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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清）有泰：《奏陈川藏交界地方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十二月］，转引自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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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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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第14页，转引自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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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张荫棠奏牍》（卷一），转引自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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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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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清实录藏族史料》（九），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第4738～4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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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298～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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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陈崇武编著《外蒙古近世史》，转引自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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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美〕费正清、费惟凯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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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清政府对蒙汉关系的恶化有着清醒的认知，李鸿章即认为蒙汉之结怨“一在佃种之交租，一在商贾之积欠”，参见《清史稿·藩部传·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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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其于诸番也，容之如天地，养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雷霆。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劳则养之，患则救之。量才而授任，疏之以爵士，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无所利焉。寸赏斗罚，天子无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虽背恩悖义，撒如腾机思、和口罗理、罗卜藏丹津、阿睦尔纳等，叛则讨之，循则宥之，降则舍之，甚至葛尔丹之为边圉，屡肆突犯，败困力竭，逃无所往，犹拳拳赐书招徕，开布诚信，许以不死。盖所以求服之心者，谆谆无已也。”转引自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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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参见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简论》，民族出版社，2006；张力均《政治文化视野：清代边疆民族政策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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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七，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修《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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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清世宗实录》卷八，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修《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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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二章 “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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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旨在维系皇权的“新政”彻底失败，现代国家意识和现代民族意识随之逐渐觉醒。革命派和改良派就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展开了激烈论战，革命派基于“民族主义”倡导“排满革命”以推翻帝制，改良派基于“国家主义”主张“五族一家”以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政治局势的急遽变化，迫使清政府、革命派和改良派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妥协，奠定了南北统一的政治基础，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政治”的新纪元。但是，此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存在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显然无法有效解决在清朝统治的数百年间积重难返的民族问题，反而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规复旧制”开启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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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古代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并在“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五族共和”政治纲领引领下，缔造了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百年之后回眸这段历史，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杂乱纷呈的政治主张、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劫难重重的国家命运，仍然令人不免唏嘘。一百多年来，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与分析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争议、赞誉与诋毁的声音也一刻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学界对于辛亥革命重要内容之一“民族革命”的认识和分析亦已逐渐深入，对奠定民国政治基础、可视为辛亥革命最重大成果之一的“五族共和”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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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的问题却是，为什么继承南京临时政府衣钵的北洋政府会热衷于“规复清朝旧制”而弃“五族共和”于不顾？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短短的十年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就宣称“五族共和”是“欺人之语”[1]，是“根本的错误”[2]？如果单单以被背离或者抛弃作为“五族共和”遭受失败的历史注解，很显然等于忽视、忽略或者割裂了“五族共和”与民国民族政治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只有追问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与理论局限，才能充分借鉴和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会使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和纪念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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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170303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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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改良”与“革命”的思想分歧与政治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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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同时，以“驱除鞑虏”为政治纲领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在风起云涌，喊出了“满人治满、汉人治汉”[3]的革命口号，这对本已错综复杂、脆弱敏感的族际关系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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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在古代中国所谓“春秋大义”和“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下[4]，将古代中国的王朝更迭视为国家灭亡，认为清朝入主中原是“异族”窃取明朝统治权，是汉族“亡国”；宣称清政府不是中国政府，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5]，“志在驱逐满洲人”[6]。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为革命派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7]的危机感，使革命派开始使用“民族主义”宣传革命思想，把以“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为目标的“排满革命”视为“民族运动”[8]。1905年，孙中山将“民族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革命体系之中[9]，提出要实行“民族革命”来“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10]，使“排满革命”过渡到“民族革命”的新阶段。革命派所谓的“民族主义”，以“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一国异民族者则求分”为精髓[11]，认为“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12]。革命派所谓的“民族革命”，也以宣扬满汉仇杀、“亡国”之恨为社会动员的思想武器，以各族“裂土分治”为革命的政治目标，将内地十八行省视为“中国本部”，主张“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13]，而满洲（东三省）、新疆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都在可以放弃之列，可以“任其去来”[14]。章太炎明确提出“满汉分治”，主张“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则“为汉人之分地”[15]。有研究表明，革命派曾以在长城以南建国、让予满蒙之地为条件，谋求日本政府的支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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