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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7996 有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自始至终都坚持把“民族自决”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但实际情况是，“民族自决”也曾经历提出、调整直至最终放弃的历史过程，斯大林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直接建议中共“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否则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形成，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与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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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7998 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灵魂与核心，它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升华，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新民主主义化”的理论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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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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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02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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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0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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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06 为了大致梳理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理论政策演化、嬗变历史的一个基本轮廓，笔者自2008年起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同时收集、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先后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应该承认，笔者最初并没有预想到这些论文最终会形成现在的数量和规模，更没有预想到原本以为只需要用一两篇文章、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竟然一直拖延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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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08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x，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历史何尝不也是这样？当你接触的资料越丰富、掌握的信息越全面，你就越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还原和回归历史场景，收获的认知往往出乎意料，得到的结论也会让你充满惊喜和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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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10 也许这就是总有那么多人迷恋历史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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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12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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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14 本书共分为十章，另有附论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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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16 第一章的主题是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按照最初预想的写作计划，笔者原本是要从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开始的，但在阅读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文献时，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如果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大致的了解和基本的判断的话，就不可能正确、科学、客观地认知和评判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的功过得失，更难以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治。另外，学界对于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认识和评价的确有失公允。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清朝政府视为“民族压迫的牢狱”的观点当然不对，但片面放大其族类政治的历史功绩、视其为“古代中国族类政治的集大成者”显然也与实情不符。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清朝政府无处不在的隔离、封禁政策，隔绝了各族群众在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政治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导致各族相异、相疑、相轻、相恨、相离，难以凝聚、汇聚、团结成统一的整体和力量进而抵御外侮、振兴国家，难以共同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换言之，清朝政府给近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打下了一个“结”，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五族共和”，还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族主义”，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都是在试图解开这个“结”。就此而言，我们显然需要从“隔离”“封禁”的角度，重新解读、批判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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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18 当然，仅以一章的篇幅解读清朝政府施行二百多年的民族政策，难免会显得单薄和平面。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远比“隔离”“封禁”这样的标签复杂和饱满。例如，在姚念慈所著之《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2]，以及国外史学家史景迁所著之《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3]中，关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清朝皇帝政治理念和政治心态的独到分析，对于深入开展清朝政府族类政治的研究就极具启发意义。众所周知，在诸多武侠小说、戏剧、电影中，包括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在内，乾隆皇帝是一个有着汉人血统的皇帝，是天地会等反叛组织“光复汉室”的唯一希望，而史实中的乾隆皇帝却查禁了雍正皇帝旨在重构“华夷之辨”的《大义觉迷录》。也许，清朝政府变革其“族类政治”的唯一机会，正是在乾隆皇帝手里断送的；等到“清末新政”的时候，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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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20 第二章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五族共和”。关于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的研究文章比较多，笔者所关注的不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而是重在探寻和分析二者分歧存在的理论基础，因之剖析“五族共和”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通过第二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合族而治”还是“分族而治”问题上的分歧，背后还包含着极具思想史意义的理论冲突。无论是革命派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观点，还是改良派所秉持的“国家主义”立场，其实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政情，都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与缺点，在此基础之上仓促而成的“五族共和”最终失败，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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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22 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学界多持肯定和积极的评价，但其中暗藏的玄机和危害却鲜有人论及。笔者在第三章还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以及鲍罗廷依据该决议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背景，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宣示的“民族自决”，将中国各民族“各自斗争、相互斗争”的民族主义路线强加给国、共两党，不仅违背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论述，而且违背孙中山先生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国族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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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24 第四、五章主要分析和研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长期以来，民族学界一直有一个“以讹传讹”的印象，即蒋介石集团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似乎孙中山先生就是“国族—宗族论”的始作俑者。通过文献分析，笔者认为，不仅这种“继承遗志”的印象并不准确，而且“国族—宗族论”也并非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貌。在发动反革命政变、窃取革命政权之后，蒋介石集团不仅没有继承孙中山先生“国族主义”的“遗训”，反而继续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史称“戴季陶主义”）为名背叛、歪曲、伪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其“国族主义”学说。在戴季陶、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划族而治”“民族分治”才是其深入骨髓的政治理念。虽然蒋介石在抗战压力之下炮制了所谓的“国族—宗族论”，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分裂、分治主义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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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26 第六章主要分析和研究所谓“美国模式”对孙中山“国族主义”构建和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影响。近年来，屡有学者提出借鉴“美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模式”来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争议。其实借鉴“美国模式”，并算不上“创见”。早在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就已经在借鉴“美国模式”构建其“国族主义”学说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孙中山先生所理解的“美国模式”与现在学者所理解的“美国模式”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美国模式”就是一种基于“民意”“民主”的“政治化”模式，而现在的学者基本上认为“美国模式”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化”模式；二是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政府的步步紧逼之下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借鉴“美国模式”构建其“国族主义”的路径和做法，转而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进而为戴季陶及蒋介石集团以儒家圣哲和道统学说伪篡、歪曲其“三民主义”学说开启了方便之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孙中山先生及其“国族主义”的境遇，很值得后人警醒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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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28 第七章以顾颉刚“边疆/民族”思想为主题。对于顾颉刚，学界大多关注其史学成就和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而忽略了对顾颉刚本人“边疆/民族”思想演化进程及其思想渊源的关注和剖析。根据笔者的分析，顾颉刚的“救国理想”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影响，其“边疆/民族”思想更是如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从本质上看就是对孙中山先生“国族主义”的重申和阐述。换言之，孙中山先生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顾颉刚的贡献在于，他戳破了蒋介石集团依附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上的“道统说”“圣哲说”的政治谎言，让“国族主义”再次回归到依托“民意”与“民主”的“政治化”的路径。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的观点，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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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30 第八、九章主要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的“显学”。借助苏联解体后逐步解密的档案文献，近年来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档案解密的“春风”，似乎并没有刮到民族学领域。通过这两章的分析，可以发现“民族自决”并非共产国际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经历了制定、调整然后实际上放弃的阶段；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民族自决”政策，显然也很难与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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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32 关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制定过程，现在学界大致上采用下述说法，即由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放弃了“联邦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俄罗斯学者根据最新的解密档案，指称斯大林曾在1949年2月初通过访问西柏坡的米高扬，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议“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且毛泽东的反应让米高扬感觉到这样的建议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因为毛泽东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让少数民族独立”。2007年，有党史专家在公开出版物上正式披露，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等文献中，原本有“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内容，只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被删除了[4]。2008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出版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公开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历次草稿及其起草过程的相关文献。从中可以发现，直至1949年8月，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仍包含着“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的内容。很显然，单纯从“李维汉建议—中央采纳建议—放弃联邦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角度，很难解释上述档案文献的价值和意义。第九章的研究主题，就是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确立过程。通过该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表明，关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共档案文献中确实存在不同的表述和摇摆反复，但对这种不同表述和摇摆反复需要在中共、苏共两党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之下，从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的高度进行理解、分析和把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政治道路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并未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动摇和改变。而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并没有导致中国共产党“照搬”和“照抄”所谓“苏联模式”，反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政治道路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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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34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什么会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放弃“联邦制”的主张呢？其理论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对比分析孙中山“三民主义”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十章旨在阐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不仅需要且妥善处理了与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之间的理论关系，而且还需要且妥善处理了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尤其是“国族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是对马列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和升华。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将“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理论政策”构建在“人民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基础之上，弥补了“国族主义”学说的缺陷，是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在强化“国族构建”和“民族国家”思想有所抬头的今天，重新阅读“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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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36 本书附论共计三篇，是笔者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完成的论文，对近代西方国家、近代中国、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民族”概念的形成、衍化和演变历程做了简要梳理和分析，虽然现在看起来文章略显稚嫩，但实际上奠定了本书对于“民族”概念的一些认识基础，故附录在书后，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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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38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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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40 历史总是比你知道的更复杂，比你想象的更丰满，比你揣度的更诡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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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42 笔者实不敢妄言这本小书的文字已经给读者提供了唯一的、正确的、清晰的答案，但它确是笔者数年来的心血所寄，是笔者在困惑中探索、思考的成果。如果能够对读者有一点启发、有一点助益，笔者就以为善莫大焉，能够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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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044 诗曰：“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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