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升华，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新民主主义化”的理论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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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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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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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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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致梳理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理论政策演化、嬗变历史的一个基本轮廓，笔者自2008年起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同时收集、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先后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应该承认，笔者最初并没有预想到这些论文最终会形成现在的数量和规模，更没有预想到原本以为只需要用一两篇文章、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竟然一直拖延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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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x，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历史何尝不也是这样？当你接触的资料越丰富、掌握的信息越全面，你就越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还原和回归历史场景，收获的认知往往出乎意料，得到的结论也会让你充满惊喜和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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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就是总有那么多人迷恋历史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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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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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为十章，另有附论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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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的主题是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按照最初预想的写作计划，笔者原本是要从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开始的，但在阅读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文献时，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如果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大致的了解和基本的判断的话，就不可能正确、科学、客观地认知和评判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的功过得失，更难以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治。另外，学界对于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认识和评价的确有失公允。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清朝政府视为“民族压迫的牢狱”的观点当然不对，但片面放大其族类政治的历史功绩、视其为“古代中国族类政治的集大成者”显然也与实情不符。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清朝政府无处不在的隔离、封禁政策，隔绝了各族群众在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政治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导致各族相异、相疑、相轻、相恨、相离，难以凝聚、汇聚、团结成统一的整体和力量进而抵御外侮、振兴国家，难以共同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换言之，清朝政府给近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打下了一个“结”，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五族共和”，还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族主义”，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都是在试图解开这个“结”。就此而言，我们显然需要从“隔离”“封禁”的角度，重新解读、批判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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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以一章的篇幅解读清朝政府施行二百多年的民族政策，难免会显得单薄和平面。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远比“隔离”“封禁”这样的标签复杂和饱满。例如，在姚念慈所著之《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2]，以及国外史学家史景迁所著之《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3]中，关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清朝皇帝政治理念和政治心态的独到分析，对于深入开展清朝政府族类政治的研究就极具启发意义。众所周知，在诸多武侠小说、戏剧、电影中，包括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在内，乾隆皇帝是一个有着汉人血统的皇帝，是天地会等反叛组织“光复汉室”的唯一希望，而史实中的乾隆皇帝却查禁了雍正皇帝旨在重构“华夷之辨”的《大义觉迷录》。也许，清朝政府变革其“族类政治”的唯一机会，正是在乾隆皇帝手里断送的；等到“清末新政”的时候，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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