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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其于诸番也，容之如天地，养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雷霆。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劳则养之，患则救之。量才而授任，疏之以爵士，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无所利焉。寸赏斗罚，天子无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虽背恩悖义，撒如腾机思、和口罗理、罗卜藏丹津、阿睦尔纳等，叛则讨之，循则宥之，降则舍之，甚至葛尔丹之为边圉，屡肆突犯，败困力竭，逃无所往，犹拳拳赐书招徕，开布诚信，许以不死。盖所以求服之心者，谆谆无已也。”转引自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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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参见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简论》，民族出版社，2006；张力均《政治文化视野：清代边疆民族政策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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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七，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修《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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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清世宗实录》卷八，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修《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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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二章 “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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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旨在维系皇权的“新政”彻底失败，现代国家意识和现代民族意识随之逐渐觉醒。革命派和改良派就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展开了激烈论战，革命派基于“民族主义”倡导“排满革命”以推翻帝制，改良派基于“国家主义”主张“五族一家”以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政治局势的急遽变化，迫使清政府、革命派和改良派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妥协，奠定了南北统一的政治基础，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政治”的新纪元。但是，此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存在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显然无法有效解决在清朝统治的数百年间积重难返的民族问题，反而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规复旧制”开启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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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古代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并在“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五族共和”政治纲领引领下，缔造了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百年之后回眸这段历史，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杂乱纷呈的政治主张、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劫难重重的国家命运，仍然令人不免唏嘘。一百多年来，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与分析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争议、赞誉与诋毁的声音也一刻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学界对于辛亥革命重要内容之一“民族革命”的认识和分析亦已逐渐深入，对奠定民国政治基础、可视为辛亥革命最重大成果之一的“五族共和”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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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的问题却是，为什么继承南京临时政府衣钵的北洋政府会热衷于“规复清朝旧制”而弃“五族共和”于不顾？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短短的十年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就宣称“五族共和”是“欺人之语”[1]，是“根本的错误”[2]？如果单单以被背离或者抛弃作为“五族共和”遭受失败的历史注解，很显然等于忽视、忽略或者割裂了“五族共和”与民国民族政治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只有追问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与理论局限，才能充分借鉴和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会使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和纪念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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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改良”与“革命”的思想分歧与政治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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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同时，以“驱除鞑虏”为政治纲领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在风起云涌，喊出了“满人治满、汉人治汉”[3]的革命口号，这对本已错综复杂、脆弱敏感的族际关系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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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在古代中国所谓“春秋大义”和“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下[4]，将古代中国的王朝更迭视为国家灭亡，认为清朝入主中原是“异族”窃取明朝统治权，是汉族“亡国”；宣称清政府不是中国政府，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5]，“志在驱逐满洲人”[6]。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为革命派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7]的危机感，使革命派开始使用“民族主义”宣传革命思想，把以“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为目标的“排满革命”视为“民族运动”[8]。1905年，孙中山将“民族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革命体系之中[9]，提出要实行“民族革命”来“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10]，使“排满革命”过渡到“民族革命”的新阶段。革命派所谓的“民族主义”，以“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一国异民族者则求分”为精髓[11]，认为“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12]。革命派所谓的“民族革命”，也以宣扬满汉仇杀、“亡国”之恨为社会动员的思想武器，以各族“裂土分治”为革命的政治目标，将内地十八行省视为“中国本部”，主张“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13]，而满洲（东三省）、新疆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都在可以放弃之列，可以“任其去来”[14]。章太炎明确提出“满汉分治”，主张“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则“为汉人之分地”[15]。有研究表明，革命派曾以在长城以南建国、让予满蒙之地为条件，谋求日本政府的支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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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的“民族革命”主张，遭到改良派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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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派认为，就历史而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7]。经过数千年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华民族已经密不可分、命运一体，“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18]；就政治而言，朝代更迭与国家兴亡有着天壤之别，清朝替代明朝只是“朝代之迁移，与国家之存亡毫无关系”，如杨度强调“中国为中国的国家而非满洲国家”[19]；就事实而言，中国“其土地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为然，即国际之事实亦然”[20]；就实力而言，“蒙、回、藏人之文化，不能骤等于汉人”，而“汉人之兵力，不能骤及于蒙、回、藏人”[21]；就策略而言，政治力量“分则小，合则大”“分则弱，合则强”[22]；就形势而言，无论汉、满、蒙各族，都不能单独与列强抗争，“汉人”既不能“自为一国”，满、蒙也“不能无汉人而独自存立”，各族“必当联合而为一国者”[23]；就后果而言，排满革命的结果必然是“五族互排”[24]，使中国“全体瓦解，外人乘之”[25]，导致“群雄乘势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国已裂矣”[26]的结局。为调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和矛盾，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的概念，主张“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以“排满”为主张的“小民族主义”，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27]。改良派认为，皇权专制是维系主权完整和民族统一的政治纽带，一旦“皇统即异”，蒙、回、藏能否维系在中国之内则难预测，如若不能则中国定将有危险之虞[28]，因此“欲保全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则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29]，通过“存皇室而予国人以参政之权”实现“以汉满蒙诸民族共立于立宪之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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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革命派、改良派，以及包括蒙、回、藏势力在内的地方势力[31]，在辛亥革命前夕就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为达到维系皇权统治的政治目的，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32]，于1906年宣布“仿行立宪”。但是，清朝皇室的王公贵族并不甘心失去政治特权和既得利益，所谓“满族国家主义”反而甚嚣尘上，再次左右了清政府的政治走向[33]，用皇族[34]排挤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官势力，以立宪收揽地方军政大权，以“国有”挤压民间实业的生存空间。事实证明，君主立宪对清政府而言不过是一场图谋“皇族集权”的政治骗局[35]，不仅让改良派大失所望、满汉关系势如水火，也把地方封疆大吏——无论是蒙、藏政教势力，还是内地督抚——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因如此，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不单是革命派，一些改良派、地方势力都迅速参与到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行列之中，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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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最初的革命目标，既包括推翻封建皇权、建立共和国家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消除满族特权、恢复汉族国家的所谓民族革命[36]。武昌首义成功之后，鄂军都督致电清政府（电文中称之为“满政府”），宣称“春秋一书，内中国而外夷狄，所以严夷夏之防”；清政府“以夷乱夏，盗窃神器”，“纵能一视同仁，勿分畛域”，然而“我炎黄帝胄……尚欲复仇雪耻，殄灭胡虏”；更何况清政府在政教、要隘、文字、任官、定制、收赋、颁律等方面处处欺压、歧视汉族，所以要“上为祖宗雪耻，下为生民请命”，进而“坚同仇之志，伸讨贼之义，颠覆恶劣政府，建立共和国家”[37]。正因革命力量将清政府视为“外国”，所以各地都以“独立”的形式宣布“起义”，并在“独立”宣告中明确宣示革命是“特举义师，光复故国”“为恢复而起，为共和而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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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改良派和地方势力纷纷改头换面投身革命，不仅改变了辛亥革命初期南北双方的力量格局，也改变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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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革命而言，各地督抚积极参与反清革命，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突出体现，他们所寻求的不仅仅是建立所谓的“共和”体制，而是为了改变中央集权的现状，消除清政府在新政后期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而带给地方势力的严重威胁。所以辛亥革命的目标，除了要改变国体、推翻皇权外，又增加了取消中央集权、强化地方权力的内容。在如何实现共和建国的问题上，苏、杭都督明确通电主张依照美国大陆会议制度，建立联邦国家[39]，得到广泛赞同。事实上，由“独立”后的各省都督派遣代表所组成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而非同盟会等革命派组织，扮演了中华民国缔造者的角色。该联合会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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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导权的变更和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给改良派纠正革命初期的“排满”错误提供了政治契机。为避免“汉族革命”导致国家分裂、种族仇杀、生灵涂炭，改良派在皇权存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转而认为皇权“存之废之，无关大计”[41]，认为“民主共和，最宜于国土辽阔、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42]，而且“与其畛生灵以锋镝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43]，因此“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44]，寻求在国家主义和共和体制之下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途径。而外蒙古、西藏等地的独立运动和西方列强的干涉、瓜分行动，也使革命派逐渐认识到了排满革命所导致的现实危险[45]。“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最终采纳了改良派的意见，同意在“礼遇旧皇室”和“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的条件下进行南北和谈[46]。1912年1月1日，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宣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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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派的主张，也得到袁世凯的首肯。早已外强中干的清政府，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被迫同意皇帝退位，“听我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48]。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期待“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49]，并对外公布了南北双方达成的政治协议。这些协议包括：《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待遇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些文件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50]等历史文件一起，共同奠定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基础，为推翻皇权、实现南北统一扫清了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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