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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之后，反清意识在民间普遍觉醒，普通百姓社会心理“极大地倾向于‘国’‘汉’‘大汉’等民族主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清末政治思想中排满革命论的兴起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参见〔日〕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宋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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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见徐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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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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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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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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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临时大总统为国务院官制等八项修正案提请决议咨》（1912年5月23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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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待遇西藏条例》（1913年1月9日），载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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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蒙藏事务局关于肖扬条陈西姆拉会议事宜意见致大总统袁世凯呈》（1913年11月19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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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郭凤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国台湾）国史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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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蒙古待遇条例》（191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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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改良派代表人物如梁启超、杨度、张謇等多在北洋政府身居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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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北洋政府时期川边地区多次爆发军事冲突和对抗，参见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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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三章 “民族自决”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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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会议宣言，正式宣告“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通过现今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国民党一大宣言”是以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基础，且其背后有着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政治动机。后人论及“民族自决权”，多认为这一主张符合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只是没有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却没有认识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既不符合甚至完全背离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大会决议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孙中山先生“新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远非“水土不服”那么简单。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诸项主张，我们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亦有必要采取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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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被视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开了大革命的历史序幕。宣言不仅主张彻底、健全地“反帝国主义”，而且“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并且明确主张“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这不仅是“民族自决权”第一次写入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而且也意味着改组之后的中国国民党从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上抛弃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共识和革命成果——“五族共和”。无论是对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对中国现代史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转变。实际上，正是自国民党一大之后，“民族自决”逐渐深入中国现代史，一度超越甚至取代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地位，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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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历史档案逐步解密和学界不断深入挖掘，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主导下起草的，其基本内容来自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中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对国民党行动纲领进行了十分重大的修正[2]。宣言在国民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议，就连孙中山本人也并不赞同甚至曾经明确表示反对[3]。鲍罗廷在工作札记中记载了孙中山在宣言发表前一天紧急约见他并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的内容：“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4]有研究者认为，为了获得苏联方面的国际援助，学习和借助苏联革命经验——尤其是组织和军事经验——孙中山最终选择与鲍罗廷达成某种妥协，同意发表宣言。但是在保持国民党自身理论体系完整性和意识形态独立性方面，孙中山却有着非常清晰的坚持和主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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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笔者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和鲍罗廷为什么要将宣言“强加”于孙中山？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否体现和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孙中山为什么会不同意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所起草的“一大宣言”？宣言内容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理论矛盾与政治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对中国近代历史和国共两党的民族理论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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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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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的20世纪10年代，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腐朽衰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国内方面，袁世凯1916年因恢复帝制失败而亡以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在政治上谋权篡位、觊觎中央政权，在军事上穷兵黩武、割据混战，在财政上竞相卖国举借外债、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文化上尊孔复古、钳制民主自由思想。府院相争、张勋复辟、孔子入宪、曹锟贿选，一幕幕政治丑剧、闹剧相继上演，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早已丧尽人心。国际方面，虽然西方列强因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瓜分控制，但是日本却乘虚而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先是威逼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后又借口对德宣战侵占山东等地。“亡国灭种”的威胁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剧。1919年，在巴黎和会维权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五四运动随即爆发，标志着中国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正式兴起。与以“排满革命”和“五族共和”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相比，中国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但其依然面临着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历史使命：一是要在国际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二是要在国内处理蒙、藏等政教势力的分离运动和分离趋向，实现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的平等、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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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是“排满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推翻“满清”统治、“光复汉人国家”无疑也是孙中山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之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采纳立宪改良派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作为维系统一、建立共和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也认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7]，宣布放弃以“排满革命”为主旨的“民族主义”，且深以“满、蒙不靖，于心有愧”[8]，转而为“五族共和”的真正实现而积极奔走呼吁[9]，祈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10]，展现了一代历史伟人独有的人格魅力和政治魄力。但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不仅蒙、藏分离运动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也愈演愈烈，民主共和更是化为泡影。面对支离破碎的政治残局，在1920年前后，孙中山转而对“五族共和”采取批判的态度，甚至直斥“五族共和”是由“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11]等“无知妄作者”所“创办”[12]，“直欺人之语”[13]。在此期间，美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熔炉”模式、苏维埃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自决”模式，都曾对孙中山产生过重要影响。结合对中国国情和民族政治形势的了解与判断，孙中山对自己以往的民族主义做出了重大修正和调整，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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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思想，是一个回答了“为什么需要民族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如何去实现民族主义”等重大问题且既完整又庞杂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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