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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政论》第一期，1907年10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1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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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政论》第一期，1907年10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1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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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1月20日—5月20日），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13～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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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齐桓公最早提出“尊王攘夷”，并联合列国共同抵御夷狄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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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之后，反清意识在民间普遍觉醒，普通百姓社会心理“极大地倾向于‘国’‘汉’‘大汉’等民族主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清末政治思想中排满革命论的兴起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参见〔日〕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宋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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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见徐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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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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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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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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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临时大总统为国务院官制等八项修正案提请决议咨》（1912年5月23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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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待遇西藏条例》（1913年1月9日），载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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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蒙藏事务局关于肖扬条陈西姆拉会议事宜意见致大总统袁世凯呈》（1913年11月19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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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郭凤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国台湾）国史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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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蒙古待遇条例》（191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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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改良派代表人物如梁启超、杨度、张謇等多在北洋政府身居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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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北洋政府时期川边地区多次爆发军事冲突和对抗，参见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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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三章 “民族自决”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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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会议宣言，正式宣告“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通过现今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国民党一大宣言”是以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基础，且其背后有着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政治动机。后人论及“民族自决权”，多认为这一主张符合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只是没有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却没有认识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既不符合甚至完全背离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大会决议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孙中山先生“新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远非“水土不服”那么简单。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诸项主张，我们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亦有必要采取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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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被视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开了大革命的历史序幕。宣言不仅主张彻底、健全地“反帝国主义”，而且“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并且明确主张“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这不仅是“民族自决权”第一次写入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而且也意味着改组之后的中国国民党从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上抛弃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共识和革命成果——“五族共和”。无论是对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对中国现代史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转变。实际上，正是自国民党一大之后，“民族自决”逐渐深入中国现代史，一度超越甚至取代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地位，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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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历史档案逐步解密和学界不断深入挖掘，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主导下起草的，其基本内容来自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中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对国民党行动纲领进行了十分重大的修正[2]。宣言在国民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议，就连孙中山本人也并不赞同甚至曾经明确表示反对[3]。鲍罗廷在工作札记中记载了孙中山在宣言发表前一天紧急约见他并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的内容：“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4]有研究者认为，为了获得苏联方面的国际援助，学习和借助苏联革命经验——尤其是组织和军事经验——孙中山最终选择与鲍罗廷达成某种妥协，同意发表宣言。但是在保持国民党自身理论体系完整性和意识形态独立性方面，孙中山却有着非常清晰的坚持和主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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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笔者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和鲍罗廷为什么要将宣言“强加”于孙中山？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否体现和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孙中山为什么会不同意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所起草的“一大宣言”？宣言内容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理论矛盾与政治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对中国近代历史和国共两党的民族理论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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